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时候，我与弋舟相约，就他的小说创作做一次对谈。这一对话完成后，张菁女士又提议我照此形式在由她执行主编的《青年文学》杂志上开一个专栏，于是就有了“小说：问题与方法”这个栏目，以及同名的一本书。

与原来的设想稍有不同的是，我并没有以作家访谈的形式来做这个栏目。一是类似的访谈栏目国内已有不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当下的小说创作可说是生机与危机共在。遇到好作品时，我会格外高兴；与不那么理想的作品照面多了，又会觉得倦怠。克服倦怠的有效办法，既不是不读或少读当下的小说，只读经典作品，也不是带着怒气去批评，一味指责同代人写得不够好。更好的方式应是尝试与作家一起共同面对种种问题，尽可能针对问题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考。毕竟，要发现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特别困难，真正有难度的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建构。

我有别于一般的作家访谈的地方，首先在于以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为中心。六个议题，大多是由我来拟定，然后约作家朋友一起讨论，也有的是和作家一起商定的。我希望所谈的问题既是读者所普遍关心的，也是参与对谈的作家所感兴趣的，最好是与他们的写作和阅读有直接或相对直接的关联。在议题的设计和对谈作家的邀约方面，并非任意而为。比方说在定下“谈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恶’”这个题目时，我很自然就想到了蔡东。她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在直面这个问题，并且她的处理方式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徯晗很早就开始小说创作，题材和风格都非常多样，被称为“写作的游牧者”，因此这次和她谈论的话题也较为广泛，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先锋文学，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等等，都有所涉及。我和王威廉之前已就他的小说创作做过对话，这次则主要是谈视听文明时代的小说和电影，其实也是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来思考小说家和小说的使命。李宏伟的小说一贯重视思想探索和形式探索，因而这次和他的对谈主要集中于小说的故事与思想等问题。双雪涛的写作总有其独特的腔调，辨识度也高，约他一起谈小说的调性这一问题，是最合适不过了。文珍的小说，一贯有着很高的完成度，因此特别想和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趣的是，我们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由此对话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张力。

这几次对谈，虽然涉及的话题相对分散，但是现在看来，它们还是有内在的关联，或者说，有共同的目标。一是尝试结合小说的历史和当下，来思考当前时代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再有就是如何让小说的阅读与写作，可以对人生有所助益。如果说前一个问题是从知识学的层面来思考小说之为小说，后一个问题则是从存在学的角度来思考      

小说之于人生的意义，如何实现小说在知识学和存在学层面的统一，如何实现“为文学”和“为人生”的融贯，则是对谈中隐含的主线。

我们正是尝试以这些问题作为切入点，在多重视野中重新打开对小说的理解和认识。这种重新打开，重新思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以往的叙事遗产，进而更有效地进行创造。对谈中还涉及一些习焉不察的小说观念。很多时候，小说家和批评家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它们，而没有意识到这些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们构成了写作和批评的认识装置，而这样的认识装置是需要打破的。比如现代主义的叙事立场和价值立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时常讲求以暴制暴，重视策略，其运思方式是片面而激进的，重视“破”而不重视“立”。他们的作品往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所挺立起的精神，也更多是“疑”而不是“信”。在一个写作观念固化的时代，采用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在写作语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后，如果一成不变地继承现代主义的叙事遗产，那么创作和批评是很难往前推进的，眼前的路只会越走越窄，直至无路可走。

总之，之所以以“小说：问题与方法”来命名，是希望从小说的基本问题入手来反思并重构小说的诸种观念。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探寻式的，不可脱离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而成为教条。小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由王国，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强调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寻路，而不是为了制造教条。

原载：《文学报》2017年3月1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