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曾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在全球化时代，这句诗也可以用来形容文学的处境，不同国家的写作者都有其扎根的文化土壤，而这些土壤又与更大的世界相连。不可避免的，本土性与全球性成为了文学写作的中心议题。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40多位中欧作家围绕“短篇小说的魅力”、“本土故事中的全球性主题”等话题分享了各自的写作和阅读体验。该文学节是欧盟在中国开展的为期两年的“纵情欧洲”公共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关于欧盟人文的多样性。有意思的是，该文学节邀请的欧洲作家并非是那些中国读者熟悉的对象，然而与翻译文学中那些偏向于经典化的作家相比，他们代表了当下欧洲最新的写作面貌。

短篇写作是进入世界的捷径

对许多初入写作之门的新人作者而言，选择短篇还是长篇是一个令其困扰的问题。从文体角度而言，这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技法和表现力，也并无文学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事实上，20世纪，全世界涌现了大量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们以短篇起步，有些过渡到长篇写作，有些则一生醉心于短篇艺术。快速流动的20世纪人类生活以及发达的文学报刊刊载，让短篇创作在欧美文学世界成为强劲的一支主流脉络，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新人作者进入文学世界的首选方式。在中欧国际文学节上，四位来自中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作家借短篇小说写作这一话题谈论起短篇之小，如何容纳世界之大。

当作家谈论短篇创作艺术，必然离不开与长篇写作的比较，作家滕肖澜提到自己的写作始于2001年的短篇小说，7年后才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她看来，短篇小说非常适合写作起步的作者，借助短篇练习对人物的塑造以及情节节奏的把控。作家海明威曾提到优秀的短篇小说就像一座冰山，八分之一浮在水面上给读者看到，而更大的部分则隐藏起来，需要调动读者的经验和想象来填充。而滕肖澜也认为短篇小说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它未说全的地方。擅长书写中世纪传奇、犯罪悬疑故事的拉脱维亚作家戴斯·维根特从技巧角度认为自己擅长的类型并非最适合短篇这个载体，这要求他寻找最精确的语言和节奏来完成创作，特别是结局的短促有力，能够直击读者内心。而他偏爱短篇创作，一部分原因是认为长篇写作不可避免的会有许多不必要的“填充物”，要求读者“像猎犬一样，寻找小说中自己需要的内容”。对于长篇小说中看似不必要的内容，作家朱文颖却认为那正是长篇写作的特征，如果说“短篇是控制收敛的艺术，那么长篇就是需要失控”，她以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反复晕染的笔法来形容长篇，而以足球中临门一脚来形容短篇。对写作者而言，创作一部长篇耗费的精力是连续性的，短篇则显得更为自由。滕肖澜表示自己刚完成的一个长篇涉及到金融题材，因而特地去银行体验了两个月，并且给每个人物写小传，而这是写作短篇时不太会下的功夫。

当长篇小说被誉为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或是风俗史的时候，短篇小说则被误解为难以承担这些，事实上，读者在诸如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这样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笔下看到了美国中低层民众在20世纪发达社会经历的真实生活和精神困境，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会以一系列的短篇作品来呈现时代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一部短篇小说集当中，读者也可以借由不同篇目来观察作家背后广阔的文化土壤。

来自爱沙尼亚的作家因德雷克·哈格拉认为，地域文化会深刻影响到作家的小说气质，她表示生活环境让自己的短篇充满了“海水和海风混杂的冷色调以及向内的思绪流动”。戴斯·维根特从小着迷于附近城市中诸多中世纪建筑文化所附加的传奇故事，以及乡间流传的异闻传说，这些素材在他近年作品中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

在滕肖澜和朱文颖的作品中，读者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强烈的存在感，作为知青子女的滕肖澜表示，自己的父母在回到上海后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情感，而受此影响，她也倾向于在小说中发掘这座城市美好的细节。上海和苏州这两个城市背景常常出现在朱文颖的小说中，她坦言上海这座富有规则和冒险精神的城市赋予了她小说最基本的气质。在和欧洲作家交流时，她也注意到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书写这个社会的姿态和角度，而西方的作家并无这样的文化影响，往往习惯于对内心进行审视并且大胆告诉读者。

