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时候，我执迷于写作，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以无边的想象来虚构一个家族的历史。这部小说是从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叙述者和我本人的年龄相似，经历也有重合之处。当然，小说里的情节主要是虚构的，虚构与现实间的吊诡或转化则令我感到玄妙，从此对虚构怀有敬畏之心。比如说，我在小说中写到叙述者“我”大学本科后读研究生，考取了科技哲学专业。安排这个情节时，我其实不太懂得什么是科技哲学，只是读一本哲学概论时知道有这个学科，觉得很酷，就让小说中的“我”去读了。在虚构之夜，我仿佛拥有上帝般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意安排人物的命运。这让我觉得很痛快。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是，一年后，因为种种巧合，我真的读了这个专业。由此，针对“我”的虚构成了我的现实。

也是在2006年，我还写了这样一份个人简介：“李德南，男，生于1983年，喜欢音乐、电影、网球，因为完全没有可能成为Chris Martin那样的歌手或Tom Hanks那样的演员，只好选择写作。他的一位老师安慰说：‘同样是可以自由发挥的行当。’最近他才明白，写作对自己是一种必需。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贯穿在他过去与将来的写作当中：‘为了医治我们自身的可悲，比较常见的药方是爱。’”

如今旧事重提，真是百感交集。就说这份有些煽情的简介，作为当事人，我从中读到的信息或记忆挺多的。比方说，能够这么自我调侃，说明我当年也曾经年轻过。另外，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多么想成为Chris Martin那样的歌手或Tom Hanks这样的演员，简介里这么写是因为我想以迂回的方式表达我的不满：在一个娱乐逐渐兴起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的年代，明星梦是大多数人的梦想。而这后来成了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遍地伤花》的主题。事实上，我那时候选择写作并没有这么浓烈的悲壮感，有点夸大其词了。不过，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也压根就不在那时候的我的计划之内。而现在，这越来越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个人身份，也是我想要努力获得因而不会有认同危机的身份。看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哪怕只是十年，这中间的变化也足以令人觉得唏嘘。

我还想起刚上大学本科时，对专业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选择上很随意，考研究生时倒是想过要读文学，但机缘巧合，还是去了上海大学哲学系，去读玄之又玄的科技哲学专业。从本科到硕士，更多是路在选择我，而不是我在选择路。如今回头看，我真该感谢这命定之路。

有朋友曾经问过我，硕士读哲学的经历对我后来做文学研究与批评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是有的。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年所做的工作，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都离不开这一经历。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需要广阔的知识，也正因如此，中文系的学术训练更重视广博而非专深。中文系的学生又多少有些才气，才气对创作来说非常重要，舍此绝无可能成为大作家；可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过于倚重才气不是好事。喜欢文学的人容易有才子幻觉、才女幻觉，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才能，但又通常不是所期许的那么大，毕竟天纵之才只是少数。学术研究需要做很多实证的工作，也需要有周密的思辨能力，需要有对问题反复推敲、持续打量的耐心，需要费心费时了解相关问题的学术传统。若有太多才子或才女幻觉，便可能会轻视上述功夫，难以一一完成上述步骤。读哲学那三年对我的帮助首先在于，我较早克服了才子幻觉。课堂上，老师们喜欢讲柏拉图，讲康德、黑格尔，讲海德格尔，讲相对论，讲真理的不同“范式”……接触的都是大哲学家、大问题，这时候便发现，个人在认知上如此贫乏，不足以与大师们对话，甚至要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都必须得谦逊，肯下苦功才行。这个过程，打压了我的自大，有时也矫枉过正，让我很不自信。

硕士三年对我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期间读的很多哲学著作，后来成为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当中。

记得报考博士时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计划，谈谈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定的是从类型学等角度入手来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历史演变。后来之所以没有继续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我还不想过多地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是希望找到学问与人生相结合的路径，让学术研究可以成为“生命的学问”。当然，像洪子诚、陈思和、陈平原这样的大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可以融入个人的生命关怀，他们的思与言，总有许多“压在纸背的心情”在。我向往这种境界，却自知还无法抵达，只好以更直接的方式来面对生命的问题。

于是便开始考虑换题目，改为研究史铁生。我者与他者，“我”与“世界”，生与死，病患与存在，有限与无限，写作与生命，信仰与意义……在史铁生的著作中，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探讨随处可见，无日或忘。想要了解“生命的学问”，读史铁生的著作，也包括读他这个人，不失为有效的路径。然而，我要开展的毕竟是学术研究，要写作的是博士论文而不是心灵鸡汤式的感悟，因而必须严格地在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来进行提问或重新提问，把无效的、无意义的问题剔除在外。我曾想过从思想史、文学史、叙事学等角度来切入，做文献综述时却发现不少学者已写下非常精彩的文章，无须重复。之所以坚持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注意到，从哲学的角度入手，依然有很大的言说空间。也可以说，这同样是研究史铁生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所有人读史铁生的作品时都会注意到，他身上有非常鲜明的哲学气质。孙郁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这是非常有洞见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就整体而言，史铁生的哲学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哲学？老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这些关联都有，但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我隐隐觉得，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借助现象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并重构史铁生的思想整体，让其思想脉络变得清晰可见。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史铁生在作品中也明确地表示要“从哲学现象学上来看”问题，并且先后引用过海德格尔、图姆斯、巴什拉、萨特等现象学哲学家的观点，邓晓芒、赵毅衡、周国平等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史铁生的思想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哲学家的思想有“家族相似”的特点。然而，他们从此一角度对史铁生所进行的解读，只涉及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个别文本，带有鲜明的“直观”成分，整体的阐释与深入的论证仍是缺乏的。既然如此，就有了学术传统，也有了开展研究的空间。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从现象学的角度入手，史铁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原来有这么清晰的脉络，其内在逻辑又是这么的紧密。

