■核心提示

◎地域文学并非是一个在任何地域层级都有效的概念，它必须有某种内在的文化同一性。

◎回忆中的乡土已经不是原有的面目了。很多时候是不断移植和合并，不断让它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得到重新的绽放，重新的生长。

◎作家将小河流慢慢开凿成一条运河，然后将它通向大海。无非是在审美上、人性上打通很个性的地方，将个性的区域跟外界取得联系。

◎一些我们能读到一种民间旺盛的原力，这种原力它不是单作者的故乡，而是以故乡来建构一个民族、国家的一种内在的民间的活力。

◎站在现代性立场书写区域地理，可以抽离故乡的具体性、确定性而代之以时代的普遍性；也可以从普遍的现代性返回来，去寻找故乡特殊性。

◎地域文化从某个方面来讲，它跟现代性根本就是相互拮抗的。现代与过去，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

■本期嘉宾

林渊液：汕头市作协副主席

陈培浩：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陈崇正：《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1、地域文学概念的有效性

林渊液：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地域特色文学的现代性。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陈培浩博士，青年文学评论家，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崇正，近几年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位作家，现在是《花城》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来自潮汕地区，可能我们举的例子会以潮汕文学为主，有些也是自己的创作困惑或者经验。同时也因为潮汕地区近几年来涌现了一批比较年轻的作家，除了在座的陈崇正，还有厚圃、吴纯、林培源、陈再见、王哲珠，甚至更年轻的陈润庭，他们对潮汕文学的现代性的尝试和探索，我们都觉得蛮值得一聊。当然有些话题，可能会涉及到岭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学。

关于地域文学和现代性的这种话题，大家做得挺多，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大都有一个默认，可是什么是地域文学，陈培浩好像认为这个概念还需要厘清。    

陈培浩：我认为地域文学并非是一个在任何地域层级都有效的概念。它必须有某种内在的文化同一性。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地域单位，对它的文学论述是有效的；但行政省份内部的文化却具有多样性，因此“某省文学”这种论述常常带来内在的困难；但如果细分到文化地域，比如广东的潮汕、客家和广府，对它们进行文学论述又是有效的。

林渊液：关于区划，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弃行政的，而选择文化的。

陈培浩：当我们在做地域文学的讨论时，很多时候其实它必须依照一个文化，即文化认同，一个族群的认可作为它内在的纽带。

陈崇正：我们更多是通过个体的作家来认识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南美的文学、哥伦比亚的文学，我们对它整体认知非常有限，看到的通常是组成这个面的几个点。文学的交融在悄然进行，特别像广东，这二三十年中我们中间层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他们选择了广东，也就成为广东作家，你很难从文化上去进行区分。就我所熟悉的东莞，中间层作家基本都是迁徙而来，包括塞壬、陈启文，也包括之前在东莞的郑小琼和王十月，他们很早就来到东莞。以文化去作为作家生态的区分，似乎也很难成立。

林渊液：按照陈崇正的说法，连地域的这个指向都有问题。

陈培浩：他刚才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在文学接受当中，首先是通过一种标签去了解一个地域的。二是在全球化不断迁徙的背景下，地域文学的稳定性其实是被消解的。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如何来理解或者说如何再来探讨地域文学的问题。以往当我们谈潮汕文学的时候预设了一种最典型的形态，在潮汕本土生活，写潮汕本土生活的潮汕作家，这是典型的潮汕文学。但事实上很难如此。今天被我们称为潮汕作家的很多人是定居在外面的。比如说厚圃和陈再见在深圳，陈崇正在东莞和广州，林培源在深圳、广州、北京都呆过。生活在本土的作家，比如林渊液，写诗的黄昏、陈仁凯，写小说的陈继平、谢初勤、王哲珠等等。所以林伦伦教授就提出一个观点，潮汕文学应该叫做潮人文学，后者是以文化为坐标的。我认为这有道理。