比全球性更重要的是现代性思维

成为一个全球性作家乃至被世界性的文学奖所肯定，是摆在全世界作家面前的一个焦虑性议题。这个话题首先难在于，如何认识全球性，是指一个简单的标签、一个共性的主题还是统一的价值观？在以“世界作家，本土故事”为主题的对话讨论时，匈牙利作家诺埃米·拉斯洛便说，当她出席国外文学活动时，同行会给匈牙利作家贴上某种历史标签，比如说匈牙利诗人是擅长技术性的写作，这当然也能够放在全球性写作技术的框架下去讨论，但她认为，一个写作者面对外部世界时首先要做的是去除标签。对此作家路内也表示，中国作家现在已经在学习如何书写熟悉的城市生活，并尝试放置于更宏观的时间和空间里，但是倘若过多考虑作品的全球性，可能会让写作流于表面化。爱尔兰作家加文·科比特同样认为，所谓文学的全球性，并非是在写作中预设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写作依然依赖于作家自身的兴趣去推动。

或许，任何一个国家的写作者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身后的文化土壤，它是否凝固不变，拒绝向外延展，以及提及本土性这个概念时是否意味着与全球性概念相对立？作家潘向黎提供了自己的解释路径，她说自己出生于福建泉州，之后迁移到上海，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开放性，也拥有大量的移民，然而它们终究是有不同文化气质的城市，同样中国其他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在其中深扎的作家们也呈现出不同的写作气质，他们又有一个相通的更广大的背景，即中国传统文化。换言之，以此来理解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关系便有了一个合理解释，在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相似的生活经验之下，是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一部作品能够被自己国家的读者所喜爱同时被其他国家读者所欣赏，表示它无意之中兼顾了本土性和全球性，也拥有了更长的文学生命力。诚然这并非一件易事，路内打趣回应说，因为中国东西南北文化、城乡文化的差异存在，一个中国作家想要写出全部中国人都能理解的作品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正如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文化在流动碰撞、互相理解，国家与世界之间也有着同样的现象。潘向黎认为现代性思维是比全球性更重要的概念，在于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加入了大量现代性内容，当代文化已然增加了诸多现代性思维，而这相当一部分成为了作家汲取养料的对象，也自然打破了本土和世界的概念界限。在参加国外文学交流活动时，潘向黎听到来自评论者和读者的声音，认为她的作品中城市的地域属性并不那么强烈，他们可以以纽约或是东京的生活经验来顺畅理解她笔下的上海，在她的理解中，这并非一件坏事，“或许我的确记录下了当下上海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一个拥有现代性思维的作家，也会让其笔下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光彩，路内举例说，爱尔兰都柏林、匈牙利布达佩斯都因伟大的文学作品而被世界所铭记，地域文化强烈如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也因帕慕克的书写而引起全球读者的情感共鸣。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天然的孤岛，只有孤岛思维才可能导致文学观念的偏狭。在加文·科比特眼中，爱尔兰自古至今一直以一座岛屿的形象努力连接全世界，他提到爱尔兰人拥有开放的国际化意识，写作者在全世界流动定居，并将关心的议题带回到作品之中讨论，他在阅读其中一些作品时看到了熟悉的全球现代化拉开序幕，也看到了爱尔兰当地日常生活的场景，后者如何被前者所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具有活力的文学故事。

我们可以在20世纪流动的文学舞台上看到许多这样的作家身影，无论是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人在欧洲的游历写作，还是 V.S.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文明，以及像略萨这样周转于欧洲和美国，对后现代及全球化有着深入反思。现代性思维既在本土之中，也可以在旅途之中，它需要写作者对文学持有不熄的信念和敏锐的思考，并且勇于穿过孤独或冰冷的旅程，迎接全世界投来的不解目光或盛大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