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章以武：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荣膺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伊  始：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原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核心提示

◎都市文学兴起的一个标志，是京派和海派的形成。一个皇城根下，一个十里洋场，由于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带来不同风格的书写和追求。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一批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无法躲开的城市生存状态、都市生活的演变和深圳特区建设的艰辛与光华。

◎每个都市都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书写其实呈现出不同城市的风格。当下，年轻作家的文本中很难读出广州的特点，作家更加关注的是，都市状态下人的生存状态。

◎以后都市文学概念可能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它包容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包括一些类型文学，比如科幻。“大文学”这个概念可能引导人们日后对文学的认识。

都市文学发展脉络

章以武：大家都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那么作为一名作家应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呢？为此，今天我跟郭冰茹教授、伊始三个人来聊聊都市文学，是很有意思的。都市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现代文明的一个中心。首先请郭冰茹教授谈谈都市文学的概况。

郭冰茹：我因为做文学史研究，先简单跟两位交流一下都市文学发展的脉络，因为我们谈都市文学的时候，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乡土文学或者是乡村文学。乡土文学按照鲁迅的概念，指的是一些侨寓在北京的作家，以回望的姿态去谈他们的故乡，后来茅盾对这个概念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如果只是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实际上还不算是乡土文学，在风土人情上还应该加上一个能够表达出当时时代主旋律的价值概念。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现代性的预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讲都市文学，就不单纯是写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三餐一宿，男欢女爱，而是应该更多的表达出一种时代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得在一个现代性的话语预设中去讨论都市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够跟都市文学沾上边的还是晚清时期关于上海的书写，比如《海上花列传》，后来有了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畅销书作家，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萌生。还有新感觉派，专门写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然后就是四十年代大家比较熟悉的张爱玲、苏青、徐訏。当然现在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都市文学基本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主流。

伊始：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都市文学发端于晚清民初，其代表作是四大谴责小说，也称黑幕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为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这些作品多由短篇联缀而成，由于缺乏完整的构思，因而在结构上比较松散，笔墨也十分夸张。当然，正是有了报刊，也才有机会搞出这么一批作品。

 郭冰茹：对，早年的时候。

 伊始：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其代表作应该是茅盾的《子夜》。它不但对当时上海的社会结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作出全景式的反映，还塑造出一批分属不同阶层的都市人物形象。都市文学兴起的另一个标志，是京派和海派的形成。一个皇城根下，一个十里洋场，由于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带来不同风格的书写和追求。京派更执着于对传统的回味，海派更注重于市井情调与现代趣味。他们的代表人物，北有老舍，南有张爱玲。

此后，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都市文学发展的势头突然停顿下来。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创业史》《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红岩》《红旗谱》等。广东似乎特殊点，除了《香飘四季》《绿竹村风云》，还有《三家巷》《虾球传》。前两部是农村题材，后两部是城市题材——严格来说，应是以城市为背景的革命历史题材——但后两部的遭遇有点尴尬，《三家巷》虽然很火，但在北京评价并不是很高，而《虾球传》更是长久被漠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挖掘出来，拍成电视剧。

郭冰茹：这跟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诉求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最核心是考虑革命历史题材或者是工业题材、农业题材，而且比较早一个写城市生活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实际上是受到批判的，还有后面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其实都是对城市生活的警惕。

社会转型与都市文学呈现

章以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都市文学怎么样呢？先说深圳。我记得80年代初的时候，内地的一些作家到深圳走了一圈后认为：深圳只有一面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尤其是对引进外资、来料加工等很反感，很不理解。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满脑子的姓“社”姓“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如何能歌颂热气腾腾的深圳特区啊。这种现象广州也有。当年建五羊新城，引进外资，有人就说这是卖国。所以当下搞都市文学吃透改革开放的政策很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引领，寸步难行。我一直在写广东，尤其是广州的改革开放，我只是一名大时代的记录员，书写当下发生的中国故事。电影剧本《雅马哈鱼档》写的是广州的街边仔、街边妹，开设鱼档，自谋职业，劳动致富的故事，上映后轰动大江南北。后来写的电影剧本《爱的结构》、五幕话剧《三姐妹》、长篇小说《南国有佳人》、电视连续剧《情暖珠江》，全是都市生活的嬗变，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新时期以来，深圳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能改变我》，很成功，其价值在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那是极具锋芒的。还有林雨纯的《深圳飞鸿》，最早向读者介绍了深圳的风姿。彭名燕的长篇《世纪贵族》，直面深圳的喜怒哀乐。李兰妮的长篇《旷野无人》，写忧郁症的；涂俏写包二奶的故事，写的都是都市“病”，反映了无法躲开的城市生存状态。而吴君的代表作《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等则是写人一旦进入大城市，接受了都市文明以后，就回不到乡村了，很有启示意义。她的作品是跟着深圳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很接地气，让人目睹深圳特区建设的艰辛与光华。

