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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在中国的界定有些模糊，似乎不能照字面理解，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就叫城市文学。比如我读卡佛、福特的小说，就不以为自己是在读“城市文学”，——关键是气味，倒不在于他们写了什么。他们写的是城市，城市里的小人物，孤独，卑微的生活，疏离感……像这一类的文学，倘若以“城市文学”罩之，悖于我们的一般想像。只能说，他们写的是某一类现代人的生活，不管这个人住城里还是住乡下，他们总归是现代人，差别不大的。

我疑心欧美文学并没有城乡之分，他们因为城市化比较发达，城乡差别基本被抹掉了，不像中国这样泾渭分明，因此我读他们的小说，很难读出城乡的印象，——俄罗斯倒是有的，在于他们的现代化程度和我们一样简陋，莫斯科本是一个大乡镇，郊外是田野，平原，森林，扎花头巾的姑娘；彼得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它比较现代，因为是穷国家的富城市，所以纸醉金迷的一面很容易凸显，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印象。

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的印象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为穷，对于城市只有一种想像，那就是灯红酒绿，莺歌燕舞，这当然是无知和偏见，但说到底，还是整个国家的乡气。无奈的是，百余年来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成为我们对于“城市文学”一个心照不宣的界定。

这个界定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大家写得很“像”，无论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小说，很容易就落入一个窠臼里，其实是思维已经僵化了，尤其是乡土小说，围绕它的关键词脱不开贫困、苦难、怀乡病……我在想，是否还能有别的表达？无庸置疑，苦难是中国乡村的重中之重，但即便直面苦难，扎根于苦难，写的时候恐怕还是得脱身其外，以获得一个全局的观照。再者，苦难本身已经很重了，除非我们想写苦情戏，赚人眼泪，否则的话，姿态上还是要留心，我的意思是，写作不必太坐实，可以超拨一点，冷漠一点，这不全是为了间离效果，而在于，写作最本质的意义是要给出新鲜的表达，避免八股调。

很惭愧，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苦难，也因此，我的这番局外人的观点很容易被诟病。以我的设想，一个“苦难”中人，他的境况可能不比我们想像的那样凄惨，他大抵是麻木，麻木的意思，就是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每天吃饭，睡觉，干活，机械地活着，不思考；他可能忍饥挨饿，这在中国人就是最大的苦难了，但偶尔觅食得手，他也会欢喜雀跃。他可能会生出希望，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的逆境，这样一来，他的日子就会有“光”。再不济，他可能会绝望至死，临死前的那一瞬，他必定有超脱解放的感觉，憋了一生的委屈和怨气，从高处那么一跃，那未尝不是一种自由飞翔？

安娜·卡列尼娜的死就是这样，当然她都算不得苦难，她是爱情失意。她最后钻进车轮底下，完全是灵感迸发。一开始她没想死，虽然过得并不好，时而麻木，时而疯狂：吵架，道歉，再吵架，可是除此之外，她也没泯灭希望，想着一切会好起来的。尔后她就死了，主动的，也是灵机一动的。托尔斯泰有苦难情结，可是即便如此，他写到安娜之死时，仍然是很克制的，没有恣意渲染。安娜灵机一动去赴死，自然会削弱故事的悲剧性，但也因此更贴近了人性，使得这篇写于十九世纪的小说，意外地散发出二十世纪的光芒。

说到死，扯一点不相干的。那年我在成都，是汶川地震以后的事了，一早上起来，突然听到天打雷劈的一声巨响，接着是天旋地转，家俱跳舞，——当然是地震，但又拿不准。又听得走廊上一阵吵嚷，我便跑出去找同伴，那人还在房间里疑惑，我们先议论一通，这才跑到窗口探情况，只见楼下全是人，裹着床单，穿着睡裙。我们激动得大叫一声，又开心又害怕，那心理是，好歹地震了，让我们碰个正着。后来我们下楼避难，电楼坐不得了，只能走楼梯，也是一边走，一边笑，新鲜得要命。当然没死成，其实死了也就死了，大抵是一瞬间的事，家人朋友可能会觉得痛苦，但作为当事人，是有很多更复杂微妙的体验的，要轻于痛苦。

我的意思是，置身于危境、苦难之中，实在有太多迥异的反应，怎见得一个苦字了得？不妨说，苦难具有主观性，是我们这些坐在书房里的人施舍出去的同情心，在我们是一厢情愿，在他们是冷暖自知。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好的文学从来不在写什么，就是写苦难，也得看怎么写，一在观念，二在完成度。中国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因为观念陈旧，土味太重，我已经很多年不读了。其实土味有很多种，但在中国，最后弄得只剩一个苦味，这当然关涉一个民族的过往，苦难成了集体记忆，但用之于文学，我还是觉得作家不力，不愿动脑子，少有新发现。或许这些年有所改观？

