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是一个温和善思的人，这是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深的印象。当然，在和他正式交往之前，我读过他的不少文章，那些文章也是温和的，文字背后透出的是一个人的修养、思考与问题意识。虽然他本科和硕士阶段学的不是文学，但是那种静默沉思的性格决定了他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必定走的是与他人不一样的路径。哲学作为他的精神底色和思想气质，让他的文字温润、智性，且充满思辨的精彩。哲学是深沉的，思考哲学的人也具有他深沉的一面，李德南从哲学转向文学的世界，也许是将自己放置到了某种富有内在激情的空间，可他仍然以深沉之眼打量其中所蕴含的芜杂、快意和光怪陆离。哲学对接文学之后的不知所措，在文字中的投射，并不一定是无逻辑没头序，它甚至还演绎出了另一种更显生动的场景，那里面也有着诗性的秩序，尤其是在想象和理智的交叉作用下，批评实践由此获得了更宽广的视界。李德南的文学批评之道就是在这种文学和哲学的对话中逐渐明晰，并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机制。

我之所以在修养和独立性上切入对李德南的言说，其实还是基于他的哲学根底，对于这一绕不开的主题如何在他身上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才是深入理解其文学批评的关键。就像他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命名为《途中之镜》，他每一阶段的思考和写作，都可以作为其下一阶段的参照，这正契合了哲学在阶段与程序上的递进式呈现。因此，他的起点和来路可让我们在回望征程时，能清晰地找到他精神和美学的源头。

一、“信”与“疑”的批评辩证法

李德南之前在学习哲学的道路上，也曾不时地向文学领域伸出他敏锐的触角。他写过长篇小说《遍地伤花》，看似一部青春文学作品，实则早已超越了那些装冷扮酷的伪青春叙事，他同样在理想主义的叙事里渗透了他的哲学体验，但他的哲学不是说教，他在书写中发现了一道创造的风景。他没有将目标设定为对青春情感的渲泄，而是在文学的本体层面上强调了技艺、文字和思想的重要。有了这样的感受，我才会对李德南后来的文学批评给予了信任。他的文学敏感源于早年的写作实践，哲学于他，更像是后天的修炼，一种精神视域的打开，一次内在的思想启蒙。当我们按部就班地依照规定动作完成学院的批评训练后，或许随之而来的，就是笔端腐朽的气息，四平八稳，千篇一律，我们实在是读到太多“安全”的批评文章了，它不能从任何一个方面给你带来新的认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过于悲观，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两极分化，不仅在师辈身上发生，而且在年轻的批评家身上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残酷的现实。如何去建构一种更多元和复杂的批评体系？每一个做文学批评的人都在思考，这也许是个理想主义的悖论：理想总是在我们意念的高处，当我们无法达到那个高度时，它永久只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的存在并非坏事，它也可能会促使我们以自己的实践去靠近那个高度，而那个高度对我们的批评实践也是一种指引和参照。于此形势下，作为批评家的李德南需要征服的，不仅有修辞和美学的文字本身，还有作为义理的思想，在这中间地带的技艺与方法论，也基本上指涉了他所拥有的解读与阐释能力。有过长期小说创作的准备，实践对于李德南就是看待作家和自我的一种尺度，他曾在和友人对话时说过，“我是以文学批评来表达我的‘信’，以小说创作来表达我的‘疑’。”[1]但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疑”中可能通向一种无法挽回的“恶”时，文学批评将他从“厌世的情绪”中拉回到“感激”的生活现场，这是否体现为多元人生在文学世界里的“中和”效应？当然，李德南肯定不是从二元对立角度来进行单一的选择，我甚至觉得“信”和“疑”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辩证法，它们适用于李德南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之道，同样也在相反的方向上影响着我们当下文学进程的理解。

