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丁酉之冬,寒冷且漫长。让诗人们感到心头之冷，莫过于闻知中国诗坛一个又一个大师级的诗人相继离去。先是台湾诗人余光中，接着是诗人、诗歌翻译家屠岸，后来是国际诗人笔会主席野曼，再就是辽宁诗人高深、河北诗人浪波，随后，杨光治兄在立春的门槛上也跟着走了。这么多诗人走在寒冬即将告别之时，莫非赶着去天国出席迎春诗会？

光治兄是2月4日离去的，告别会是2月10日上午在广州银河园举行的。那天上午十时,我偶尔打开微信，在魏家坚的朋友圈中读到杨光治逝世的消息，很是震惊。半年前，我与光治兄还在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上见过面，彼此赠送过书籍，他还是那么健谈，那么风趣，那么睿智，怎么说走就走了。也许冥冥之中心有感应，我得知噩耗之时，正是亲朋向他最后告别之际，我隔着时空默默地为光治兄送行，不禁悲自心来。待我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挂电话向魏家坚询问时，家坚说：“我参加了告别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杨老师走得很安祥……”

我与光治兄相识已有四十多年。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沉寂十年之后，有了早春二月般的复苏，广州市文学刊物《广州文艺》《广东文艺》（即《作品》）相继复刊，《青年文学》《花地》《南风》等文学报刊相继推出，我和陈绍伟、罗铭恩、陈忠干、黄虹、朱光天、黄蒲生、杨光治等一批广州“青年作者”常在一起聚会，给这些文学报刊投稿，讨论创作、议论文艺形势、期盼文学春天的到来，还成立了广州市青年作家联谊会。记得那时杨光治还在一所中学任教，每次聚会他都侃侃而谈，语速不紧不慢，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幽默诙谐中带着睿智，金边眼镜中闪烁真情。上世纪80年代初，杨光治调到花城出版社诗歌室工作，我与诗歌室先是易征、司马玉裳、陈俊年，后是罗莎、杨光治，再后是鞠英、莫少云等都是诗友，常会到诗歌室坐坐，也会到杨光治位于区庄的家那栋出版社宿舍楼坐坐，谈诗歌、聊创作、聆听指教，只是近年随着年龄增大少于联系了。记得1985年，花城出版社为广东有潜力的七位青年诗人出版了一本厚重的诗合集《绿色的旋律》，我也忝列其中，编辑署名：“华成思”，很明显是花城社诗歌室的谐音，这其中，定有杨光治的策划和编选的辛劳。几十年来，我与光治兄共同参加过各种诗歌活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却让我们能引为知已、推心置腹，谈起诗坛的现象或诗歌创作都能各抒己见，敞开心扉。

杨光治到出版社工作，如鱼儿得水，他博学的功底、独到的见解、开阔的视野、精明的策划、商业的头脑和诗评家的睿智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当时，正是中国诗歌最喧腾与骚动的时代：以艾青、绿原、曾卓等为代表的回归者的歌唱，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崛起，以及各种流派争相登台令人眼花缭乱的亮相，可睿智的光治兄能从诗的本性，洞察出其真伪良莠。我多次在诗会上听到他强调：中国新诗，首先是写给当代中国人看的，好诗是感情与知性的结合，诗是精炼的歌唱生活的艺术，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经历三十多年的争论与实践，光治兄的诗观是值得肯定的。

杨光治对推动广东诗歌的发展，我感到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他以作家诗人的身份，通过自己创作的实践，挖掘了古典诗歌领域的珍宝。他出版的《野诗趣谈》《唐宋词辨》《诗艺.诗美.诗魂》，短小的文章中，在勾沉历史、普及诗歌、增添意趣的同时，透出许多个人的真知灼见，有棱有角有个性，勇于探索求源,敢于向权威叫板。如提出“床前明月光”的“床”是指水井，并非指床；如指出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落英”并非凋残的花，恰是刚绽放的花朵；如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意境”之说，敢于提出个人的质疑与见解等等，体现了一个学人的思索和学养。