2

这篇写的是城市文学，却先把乡土文学写了许多，实在是，它们是中国文学的双生姊妹，这个感冒，那个就会咳嗽。也就是说，乡土文学存在的问题比如同质化，城市文学也不能避免，当然内里会有区别。

前面说过欧美文学没有城乡之分，比如我读福克纳，读来洋气得很，他被称作“我们伟大的乡下人”，可是这个乡下人的文字里竟不闻一点尘土气，他当然写了尘土，几乎全是尘土，是观念拔高了它，使它升腾，而不是弥散在我们的眼前、鼻下。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美国所谓的“城市小说”——暂且这么说吧——像前边提到的卡佛、福特，读起来却是尘土味十足，有点像城乡结合部的。当然他们是从生活低处写起，底层人，酒鬼，像永远的阴天，又像是地板上一嘟噜毛发，不干不净，无从说起。

较之卡佛，福特的主人公算得上中产阶级，但一样慵懒无聊，一地鸡毛。他的场景多是打牌，喝酒，聊天，钓鱼，尔后发生了一点小事情，也许啥事没有，只是心里有些小翻腾，尔后便回家了。

美国还有一个作家叫耶茨，在中国较少被提及，我的感觉是，写得好过卡佛、福特，虽然也还是一个路数的。我近来读欧美当代小说，总不大起劲，他们属于无事的小说，文明社会大抵是这样，衣食不愁，只有孤独。这一类题材写多了，其实也还是滥调。

反倒是印度、拉美等国的小说，写当代生活的，读过起可叫一个繁华热闹。他们是粗俗，欢乐，穷人，新贵……杂七杂八全一锅煮了。其实一样是尘土飞扬，但这个尘土我又喜欢了，在于他们整个的社会环境是蓬勃上扬的，热气腾腾有股俗世的味道。乱是真乱，但乱世之于文学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觉醒来，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些什么，有恐慌，有期待，这一点很像当下中国，但中国的小说，或许我是太熟的缘故，总嫌里头拐弯抹角的地方处理得太粗陋，回味不足，大而化之不如读印度、拉美来得新鲜亲切。

总之欧美文学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精神上反显活力不足，有一股精致的萎蘼气。他们的小说是往内心走，大抵是，除了内心他们再没别的了，躲在一间小屋子里，灌点酒，内心突然放大了，觉得人生的无聊无趣。——全在想象之中，没有一点意外。倘若是中产阶级妇女，相夫教子之余，她能做出最叛逆的事就是一夜情、婚外情了，像爱尔兰作家吉根所写的，一个良家妇女总想出轨，有一天她就借出门买菜的机会，搭上了一个陌生男子，两人开了房，欢娱之后，这个人绑了她，使她不能按时回家。

一个很老套的故事，结尾有些意外，然而就连这意外，也是小说的意外，是在我们想像之中的。就故事而言，欧美国家是再不能供给我们新东西了，就比如婚外情，在欧美或许还算得上事情，可是在中国，因为不少人都在婚外情，且很少有负疚感，怎样处理这一类题材，使它陌生化，对我们确实是个难题。

又比如萎蘼这样的情绪，在中国也不乏见，现今中国有两种集体情绪，一个是萎蘼，一个是亢奋。相对来说，我身边萎蘼的人多一些，一样也是躲在一间小屋子里，灌点酒，觉得人生摇晃；心里爬满了无数寂灭的小心思，——但在这寂灭之外，窗外是“过山车”一般的热闹世界，充满了紧张，尖叫，有人一跃而起，有人跌入谷底……因此我读这一类的中国小说，实在比读卡佛更有味道，不在于写得有多好，而在于我们喧闹的背景，把寂灭衬着，托着，像过年时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听爆竹声，看烟花灿烂，而身后的屋子是黑着的，惟有此景，那繁华才是真的繁华，那寂灭也是真寂灭。

卡佛的小说，我读来总嫌他色调灰暗，温吞水一般，究其然还是他们的社会底色，稳健单一，形不成鲜明的反差。他这些年在中国红得发紫，成为人嘴边的一道菜，我读来总觉泛泛。也有人说他是“极简主义”，大意是，语言简利，常有留白处，能造成某种回味。但一般而言，读外国小说，因为中间隔了一个语言转换，我们大体上只能读他的故事，读观念，读技法，至于语言上的低徊微妙，那是翻译小说给不了的。

比如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欧美算是评价很高了，他被称作“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以语言精妙著称，那年我买他的《黛西·米勒》来读，这篇算是典型的“城市小说”了，写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女孩子，怎样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当然有情爱，但我读着却味同嚼蜡。比较了两个译本，大抵无关译者水平，——其实有一种文学，翻译就该知难而退，敬让三分。

