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宏大叙事”，即“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来就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它非常难写，它对作家的要求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不单是一个能力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作家的胸襟和情怀，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观念：你的观念新不新，你能否给这一类的写作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注入一些新鲜血液，我以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印象，凡是涉及到“宏大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很容易就掉进一个模式里，就是开篇就是那种全景式的描写，场面很大，几代人的命运，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垮度，漫漫长途，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跌宕起伏的情节，大喜大悲的情感……就是一切都显得很像“小说”，显得很刻意，很设置 。

读这样的小说，我就会想，作者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的创作个性又在哪里？也许他是为了表达对于家国、人生命运的思考，可是以这样的程式去写小说，是很难获得独特的、有见地的思考的，很有可能是，你只是被情节推动着走，所以通篇读下来，我们很有可能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你是为了情节而情节，为了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

我以为，这也是“宏大叙事”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的难题，就是个性不足，十部小说有十部小说的情节，但十部小说其实也是一部小说。这就涉及到“宏大叙事”该怎么写的问题，其实也是小说形式感的问题，我有时觉得，形式太重要了，绝对一点讲，它甚至大过内容，至少就“宏大叙事”而言是这样。

   而且从技术上来考量，越是大的东西越难写，阅读效果也是这样，小东西反而很动人，很悦目。我有一个看法，文学的魅力其实体现在“小”的方面，体现在细节，一些不相干的闲笔和旁枝上，一个手势，一阵风，一个人歪头在打量街景……我以为这些很小的情景是很能打动人的。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小说往“小”处写，不写大的东西，但近些年心思有些变化，可能跟年龄有关，我是三十五岁以后，慢慢开始关注自身之外的一些事物，比如历史、宗教、哲学等，尤其是历史，是我这几年阅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人阅世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考量，这个时空背景，我认为就是以前我避而不谈的“宏大叙事”。

所以我想，“宏大叙事”可能是每个作家都必经的一个阶段，你跳不过去，这不是野心，而是人长到一定年岁，视野开阔，心胸开朗，对于宏观世界有一定的把握能力，——如果做不到把握，至少是宏观的观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作家就会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具体的人生人性，对他们有体谅，有同情，这是文学；另一方面，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里，个人的荣辱悲欢又是不足挂齿的，总有一些人要做出牺牲，另外一些人得以上位，这是历史。那么对于作家来说，是要能做到在多情和无情之间来回摇摆，要介怀，也要超脱，要进去，也要出来，这个其实挺难的。

我现在还不准备写“宏大叙事”，什么时候写还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写也不知道。但这这些年一直在读史料：民国史，抗战史，文革的一些民间资料，回忆录，口述历史……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但合起来特别有意思，慢慢地会接近真相。我在去年的一次发言里，引述过黄仁宇的一本书，是他在抗战时期，作为远征军一个副官，在缅甸为《大公报》写的一组战地通讯，同样是写战争，我认为黄仁宇写得非常的“文学”，这个“文学”当然不是说他在虚构，而是他观察战争的角度，非常的人性化，细节化，比如他没有直面去写撕杀和肉博，而是写硝烟过后的战场，非常的安静，写了尸体，丛林里的阳光，热带植物……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即便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正面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激情，黄仁宇还是以隐晦的笔法，以两三句话写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尸体，他身上的护身符，一封家书……我很奇怪黄仁宇后来竟然成了一个历史学家，他实在是具有文学家的情怀的。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宏大叙事”是否该借鉴一下黄仁宇的思路，即便亲历战争，他也不卖弄经历，而是从侧面写，往小处写，这样一来，真实反容易呈现；即便写《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大题材，他也是很谦卑的，不是一上来就场面堂皇，而是从小事入手，慢慢铺陈开来，就是说，他没有把历史当历史写，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把小说当小说写，我总觉得我们当代的小说太流于空泛，越是大的题材越流于空泛，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太有野心了，太直奔主题了，一落笔就是写名著的架子，还有就是太主流了，没有自己的眼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与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