伊始：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黄泥街》，后来出版社把题目改成《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说是这样比较好卖。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书名。

章以武：广东还有一部都市文学的精品力作是《大风起兮》，那是陈国凯的长篇小说，写蛇口变化的，很有气势，人物生动，语言活脱，广味很浓。还有张梅的中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呈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州青年的奋发与躁动，作者极具敏锐的洞察力。她行文干净，洒脱，轻松。读她的作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不装，不端，故事好读，耐读。

不同作家不同姿态

伊始：要谈这一段时间的都市文学，很难展开来谈，这里我就谈三个人，一个王朔，一个贾平凹，一个章以武。

王朔的小说相当生猛。我很喜欢读他的作品，几乎每一篇，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看完以后，心里却又很纠结：这家伙，太会讲故事了，但又觉得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就像有人说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贫嘴，一贫到底。直到好久以后，看到他说的一番话，我才恍然大悟，话糙理不糙，这正是王朔小说的妙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字：吃人。王朔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字：别装。我当时一读到王朔这话，顿时就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还能以“痞子小说”来标签王朔的作品吗？当然不行。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主题也就两字：别装。

郭冰茹：后来王蒙写过一篇关于王朔的评论，题目叫做《躲避崇高》，王朔出现在80年代末，那个时候传统的文学观念开始解体，逐渐向多元化的层面迈进，王朔的出现，带给文坛一种非常独特的阅读体验，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是褒贬参半的。当然，起初主流的态度是批评为主的，就是跟您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后来随着王蒙从《躲避崇高》这个角度来解读王朔，大家就觉得的确是这样，他的确解构了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

伊始：解构了所谓的精英文化。拿王朔这把钥匙，来解读《废都》也挺有意思，也就不是“颓废”二字可以概括的了。

与王朔的小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章教授的《雅马哈鱼档》则是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雅马哈鱼档》这部作品，如果光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它不见得就是上乘之作。写法很传统，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它有一条好，旧瓶装新酒，这个新酒，就是新事物，新观念，新生活。

章以武：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作品会在文学上有一定的位置，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只是想过这个玩意是新鲜事物。《南国有佳人》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以90年代房地产为背景，一个白领在工作当中面对着她的上级、丈夫、同事、面对着家里的保姆，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情感发生了裂变。当时我就是想，这个社会进步了，不是落后的问题，这是都市生活的演变。

郭冰茹：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伊始：说起都市文学，广州的张欣是不能遗漏的。现在的都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戾气很重。张欣的小说正相反，很大度，读起来很舒服。张欣笔下，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好人还是坏人，她都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将他们为人处事的缘由动机，表现得入情入理，丝丝入扣，即便是人物一个有悖常理的举动，也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不得相免”。

章以武：张欣是南国优秀的女作家，她小说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细腻，现代感的冲击力强。

伊始：不止是细腻，关键是对人性的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这点上，张欣确实比不少男作家还要强。她是个明白人。

张梅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缘起于中篇小说《歧途同归》，这两部作品都写得很棒。上世纪80年代，一间不起眼的铁皮屋，男男女女，进进出出，这是一群被思想解放大潮裹挟着的广州青年群像，他们躁动、迷惘，沉耽于追问和思考，却又极其天真，爱冒傻气，甚至还有点恶劣，其思想行状，活生生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绝妙写照，读起来十分痛快，但痛快之后你会脸红，出汗。可惜的是，她没有将这一创作势头延续下去，她后来写的东西，虽然更显娴熟，也更加精致，却比不上《破碎的激情》那么有力量。

章以武：广州写都市文学还有一块，就是小女人散文，代表作家是黄爱东西。她的作品粤味醇厚，叙事写人极有作派、腔调，有画面感。读她的作品，你会喜欢广州这座美丽温暖的城市。我在故乡上海、杭州时，当地青年作家问：广州的黄爱东西我喜欢，她好吗？为何？因为黄爱东西的作品屡见于《新民晚报》。这是都市文学的一朵花啊。