亨利·詹姆斯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自他那一辈起，欧美文学玩了一百多年的现代派，那些连他们自己都目眩的各类思潮、主义，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上的形式探索到了极致，其实等同于空虚，好在他们有两次世界大战打底，无数人的死亡，几代人精神上的灰飞烟灭……这些都是实垛垛的，和他们的思潮、形式探索打成一片了。整个二十世纪确是欧美人的世纪，什么都是他们的：光荣，梦想，繁华，罪恶……就连文学也是他们的。

现如今，他们天下太平，每个人都各归其位，现代派也陷入了颓势，回归了讲故事的传统，比如卡佛们，可是卡佛们能讲出啥呢？事情不在他们那边了。

当代欧美文学的活力，我能读到的，倒是一些外来移民赋予的，比如胡诺特·迪亚斯，他是多米尼加人，后移民美国。《沉溺》当可看作是他的个人自传，由十个短篇组成，起头是一个小男孩回忆他在多米尼加的童年，后来，他们一家人来到美国，发现先期赴美的父亲已另组了家庭，他们含而糊之就这么过着，住在新泽西的一条小街上，周围都是有色人种，嘈杂，纷扰，贫穷，可是穷孩子一样也得过青春期，也有性意识……完全不同于卡佛的消沉，这本书是少年人的小清新，然而又不止于小清新，它也安静，忧愁，五味杂陈。同样是底层生活，可是由这“外国小孩”的眼睛一照，格调全不一样，美国生活重又变得色彩斑澜了。

这本书令作者暴得大名，被誉为“当代美国里程碑式的作品”，想来老美也喜读这一路的，等于是找到一个新角度来看自己，惊喜于自己早已疲沓的身体竟也如此年轻、轻盈；又像是一大清早推门开窗，看到了几十年不曾看到的绿树、鸟虫，感动于自己是真正活着的。

另有一部长篇《2666》，不知迷倒了多少读者。作者波拉尼奥也是南美人，长期住欧洲。他写了英法等国的四个文学教授，三男一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常通电话，法国人打给英国人，英国人打给西班牙人，一来二去他们恋爱了，也就是说，三男爱一女，女人也爱他们，总之花里胡哨，绕来绕去，最后她把他们一个个全睡了。有一天深夜，他们打车走在伦敦的一条街上，车里他们谈爱情、吃醋、博尔赫斯的迷宫理论……这时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听明白了这几个狗男女的关系，悲愤地骂了声“婊子”。是的，婊子，母狗。他请他们下车，那自然是，他换来了几个大学教授的一顿胖揍，打得他昏倒在地，然后开着他的车四马奔腾。 

真是精彩的一幕，用得上金圣叹评《水浒》的词“绝倒”，最绝的是那个巴基斯坦人，他那异域人的眼光和思维，对于彼此都是刺激。移民问题困扰欧美社会时来已久，但对于文学未必就是坏事，它是一粒石子砸向湖面，搅得平静的他们一阵水花四溅。

3

中国的“城市文学”需另当别论。它是比欧美更像欧美，繁华，热闹，斑斓……好像一间花团锦簇的大房子，里头觥筹交错，欢声笑语，许多娇俏人物，眼风流转。——这许是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了：物质，温暖，饮食，男女。

城市生活当然不止这些，但城市生活最动人的一面也在这里了，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给予太多的表现，比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能想像他在扬州的那些年，放浪形骸，美酒妇人。从前的文人大抵都是这样生活的，尤其是寄居扬州、南京这样的城市，那简直荤得很。

南京现在是落了些，有一股落脱气。他们的文学当然是各种滋味，但不知为何，总给我留有一个小杆子走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印象；粉气是没有了，在文字里，对姑娘也不能说没兴致，那也要看他高兴不高兴。安静，内向，手抄裤兜，摇摇晃晃；有时会抬头看天，很认真的，其实什么都看不见。是有那么点萎靡气，但说到底也无所谓，像一个人铅华洗净，把从前的家底败光了，一切全忘干净，但毕竟又是经过那一遭的，因此看什么都随随便便。

南京这城市，是直到国民政府建都此地，着意抬它，大兴土木，都不能改变它的落寞气息，它是左推右挡，风头让上海抢个干净。这百余年来，它其实是变了许多，少了脂粉，多了倦怠。它的某一类小说也是这样，和这个城市贴得很近，类似于卡佛的味道，但卡佛是潦倒，文字里有一股寒窘气，南京是没有的，它是只有清寒，没有窘迫。有时我会突发其想，倘若杜牧等地下有知，看到子孙后代这副模样，估计是要叹气的。