“信”中有“疑”，“疑”中同样也有“信”，它们相辅相成，同构成为一个常态的现实世界。只不过，“信”总比“疑”更能让人保持一种在场的活力，它是指向未来的某种希望，如同李德南的批评文字为我们所出示的终极希望一样，那是一种更宽广的心态使然，即便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作家和作品，他也总是在“同情之理解”的格局里张扬“写作的民主”，否则，他又何以能站在感同身受地切入他者的灵魂？如果说“疑”是他问题意识的出发点，那么，“信”当是他所有思考的落脚点，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才不失为辩证的研究路径。他论蔡东的小说，题目为“不即不离，不偏不倚”，初看觉得他恪守了中庸之道，难道是一种骑墙的态度？这一点对应他的信疑之说，似也可从中找到一些相通的痕迹。“对于人生世相，蔡东态度清醒而不清冷。她和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依然重视文学抚慰灵魂的功能。她好像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视点和视距，以便看清这时代的全部事实，尤其是要发现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否定性的力量，那些隐藏在生活和人性深处的恶，但是，她又不把这种对恶和否定性力量的揭露，视为对个人才智的证明。她试图不偏不倚地看待我们的时代，对所有人都能有持平之论。”[2]这与其说是蔡东对待她笔下人物的态度，不如说是李德南所寻找到的衡量当下写作的标准。我们或许习惯了否定这个时代与自己身处的世界，以求得“重估一切价值”的可能，那么，在打破了以“恶”为中心的当下格局后，善会自然地追随每一个人而来吗？事情好像并没有如此简单，在破恶中扬善，只是我们的美好期待。一旦将这种期待转嫁到写作者身上，我们会对他们抱有更理想的预期，那样，失败所造成的落差也会全方位地影响作家的写作，以及我们的再次判断。作为复杂的精神个体，李德南并不想在他的批评中给出现成的答案，更多时候，他还是在探讨，困惑和疑难不时地成为他批评写作中不可绕过的精神面向，这也是他从作家的写作中反观自身的表现，新的批评主体性，也许就是在这种对困惑和疑难的不断挖掘中得以重建。

李德南重视个案批评和文本细读，这也许是为了避免空泛的言论，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更靠近文学的本体，而“信”与“疑”也正是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可以被还原。巧合的是，李德南批评的重心是在同代人身上，70后和80后作家他关注得更多，其原因在于同时代人有着相互凝视的可能。作为有着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写作者，我们如何去把握更深层次的差异和断裂，这是李德南以同代人作为批评对象的立足点。然而，这样的批评能否折射出更宽广的文学现实？相比于1980年代先锋小说家们的写作，如今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和位置？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到冒险甚至是极致的写作，这一批作家似乎都在朝向一个方向行进，这个方向内敛而安全，缺少一种元气，至少是没有了当年的野性和原始力量，这是否是年轻作家集体趋于保守的表现？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之，他们是否比先锋作家走得更远，更成熟了呢？这是很多批评家的“疑”，这样的“疑”中也包含了善意的“信”。李德南的“信”与“疑”持守了批评的伦理，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起聊天，他经常沉默地倾听，而倾听对于李德南来说是一种“信”，“疑”则是他内在的思索，更多时候以文字形式呈现。谢有顺先生给李德南写过一篇学术印象记《沉默与发声》[3]，沉默与发声，也许正暗合了他所提出的“信”与“疑”的辩证法。沉默是一种美德，而怎样发声，何时发声，发什么声，李德南以他哲学的敏感把握好了这中间的度，这是思考的度，也是美学的度。

二、“有限之在”的哲学认知

哲学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它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就相当于“诗与思”能够在彼此的回响中通达精神的高处。李德南的“信”与“疑”也就是在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博弈，这关乎他的性情，也联于他的思索。“他对文学有着一种热情和信仰，但他又不放纵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情感，相反，他总是节制自己，使自己变得理性、适度、清明……”[4]哲学思考的理性，在对接了热情的文学后，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有一点是恒定的，那就是思考。李德南的思考偏向更宽广的视域，乃基于哲学范畴的个人体验。“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技与社会、人之存在特性等许多问题的探询，最初是借助海德格尔的‘思的经验’来展开的。”[5]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海德格尔的科技哲学研究，这对于任何一位做文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都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李德南也由此进入到对海德格尔这块“硬骨头”的研究中，他也在此过程中奠定了哲学思考的基础，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思”的框架。

虽然李德南写了大量批评同时代人的文章，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是选择了史铁生这位“思想者”形象的内倾型作家。至今我仍然觉得，李德南身上的气质和史铁生有诸多相通之处，在日常的沉默中思考，而于写作中带着更为理性的表达，这种理性中甚至不乏神性和宗教的情怀。针对史铁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学者作出过精彩的分析，并对其文学之路进行了定位。为了避免重复和作无效的研究，李德南选择了以哲学作为切入点，“之所以坚持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注意到，从哲学的角度入手，依然有很大的言说空间。”[6]这恰恰是很多研究者无法进行充分实践的领域，李德南找到了史铁生与“现象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史铁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写作标明是现象学的，但是他的创作与现象学有很多契合，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以存在论问题作为主题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史铁生的写作，就某些层面而言，可视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应用。”[7]正是基于此点，李德南集中于从现象学角度来考察史铁生的写作，“借助现象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并重构史铁生的思想整体，让其思想脉络变得清晰可见。”[8]这一现象学研究的方法，正好契合了史铁生在写作中“通往哲学的路”（孙郁语），也就是说，现象学既是李德南进入史铁生文学内部的世界观，也是他的方法论。所以，《“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这部专著更像是对史铁生文学创作的哲学解析，而且这一定位在对史铁生经典化的问题上获得了思想支撑。

