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冯友兰先生曾为爱女宗璞六十岁生日特别撰写一副对联，曰：“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其时，《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正待付梓，宗璞最初曾有意以《双城鸿雪记》为总名，后改为“野葫芦引”。两年后，冯先生又给女儿生日写了一联：“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章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其时，冯先生病重，还倾力《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撰著，宗璞为照顾父亲，暂时搁置自己的创作计划。直到2000年，“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方得出版，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第三卷《西征记》出版；今年12月，最后一卷《北归记》发表于《人民文学》，“双城”终得成全璧，这无疑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收获，自然也是对冯先生最好的告慰——为记“八年鸿雪”，宗璞夙夜匪懈，那贯穿三十年的文气，那赋史的铮铮风骨，着实令人景仰！

《北归记》开篇，孟灵己、孟合己姐弟与庄无因、庄无采兄妹漫步嘉陵江畔，听到了《嘉陵江上》的歌声：“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他们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都觉得胸中有一团东西，是胜利的欢乐？是理想的光亮？想哭，可是笑起来”。小说暗示我们，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巨变的隘口上，无论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如何走，他们都将成为伟大时代的担负者。小说第一章末节，将“复神京，还燕碣”的悲慨和豪迈收束于合己的《北平，和我一起飞》这样一个学生视角下的归家之旅；第三章末节又以无因写给灵己的一束情书结尾，投射出二人迥然有别的人生抉择。这样的处理，不但带来叙事人称和节奏的变化，更突出了青年一代的主体性，可见，与前三卷相比，《北归记》将叙事的重心更多放在了青年身上，更多地书写了他们生命的英蕤与虔诚，见证他们的缘分和友谊，慰安他们的苦楚和离别，因此，我们可以说《北归记》本质上是一部为青春的庄严与绚丽立传的作品。

小说里的几位青年女性，以灵己为代表，包括之薇、无采、子、慧书和峨等，为人处世皆有一种贞静自守的娴雅气度。这种气度，一则体现于她们临事时那柔婉然而庄肃的担当。比如灵己，在母亲病逝、父亲也病重的时刻，面对无因的热盼，她思念爱人又顾虑家庭和学业的责任，决定暂时放下留洋的念头。她的选择，不由让人想起《红豆》里的江玫。又如子，她养育卫葑的孩子，随时准备接纳卫葑这个“有信念的漂泊者”并全心追随，她将“革命”和“恋爱”合一的人生选择始终绾接着她人心的慈悲。这些女性的娴雅气度二则来自于宗璞塑造人物的高妙技法，她写人物不凝滞于工笔细描，但细处的交代和照应又特别妥帖。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在参加相对重要的活动时，宗璞总要用一两句交代她们的服装，比如第一章中舞会一节，灵己看到殷大士“穿一条鹅黄色裙子，上身是镶嵌黑色装饰的小圆领衫。人说自澹台玮殉国后，大士的服装总有一点黑色，不知她要维持多久”，简单一笔既写其形也写其神。类似这种笔墨，小说所在多有，行文看似随意铺叙，但略一烘染，就神完气足，这有点类似于传统绘画中的浅绛法，墨不碍色，色不碍墨，清微淡远之中自有一股清贵之气。

作为整个“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北归记》自然也要接续前三部的伏脉，给出历史和人物命运的走向。因此，小说在叙写到老一辈人时，与前三卷的呼应性很强，这也强化了四卷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意蕴。孟弗之依旧是小说涉笔最多的前辈人物，他带领明伦大学师生重返北京，全家也终于回到了为他念兹在兹的“方壶”。“方壶”本为礼器之一种，又指与瀛洲等并列的神山，在中国传统的语义场中多有“瓶隐”之意，以示读书人隐逸自得的生活情趣。不过，小说里的“方壶”大约是以冯友兰居住过的清华工字厅为原型塑造的，因此，“方壶”也成为小说中以孟弗之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载体。小说中开学典礼一幕写得庄重而敬谨，弗之的发言说到，为人师者“就是为建设祖国文化、发扬学术、培养青年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指南针是我们学校的指南针，也是我们生命的指南针”。后来在学期总结会上，他又说到：“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自己判断是非，而不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不只是教育机构，还是学术机构，它的任务是既往开来、传授知识并且创造知识。国家的命脉在于此。”可见，孟弗之对方壶的留恋意在强调的是学统和道统的传承，是大学校园的文化建设之于民族前景的重大意义！《北归记》中，人们尚未从抗战胜利的欣喜中走出，内战的烽火又起，孟弗之、梁明时们“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之路也走得格外艰辛。

多年前，宗璞先生在访谈中曾谈及“野葫芦引”后还要有“四记”，即便都做不完，至少也要做一部《铸心记》，因为不写，便“对不住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这样说来，“野葫芦引”完结了也未完，我们无比期待《铸心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