在完成论文后再来做这样那样的归纳，似乎是非常轻松的事。形成结论的过程，却是由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追问与言说构成的。在硕士阶段，我所读的专业是科技哲学，对现象学和解释学就很感兴趣，硕士论文主要是研究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动笔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准备。然而，为了能够更好地打开这一课题的讨论空间，我不得不再次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蒂里希、舍勒、梅洛-庞蒂、威廉•詹姆斯、舒茨、图姆斯等人的现象学著作，也包括在不少议题上能够与现象学哲学家形成对话关系的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思想家的著作，以求有充足的思想资源。写作论文的过程，实际上成了一个感性与理性不断交织、冲突、平衡的过程，也是在否定与肯定这两极之间不断自我搏斗的过程。随着论文工作的持续展开，我心中那因探询生命之基本问题而燃起的火焰并未熄灭，却也逐渐变得隐秘。我固然没有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外，然而，论文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也许已是理性多于感性。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的目标也有所扩展。我既希望通过梳理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来了解“生命的学问”，试图以现象学作为主要的思想资源来照亮史铁生的思想整体，同时也尝试通过这次写作实践来探索人文主义现象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目标合在一起，也许是过于庞大了，并不是一部篇幅不算太长的著作所能实现的。这次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不过是让一个阶段的探索和思考暂时落定。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海德格尔的话：思想是在一条道路上的行进，是“在途中”。我曾经把个人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命名为《途中之镜》，写史铁生的著作对于我来说依然只是一面途中之镜。

我做关于史铁生的研究，还有其他很多作家的研究，通常是从思想层面入手。我的许多篇幅较长的文章，所着力的都是思想层面的探究。而在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时，我则在谈问题的同时，也适当进行文体方面的尝试。

这一类文章零散地发表后，又相对集中地收入《有风自南》这本书当中。在编选时，我有意选取篇幅大多不长、都在五千字以内的文章。它们都属随笔体或准随笔体。在写作篇幅较长的学术文章尤其是专著时，我力求用清晰、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甚至会刻意回避诗性语言。因为诗性语言是有弹性的，它的无限，既能带来思想的扩展，也可能成为思想表达的障碍。诗性语言也是美的，能给人带来无可替代的愉悦。在学术文章中使用诗性语言，理想的时刻，是能够以美启真；不理想时，则会让语言进入空转的状态，甚至会造成思想的瘫痪——如此，美则美矣，却终归是一种苍白的美。长文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巨大的，一旦失败，代价也非常巨大。因此，我更多是在写作短文的时刻，接受这种美和无限的诱惑。我同时希望，这些短文中能有些个人的性情与偏好，在文体方面也能稍稍做些不同的尝试。至于这种做法得当与否，这些尝试孰好孰坏，真正有评判权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读者诸君。

在写作不同的文章时，我会有不同的想要达成的目标。若问对批评的根本追求，我想说，我所向往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批评。

何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批评？要而言之，就是希望批评能成为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从世俗的层面来说，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批评家，以此为职业。人生在世，大多数人是需要有某种职业来安身的，我也不例外。从事某种职业，又多少会对一个的思维方式所有框定。这种框定，对于一个人来说，既可能是限制，也可能是成全。我做批评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也对种种限制和限度有所体会，但是我还是乐于以此作为我的工作。其深层的动力在于，批评本身可以是体面的精神事业，我也希望以此作为志业。

向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批评，更为根本的，则是希望批评的工作本身和生活是有直接关联的，和存在的意义是有直接关联的。这种关联又包括许多个方面，比如说，围绕着批评而展开的阅读、思考和言说，能够有益于生活，有益于生命。这大抵是属于“立命”的层面了。我始终觉得，批评需要在知识学和存在学两个层面做到融会贯通。批评不只是一种纯粹知识学式的思辨活动，不只是从知识到知识，从学术到学术，从纸上到纸上。写作批评文章，并不是在知识学层面上足够完备就可以止步了。相反，批评应该与个人生命、与时代相贯通，需要回应生命的与时代的问题。批评并不是纯粹的玄思，而是如法国哲学家阿多所说的，是一种精神修炼或精神参悟的方式。精神修炼并非只是获得信息或知识，而是包含着批评家的自我或内在生命的养成与建立。因此，批评家既要有求真意志，又要有意义意志。

对于我个人来说，从批评而来的最为内在的愉悦，就在于它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参悟的方式。而想要让批评有益于生活，首先是要解释清楚什么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活得怎样，进而追问，如何才能活得更好。在写作批评文章时，我经常携带着这样一种意图。这种追问，既联结着他人，是公共的，又关乎个人，是私人的。文字的发表和结集出版，自然要面向公众，这两年我却越来越希望，它们在面向公众的同时，也能带有更多的私人意义。这大概是因为，面对变动不居、日益加速的世界，面对生活本身，面对个人，比之于从前，我的疑惑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面对的问题也更有难度了。岁月会赋予我们某种智慧，但与此同时，它也会向我们持续发问，并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智慧。人可能越活越清明，也可能越活越茫然，或是在清明和茫然之间持续打转。

不管如何，我都希望我能保持拥有求真意志和意义意志——意志并不直接就是能力或现实，而只是坚韧的意愿。不管如何，我都希望自己以后在不同阶段都能写些文章，即使没有大的社会意义，更不可能不朽，也不妨作为个人生命的记录，以便回望来路时能够找到些许路标。

2017年11月5日

《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