李德南将史铁生进行理论化和精神化的同时，其实也将他哲学化和历史化了，这种“现象学”研究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它带有症候性意义。史铁生的写作本身就有极强的“生命哲学”意蕴，那种在身体与思考之间的撕扯，也对应了李德南所总结的“我”与“世界”之间的隔裂和重构，这是史铁生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实践的经验，他探索其间发生的可能性，并以生命的体验印证了对它的认知和理解。李德南从史铁生的“个体现象学”、“世界现象学”、“宗教现象学”和“写作现象学”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他的“生命哲学”及其所存在的困境。由此来看，李德南是重新发现了史铁生在整体上所表现出的个人经验与共同的精神属性，而我们也可由此重新看待史铁生的人生、写作和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学之外的价值。对于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李德南认为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让史铁生一度进入了生命的澄明之境，进入了一种自由敞开的状态。这并不是全靠哲学上的逻辑推断来实现，而是通过理智与情感、哲思与诗性、个人生命与周围世界的多重契合而达成”。[9]《我与地坛》之所以打动那么多普通读者，很大程度上在于史铁生通过这篇文章接通了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一条纽带，它不是靠玄幻的知识演绎，而是在自己的切身体验中重获了对生命、存在与世界的看法。这不仅是史铁生写作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可能是他人生历程中打开新视野的一场自我救赎，即达到了一种“澄明之境”。李德南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将《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作了深度梳理，从而也让自己的研究通达了一种“生命的学问”。

既然与生命相关，史铁生无论是在小说创作，还是在散文写作中，都会回到对“我”的关注与审视，因为“我”是一个有限之在。这种有限还不仅仅指残疾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不可规避人之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史铁生在关于‘我’与‘世界’的阐释中曾经确证了一点：任何的人类个体——‘我’——都是一种有限之在，不单生命是有限的，就连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只能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确定性的世界之中，或者说，每个个体在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都是有限的。”[10]一旦承认作为主体的“我”的有限性，诸多的不理想与不完美可能就会成全残缺的自我，这也是史铁生能真正走出自我困境的原因。李德南在对史铁生人生和创作的哲学阐释中，也一直以“有限性”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贯穿始终，这一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现代哲学家都曾经直面过的命题，成为了李德南问题意识的一个出发点，他的重返和追问，都是在建构“有限之在”于史铁生的具体影响。

三、抱负、视野与求真的方向感

李德南从史铁生的个体人生、写作与思想中所获得的启示，和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解相互碰撞后，也让他真正意识到我们作为人是有局限性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在认识上也不可能全知全能，那种不能做到周全的片面和遮蔽，又无法阻挡我们去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人在认识到死亡的终极之后仍然需要努力活着的原因，它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但努力的过程正体现了人之存在的价值。我想李德南如此努力，是否也和他研究的那些对象有关呢？如果人之有限是一种“原罪”，那么如何在有生之年去赎这个“罪”？行动和信仰可能就是强大的力量。在李德南的研究中，史铁生以信仰、宗教和写作完成了对自我的拯救，但他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从未放弃过对“有限性”的思考，恰恰是以行动来“抵抗”这种有限性。

正是从自我和他者的思考中意识到人在认知上的有限性，李德南才从哲学的角度对史铁生及其写作持有一种追问和理解的态度。他在解读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也谈到了对“有限性”的认知：“对人类而言，有限性可以说是生而有之的存在特征。人将永远背负着有限性，正如蜗牛永远背负着属于它的壳。”[11]这样的人生理解，其实也塑造了李德南的个性，不过于张扬，低调而沉默，“一贯来，他都脚踏实地，不事张扬，写文章从不说过头的话，生活中更不会做过头的事，他总是等自己想清楚了、觉得有把握了，才发言，才做事。”[12]这种性格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动笔，他不轻易下判断，也不过于赞扬或苛责哪一个作家，包括评论与他同时代的80后作家，像王威廉、郑小驴、蔡东、文珍、孙频等，都带有一种凝视的温情。