今天我们谈写作的地域特色无法回避迁徙交融的生活，而且绝对地域化的写作其他地域的人也是难以进入的。文学在地域之外终究还是表达了一些普遍的东西。比如陈崇正的《半步村叙事》，有的家乡的朋友就认为可以从中读出很多故乡的风物，但如果仅有故乡风物，恐怕其他地方的读者就进入不了。

林渊液：读《半步村叙事》的时候，我反而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官塘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悉，整体上我觉得，他虽然写的是潮汕，可是相对来说跟中国其他的乡村差别不会很大，我反而没有觉得他特别地进入潮汕人的精神腹地，不知道是不是因他长期在外地生活，对故乡的认同感会弱一些？

陈崇正：前几天我的新书设计稿出来，在校对时我就发现设计师给我多做了一个扉页，上面写着“献给——”。这本小说集该献给谁？我发了半天呆，后来就写了一个“献给没有故乡的人们”。我们这一代人从高中开始，就跟你所谓的故乡已经隔开的。很多时候你所回忆的乡土，回忆的那些环境和人，常常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想象，而不是原有的那个面目了。很多时候我采取的办法也是很无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将我所能看到的，我所能理解的乡村不断地进行移植和合并，进行深加工，不断让它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得到重新的绽放，重新的生长。

林渊液：我是根本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一个人，曾经有朋友说过我，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乡村经验的人还能写作，那真的是挺奇迹。

2、普遍性VS特殊性

林渊液：我们刚才谈论关于地域特色文学的当中，可能已经面临另外的话题，比如，在写作当中，既要呈现地域特色，又如何体现出现代性。我个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它与现代化是不同的，不止是工业文明的程度，更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它必须符合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的观照。比如，对于一个民俗的处理，可能不同作家会有自己的方法。传统的写法可能会是被民俗笼罩的那种感觉，遮天蔽日的，然后，人的命运也在这种遮蔽之下展开。但有现代精神的作家可能不一样，他会从这个层面上逃离出来，这种书写可能会有更多的层次。在《失语年》这个小说里，我尝试用两代三个人：母亲、陆小雪和杜修文他们对待罗睺年的态度来展示不同的人生态度。其实，从主要人物的态度、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家对于人物的臧否，大致也可以反映出作家的价值和精神取向。

陈培浩：中国作家站在现代性立场书写区域地理，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把故乡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符号。我们常常谈到一个作家要有他的故乡，一个作家的写作要有根，一个没有故乡的写作不会走得远的。陈崇正所采用的就是一种普遍化的方式，这种普遍化的方式就是说他会在故乡内选取各种各样的素材，选取各种外形作为一个符号的标本，它会在那里面承载一个更加普遍性的焦虑，或者说其他地方的人都能够认同的一种文化内涵。这个策略其实也不是陈崇正首创的。莫言写东北高密乡这样一个地方，当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不需要去了解这个地方文化的具体性，就能够从它那里获得某种共鸣，那是因为莫言抽离了故乡的具体性，替代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像《丰乳肥臀》《红高粱》这样一些作品，我们能读到一种民间旺盛的原力，这种原力它不是单单适应于他的故乡，而是所有人的故乡，所以这个意义上其实莫言不是写他的故乡，而是以故乡来建构一个民族、国家的一种内在的民间的活力。

当然，也有很多的作家他们更愿意去表达某些区域不可替代的根性。这种根性有时会表现为一种区域文化人格，有时则会落实到语言上。海派的区域性以前多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而京派则体现为一种语言上的地方风味。不过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同时落实在区域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上。为什么落实到文学方言上的写作也是现代性的写作呢？在我看来，“方言”在今天文学中之所以被重视，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人们在一个持续祛魅的世界需要到区域那里去寻根，而这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症候。