郭冰茹：因为“小女人”散文比较流行是1995年1996年那样子，那时候正好我们有机会作出个人的人生选择，到广州还是上海，当时就是看黄爱东西的“小女人”散文，看她写那个下午茶，还是觉得广州感觉好一点。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风格

郭冰茹：新时期以来，整个中国都伴随着一个都市化的进程，以前的乡土文学的主流地位渐渐地被城市文学所代替，这也是势在必然的，但是中国现在出现非常多的大都市，每个都市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书写其实呈现出不同城市的风格。上海的风貌，可以说是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特别家常的、市民化的、琐碎的、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北京的感觉还是雍容的、高高在上的，有一种帝王之家舍我其谁的气象。另外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废都》，西安的。可能更多的人还是把贾平凹视为一个乡土作家，觉得他跟城市多多少少有点隔，但也许西部城市就是有这样一个章教授说的“小镇”的感觉。另外，还有像您刚刚讲的广州的张欣，武汉的池莉、方方。

伊始：似乎女作家对都市生活都特别有感觉。

郭冰茹：池莉写汉口的女人写得特别精到，另外还有迟子建写哈尔滨，每个城市其实都能够呈现出自己的城市特点来。

章以武：从都市文学的角度讲，广州应该写广东、广州是如何沐浴南海现代风的故事；应该写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的一朵朵美丽的浪花；应该写新潮、时尚、创新的中国南方才有的故事。写农业文明，我们写不过山西的“山药蛋”，写不过河北的“白洋淀”，人家的积淀深得很啊。写温柔水乡，写温婉、细腻、精致、暧昧的情感，我们也写不过“下里河”的汪曾祺、毕飞宇他们。我们广东有广东的特点、长处，要扬长避短。

郭冰茹：每个城市有自己城市的风格。

伊始：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广东再也不能以前沿阵地自居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日子也过去了，广东作家再也不能以“题材优势”来麻痹自己了。

郭冰茹：不过现在我有一个感觉，到了新世纪以后，更年轻的作家的文本中很难读出广州的特点，他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在这样的都市状态下，人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是一种普遍化的状态。不知道二位如何评价这种书写？

伊始：好事，毕竟路子宽了嘛。地方色彩浓郁的，普泛化的，各有各的好。

章以武：文学毕竟是要包容的，比如张欣的作品，地域色彩不是很强，放在上海、杭州、深圳、广州都可以，但她的作品十分水灵，绝不是黄河以北的。

辩体与概念——打破界限

伊始：郭教授，我得请教一下：文坛常常煞有介事地讨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什么打工文学、都市文学——最近，深圳还搞了个劳动者文学推介会，真是莫名其妙——这个文学，那个文学，我们真的需要把它独立出来，而后大张旗鼓地去研究去鼓吹去推介吗?

郭冰茹：其实这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从文学史的研究特点出发，研究者需要去归纳总结一些流派，需要去寻找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主题，需要去筛选一些作家。叙述文学史的核心目标还是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说简单一点，核心目标还是为了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传递，这样一个文学史的形成的过程，是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大约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样的做法已经开始出现难度了，因为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对个性的诉求。一旦强调个体、认同个性之后，要把这些多元而复杂的作品捆绑在一起，总结归纳它们的共性，其实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就只能不断地贴标签。

章以武：现在文坛也有浮躁现象，先把大旗拉起来再说。最近提出一个“下里河”文派，代表作家是汪曾祺、毕飞宇等，但只凭这些能支撑得起吗？还为时过早。

伊始：我们谈得有点远了，请郭教授做一下总结吧。

郭冰茹：我是觉得以后都市文学概念可能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它包容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包括一些类型文学，比如科幻小说。如果很多类型文学都能被置于“都市文学”旗下，那么这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可能就不存在了。还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的概念，我们会发现，以前我们会从文体上，把报告文学、新闻等跟小说、散文区分开来，但现在，文体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打破，比如我们刚才谈及的非虚构写作，从辩体的角度，我们该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呢？

伊始：新闻还是文学。

郭冰茹：它到底属于新闻、报告文学，还是属于散文？现在是难以归类的，我相信在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类似非虚构写作这样难以归类的文字书写。我觉得“大文学”这个概念可能引导人们日后对文学的认识，就是很多借助文字书写来表达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样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