在命定的有限性中，我们都不可能完美。“这种对有限性的承认，使得我在某些时候也可以相对轻松地接受自己不能做到面面俱到这样一种事实，从而使得我在文章写得不如人意的时刻还能坚持写下去，使得我并没有放弃做批评的工作。它也使得我期待并乐意倾听其他同行的声音。我相信一点：每一种批评话语都带有它的局限，可是批评话语本身的空间是无限的；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风景。也许我从这个角度来入手会有我的盲见，但是其他人的观看方式恰好能发现我的盲见。”[13]在意识到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法之后，我们才能在认识到自己局限的前提下，去寻求敞开世界的最大可能的空间。这一点，其实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问题，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种狂妄会让人变得盲目，会表现得更为极端和偏执。李德南在这方面似乎和他的同龄人保持了一种距离，他以持重和宽广的心态容纳了对文学艺术的尊重。

他说：“不管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批评家，大的抱负，开阔的胸襟和视野，都是必要的，研究时的切入点却不妨小一些，这样才能避免泛泛而谈。以具体个案来谈‘大问题’，恰切地把握住对象之所是，这是我所喜欢的方式。”[14]这一心得和体会，不仅暗合了李德南对自我和其他作家的要求，而且也明确了自己批评研究的方向。这是他愿意从事作家个案批评的缘由，他在一些刊物上主持栏目推出一个个富有潜力的新作者，也是对此的某种佐证。针对那些鲜活的个体，进入他们的内心，靠近他们的灵魂，也会让自己保持文学的直觉和领悟的活力。从这方面来看，李德南说自己渴望看到一种带有希望的写作，而他也是在实践带有希望的批评。他曾以我们常言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关系来探讨这一命题：“在义理、考据与词章中，我把考据和词章放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它们真的是不重要的吗？并不是。义理、考据与词章，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批评文章都很难称得上理想。做出这样的取舍，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我所想要强调的无非是，在任何情况下，对批评文章而言，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求真意识最为重要——如果不把这个放在首位，那么所写的文章不会对所涉及的问题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15]的确，李德南是如此说，也是这样去进行实践的。在批评文章中，他尽力去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在此基础上，他也会努力追求批评的可读性。

当李德南谈到批评的学理性时，“求真意识”是一个关键词，它对应的正是批评的某种社会功能或者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批评不仅面向文学，同样也面向世界的真实；不仅回顾过去，更是通达未来的世界。李德南很喜欢看英国的一个系列电视短剧《黑镜》，这部系列短剧令他“脑洞大开”，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洞见与发现，“在当下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技术，尤其是日益发达的现代技术……”[16]读到这儿，我忽然再次意识到李德南硕士论文写的是关于海德格尔的科技哲学，同时也回想起了和他交往的一些点滴往事。

作为同一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我和李德南一年来见面比较多，也很投缘，一起开会，一起爬长城，一起游雍和宫，当然，在北京，更多的还是一起逛书店：在函芬楼，他购入了一套鲁迅译文集；在万圣书园，他挑到了很多之前没有买到的稀缺书籍，如获至宝。而他最感兴趣的，则有一条隐秘的线索，那就是关于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书，这些书看似与文学批评关系不大，但李德南有他超前的预见性，因为未来的文学必将与科技、人工智能紧密相联。正是因为这种预见性，他的文学行动里，从来不缺少社会层面的思考，这不是刻意的接地气，而是一种性情和观念使然，他求真，向善，审美，并在哲学和文学交叉融合的层面上守护着一片精神先锋的空间。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1] 李德南：《从“信”与“疑”开始》，《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2] 李德南：《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蔡东论》，《途中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3] [4] [12]谢有顺：《沉默与发声——李德南学术印象记》，《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5] 李德南：《〈途中之镜〉跋》，《途中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6] [7] [8] [9] [10]李德南：《“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页，第32页，第310页，第166页，第223-224页。

[11] 李德南：《有限的我们如何相爱》，《有风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13] 李德南：《作为一种写作的批评及其限度》，《文艺报》2016年11月25日第7版。

[14] 李德南：《我的所来之路》，《有风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15] 李德南：《不“理想”的文学批评》，《文学报》2017年7月27日第7版。

[16] 李德南：《非虚构：面向真实，还是面向文学？》，《有风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