陈崇正：在我看来其实是同一个方式，就是说无论是从题材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人格上，作家在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将小河流中的一些东西慢慢开凿成一条运河，然后将它通向大海。无非是在审美上、人性上打通很个性的地方，将个性的区域跟外界取得联系。比如说题材，当然传统的有一些田园牧歌式的，像沈从文一样，能够从一个自我圆满的时空里面挖出美，挖出值得升华的气象。但是这个在现在已经非常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离我们很远，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趋于同质化。方言化尝试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姿态性的展现，而不完全是能够依赖于语言去打开一个大局面。包括从文化人格上进行拓展，这其实也是让很多我们已知的、个性的人格融汇到一个更大的范畴里面去。但这也给我们一个创作上的启发，一个作家他占有独特的写作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你所占有的题材、语言以及人格，文化上的区分度越高，你往大海里面推出去的东西可能就越精彩，也就更值得期待。

陈培浩：不同的作家，他们在地域、文学之间的处理方式应该不能说是一回事。我们举身边的例子，比如说林渊液写到故乡的这些作品，虽然她说她没有乡村的经验，但是我认为她写到自己的故乡，乡村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她跟陈崇正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体现在，我刚才讲陈崇正是要抽离故乡的具体性、确定性而代之以时代的普遍性。而在林渊液的写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她非常强调故乡的特质。陈崇正的方式是从故乡出发去寻找普遍性；林渊液的方式是从普遍的现代性返回来，去寻找故乡那种特殊性，你看她的散文《乡巫》《乡神》，她就是通过非常有潮汕特点民俗的书写，追问当地人的精神生活，在民俗书写中，她追问一个女性的心灵跟它所处文化之间的关系。

林渊液：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说的是同一回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分歧，陈崇正他是从整体来评说，你是从具体的路径，每一个作家把握题材的路径来说。

陈培浩：我认为不同的路径表明了不同心灵的立场。

林渊液：其实我有一个担心，当作普遍性处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以抛弃个人最独特的东西作为代价？他的写作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地域性是一个人个性的一半，你塑造一个人物，赋予他性格，他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地域的烙印，可是当你普遍化处理之后，比如它是一个中国农村的形象，那么你跟中国其他的乡土写作，比如说半步村跟其他的村庄相互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放在一个湖南或者山西的农村里面，它怎么分别出来，你是不是自动把地域性赋予一半的个性就放弃了呢？

陈崇正：不同选择其实就是作家自己的一种操控以及作家个人精神追求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普遍，其实是所有的个性独特的一个集合。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个案跟那个个案好像都能呈现在共同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出原来它们是一致，很多时候好像是放大了，但其实很多东西就会不断重叠，趋同，很多东西变成一个集合。

3、地域文学现代性的两难境地

林渊液：外地人在感受我们潮汕人的时候，觉得我们特别有故乡认同感，好像一提起潮汕文化，都会热泪汪汪。这种感觉，比起广府文化、客家文化都更甚。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只用一个视角，比如仰视，来看地域文化的话他可能会丧失很多的视角，对地域文化的反观会变得非常单一。我们看到的地域特色文学的写作不少，但优秀作品却从来不多。从这点也可看出地域写作的双刃性。作为人，可能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作为作家，又容易形成方法定势。那么，地域写作如何规避误区，克服区域意识，把地域的文化背景提升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共享性、可传达性、可理解性能够达成，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实现这些愿望，也只有现代性可以完成。这几年，大家也才慢慢地达成共识，现代性其实是势在必行的。

陈崇正：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愿意像老一辈一样去写东西了，整个气场已经变了，他们这一代人更多是选择去做一些科技而实用的事，不愿意再去写了。在互联网里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再用一种向内的姿态去写作，现在是无法形成很好的对接。我并非说写作要去取悦读者，而是说在文学地图中个体不断在消解的背景下，湖泊池塘枯竭，通向大海的道路需要换一种思路去进行建构。

林渊液：可是，我又觉得，地域文化从某个方面来讲，它跟现代性根本就是相互拮抗的。现代与过去，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对比，而是生存理念、文明指数、生活品质，以及普世价值的认可等等的对比造成的。鲍得里亚说过：“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传承性重了，开放性就差了。相反的，现代性强了，有时候又跟传统格格不入。这一点，不止是我们，在当代有名的作家当中，也不乏例子。