我这些年读南京少了些，依据的还是十几年前的印象。其实十几年前的南京也未必这样，但不知为何，我会坚持这一印象，并以为这是对的。

北京的小说，就近的是从王朔开始，他事实上建立了一个传统——耍嘴皮子的传统。当然，北京从前也有“京油子”一说，但落在文学里，王朔是肇始者。这一路的小说，感觉也是王朔写得最好，特征上做到了极致，痞，油，但内里很清纯，是既腼腆又忧伤，而这些，又都是他们唾弃的，因此越发唾沫横飞，只顾语言上耍飞刀。借用评论家的说法是，他是给小说世界带来了一个新形象。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他出现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姿态上飞扬跋扈，效果上惊世骇俗，是改变一时风气之人物。

这两地的小说，南京内向，北京外向。南京关涉人的精神状态，笔调冷淡游离，是现代小说的味道；北京诉诸青春成长，语言上神采风扬，可能更招读者待见。

好了，终于说到上海了。本来写这篇文章，逃不过是要谈上海，谈金宇澄的《繁花》。这篇小说毫无征兆地出现在2012年，是有点“神使鬼差”的意思，或许奇迹的诞生都是这样，悄没声息地潜伏，突然间暴发，为的就是把人吓一跳。——金老师并不想吓唬谁；他确实潜伏了二十年，但问题在于，他常常忘了写作这回事，他的职业是编辑，写作不是他的责任。他这篇小说甚至不是为了发表，而是有话说话，先贴到网上跟读者分享，结果读得网友一片倾倒，尔后才传入文学界，同样令我们欣喜若狂。

确实是有话说话，无话搁下。若非如此，话就不会说得这么漂亮；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一搁二十年，就是有话也懒得说了，或是无力言及，那也没关系，有时沉默也是一种尊严，免得啰里啰嗦，让后辈晚生觉得厌恶。金老师的这二十年，想必活得逍遥自在，平时读点闲书，逛逛街市，或者跑到苏州、常熟一带喝点小酒，像古往今来的一切江南文人，最要紧的是要活得漂亮，哪怕过完即忘。

我的估量是，许多事金老师怕是忘了，可是那一天适逢他心情不错，于是跑到电脑旁捣鼓捣鼓，开了个头，发现自己武功尚在，一招一式，自由飞舞；激动之余，难免就会想起从前的那些赏心乐事，诸如常熟雅集，这是书中写得最精彩章节之一。我能想像他写作时的眉飞色舞，十个手指敲在键盘上的此起彼落，那真是人生最畅快时刻，是神魂附体，得了神助。但这有个前提，就是神只帮助真正生活过的人，不拿腔作势，不咬牙切齿。他需有一种投身生活、随波逐流的勇气，哪怕被淹没了他也不拚命，不慌张，这时神就会看上他，说，就是你了。

我是一口气读下来的，中间几次换气，便是跟焦急地等在电话旁的金粉（金宇澄粉丝）交换意见，两人是未语声先笑，绝倒在地。地道的上海味，方言体，话本，文革和改革开放交叉闪回，青春，成长，败落，风月……全懂，全懂，妙不可言。

确实，读中国小说是“懂”，但你不能概述故事，它的最精妙之处是在细部，能体贴到每一个毛孔。上海着实是个很奇怪的城市，西化得最厉害，个个都是摩登人物，但在文学上，却是中国味保持得最醇厚，以前是张爱玲，现在又出了个金宇澄。这两人都算得地道上海人，举手投足，字里行间，味道十足。

因此谈城市文学，最后还是要落到上海身上，它提供了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的经典想像，那就是繁华，热闹，风雅，微妙……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关键是楼塌了，这是它的底色，或者通向结局。《红楼梦》和《金甁梅》都是这个意思，张爱玲也是，《繁花》的女主人公李李，一个活色生香的女子，最后也落了个皈依佛门。

这便是中国味，越往繁盛里写，越是虚无空寂。本来也是，饮食男女乃中国人最爱，许多人恨不得一生住在里头，四仰八叉，被它包裹；但当真住进去了，时间一长，难免看空。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它的许多世情小说也是这样，皮相上写得繁华细密，骨子里直指冷寂孤凄，也就是说，越繁华越虚空。

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的印象正是这样得来的，并不全因为穷，以为城市止于灯红酒绿，也是历来就有这传统。唐诗宋词里有太多关于声色犬马的描述，它们直指长安、杭州、扬州、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奢靡之后落得一场废墟，这一类作品史称“咏史”或“怀古”。我疑心城市文学正是这样起头的，先从诗词开始，然后转入世情小说。及至近代，国家落了，上海崛起，豪气得直冲云霄，其奢华直逼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因此城市文学的根脉又移到上海得以延续，直到今天。

城市文学只能这么泛泛谈谈，选了京沪宁三个城市，在于这三地的文学比较集中且各有风格，但难免会遗落一些“另类”：地域色彩没那么明显，却带有典型的都市狂欢和靡废气质的作品，像《啦啦啦》和《我与王小菊》，这两篇是这类作品的顶极，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展开说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