二是他以诗评家的身份，关注着广东乃至中国诗坛的动向。通过一篇篇诗作的点评、推介，通过一篇篇为诗人出版的诗集作序，既扶持了一大批年轻诗人走上诗坛，抨击了诗坛的乱象，也阐发了自己的诗观，坚守了诗歌艺术真善美的追求。他常津津乐道地说，他先后为200多位诗人的诗集作序，甘当诗歌园地的园丁。这其中,也为我的诗集《人生旋律》写过序。记得那是1996年初冬，广东省作协组织向明、杨光治、郭玉山、黄蒲生、朱光天、本人和《当代》副主编何启治等七人的诗人侨乡采风团，历时一周,先后走访了台山、开平、恩平、江门、新会等著名侨乡，这是我与杨光治朝夕相处的一周，参观访问中他善于发现诗意，旅途小巴车上他妙语连珠,一路上老杨给同伴带来欢乐。在与侨乡诗歌作者的座谈时,他总是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鼓励,一副热心肠。在这次采风活动中，他针对当时诗歌越写越长、越写越散漫的景况，建议诗人们此行专写十行诗，带着镣铐跳一回舞，尝试开创十行的新格律。采风回来，我们每人都交了一二十首十行诗，由光治一一点评，分组发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作品》《广东侨报》《南风》上，造成了小小的影响，有人把其称为十行诗派。嗣后，我和向明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十行诗写作，分别出版了十行诗集。我先后出版十行诗集有《相思梦》《人生旋律》三部，这是在光治兄引导和鼓励中写成的。仅仅这件小事，就可看到杨光治对诗歌创作总是有思索、有追求，力求创新的。

三是他以编辑家的身份，乐于为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架桥铺路。杨光治从事诗歌编辑近三十年，以他的学识和睿智，一次次搅动了中国诗坛。留下许多佳话，并创造了诗歌出版业的几个之最：他于1968年最早发表了推介台湾著名女诗人席慕蓉的文章《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泪记下的悲伤》，编辑出版了席慕蓉的《七里香》《无的青春》《时光九篇》三部诗集，发行量高达100万册，这是当时全国诗集出版印数之最，颇有影响，既架起了沟通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诗歌桥梁，又为诗歌的广泛传播做了有益的工作；最早发表评价汪国真的《植根于生活的红蔷薇——汪国真诗作印象》，出版了汪国真诗集《年轻的风》，印数达21.1万册，汪诗一时洛阳纸贵，在青年中掀起了汪国真热；最早发现和推出了青年诗人洛湃诗集《浪子情怀》，印数达12.3万册。从席慕蓉——汪国真——洛湃现象，我们不得不佩服杨光治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睿智与前瞻性目光。他根据人们，尤其青年一代心灵渴望，以席慕蓉的“纯情”、汪国真的“哲理”、洛湃的“浪漫”打出“热潮诗”的牌子，受到众多学生、青年的欢迎。由杨光治策划、花城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花城袖珍诗》《如诗年华》《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过目难忘》诗歌系列，本本都极为畅销，少则几万册，多则十多万册，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杨光治“创造18年畅销诗3000万册神话”已在诗歌界广为人知，他将这句话,醒目地印在自己出版的散文集《触动心灵》封面上，可见他是引以为傲的，这是他对中国诗歌事业的贡献。

杨光治历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诗歌室主任、副总编辑、副社长、顾问、编审，系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新诗学会理事、广东岭南诗社副社长兼《岭南诗歌报》主编等职，为中国百年新诗的繁荣与发展，辛勤地耕耘了一生。如今，一代诗评家、编辑家杨光治走了，这是南方诗坛的重大损失。当我想到，再也听不到他那诙谐话语和爽朗笑声，再也不能与他结伴而行同桌共饮，再也读不到他带着灵性和个性的新作和新的诗评，心中格外沉重。望着书房书架上他先后签名赠我的七八部著作，仿佛他还在我身旁，这些著作是他留给读者们、诗友们的心里话，也该是他留给人世间过目难忘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