中国当代作家可能受马尔克斯的影响特别大，魔幻现实主义好像也已经成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标签之一。可是我看一些作品，还是有一个感觉，很多作品，那是在马尔克斯的汤汁里，舀一勺子，然后淋在自己的东西上，一直没有融合进去。故事是他自己的故事，人物是他自己的人物，但那点魔幻的、现代主义的东西，一直不太融洽。包括苏童刚获奖的《黄雀记》，我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小说最后的那个红脸婴儿，那个怒婴，他不吝笔墨地写了红脸婴儿的脸到底有多红，是火红，紫红，猩红？或者仅仅是桃红色，粉红色？早晨是怎么红，中午是怎么红，黑夜是怎么红。他肯定是作家寄予深意的一个象征。理论家是有得分析的，但退回到一个读者的位置，你会觉得别扭。同样的，里面有个保润打结的情节，他爷爷疯了以后，为了协助医院更好地管理他，所以，用了很多办法来把爷爷绑住。他不停地变幻花样，打出不同的绳结。一个乡村人物的经验，与作家的这种象征意向，存在着太大的落差。

陈崇正的作品，一直也是有两个方面的支流，一路走向写实（《半步村叙事》《夏雨斋》等），一路走向魔幻（《黑镜分身术》《停顿客栈》等）。而他引起文学界关注的，无疑地还是那一批实验性作品。在这类实验性作品中，我们也隐约可见马尔克斯的飞天毛毯。但是，好像这两个支流也还没有特别好地汇合起来？

陈崇正：可能也没必要汇合。你让它保持着两条河流也挺好的，既有很写实的，从新闻和乡野轶闻得到转化的写法；同时也有一些希望通过寓言和魔幻的这样一种写法来进行渗透，在美学上能够自我完整的作品，一种是转化的，一种是建构的。

陈培浩：我想回应林渊液开始提出的区域文学的现代性两难处境的话题。区域性与现代性当然会有很大的矛盾；但我们也会发现，在现代某个背景下，地域也成为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在当代有这种区域写作？区域写作指的是把更多的区域特色融进去的一种潮流，我认为这里面包含了某种向区域寻根的一种文化背景。当我们已经不能向更大的范围寻找确定性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到族群，回到小的文化，回到你所讲的方言当中去寻根，这是一个地域文学跟现代在大的背景中，它们找到一个交汇的契机。当然内在会有很大的一些冲突，地域跟现代它的源头处就有某些冲突的东西。

一个作家在表达地域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路径，这些路径都值得尊重，选择是由不同的作家个性来决定的。我认为更要关注的是：站在地域来表达现代性，或者站在现代性重返地域的时候，它的危险所在。如果说抽空地域确定性去寻找一种时代的普遍性的路径是可行的话，普遍性如果成为一种大而化之公共性的话它就是危险的。用一个小乡村来隐喻这个大时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乡村容纳的大时代，像余华的《第七天》那样，沦为一种人所公知的新闻表达、新闻经验的话它就是失效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回到地域，回到故乡去寻找，其实不是寻找某个故乡，而是寻找故乡当中那些不可替代的心灵的细节。不管写什么，你的地域不能失去细节，你要表达任何的普遍性也好，因为普遍性越大，一定概括性就越强，越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但是这种表达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非常多的细节，这种细节也可能就来自于你的故乡。为什么金宇澄获得那么多人的赞赏，答案很可能就在于他书写的上海生活细节当中。这是说，当我们要从地域出发去表达宏大的现代性命题时，不要忘记了地域最具体的细节；那么第二个方面来了，当我们要回到地域那里去时，也千万不能忘记现代性，忘记我们跟历史之间那种隐匿不现，但无所不在的关系。

林渊液：也就是说，“两难”可以通过细节去化解。那今天就谈到这吧，谈了一些我们在写作中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