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与“疑”开始

 □李德南

前段时间，《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的蔡家园先生来信，说他正在策划做一期“作为批评家的小说家”专辑，嘱咐我参与并谈谈个人的写作观。于我而言，在这个题目下谈个人的写作观，实在是有些压力，需要提振勇气的。因为它意味着，参与者首先是批评家，其批评家的身份是得到认可的，此外还得写小说并且写得不差，忽略批评家之名亦能以小说家的身份立足于世。对于我，敢于谈论它的勇气的最大来源，其实在于这个话题还有另一重意义：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于我，或许都不成熟，我未必称得上“家”，然而它们对于理解“我之所以为我”，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我，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前与友人对话时，我曾经说过，我是以文学批评来表达我的“信”，以小说创作来表达我的“疑”。现在想来，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叫《为什么我不可以游泳》，主要是写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他们的父母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独自到家里的游泳池去学习游泳，哥哥勇勇因为救弟弟猛猛而死去，备受惊吓的猛猛则因此产生认知障碍，有一段时间无法很好地认识自己，也无法很好地认识世界。在小说中，猛猛最终恢复正常了，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孩子的父母，其实仍在正常与疯癫之间。这篇小说所叙之事是残酷的，色调是暗沉的，然而也并非毫无亮色。人生的不确定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无感，种种可归属于“疑”的范畴的所在，大概是这篇小说的主要构成；“信”的成分，则在于它肯定了亲情的意义：哥哥为了救弟弟可以死，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可以为孩子克服认知障碍而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笔墨，大概是有些温情的。

从对个体生命的建构的层面来说，小说创作对我的意义可以说并不大。我甚至设想，如果我只写小说，一路写下来，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人，一个有许多怪癖却不自知的人。我感到庆幸的是，因为机缘巧合，我走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扩大了我的阅读范围，使得我不局限于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而是对宗教、哲学、艺术和历史等领域的著作也有所关注。虽然我离我所渴望成为的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必须承认，这种阅读教化了我，给了我的生命很多有益的养分，也使得我能够相对全面、相对客观地去理解人之为人，以及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一直写小说，我会有很浓的厌世的情绪。可是如今，对生活，对工作，我时常有一种喜悦，甚至是感激。这种喜悦和感激，并不在于我完成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在于，经过这几年的误打误撞，我感觉我可以开始了。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走的路，如果我能有足够的耐心和意志，我想我可以沿着这条路持续走下去。

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上。然而，我也不时有一种提笔写小说的冲动。在我的电脑里，其实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的种种，都与小说创作有关：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小说的题目，吸引我的意象和人物的形象，一些有趣的片段……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动笔把心中的作品写出来，并且是否有能力写得让自己满意，让读者满意。然而，这种“准备着”的状态，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保持着一种看的努力：不只是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来思考，同时也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来思考。也正是因为对小说的这种强烈兴趣，这些年我在批评实践中最为重视的，其实还是小说。我在文学批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与我在小说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切身性，我不知道对我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成全还是限制，但是我目前还是乐于保持这种状态。当我有一天真的从批评中抽身而出，更多地回到小说创作，我也期待，这些年的批评活动对作为小说作者的我会有所促进。

博物文化写作的当代使命 

□陈超群

在本期广东省文学创作专业培训班上，大概我是唯一一个从事博物文化写作的学员。说起博物文化写作，同期来的很多同学都不太了解，以为是个新概念、新流派。这并不奇怪，博物文化写作当前还是个小众的写作，但它并不是一个新东西，而是延续了古老传统、肩负着当代使命的写作。

博物文化写作，是一种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进行观察记录，对其本源进行考求，并将人的生活和对生命的思考融入其中的写作。博物，在西方叫自然史或自然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达尔文、梭罗都是伟大的博物学家。西方一般称博物文化写作为“自然文学”，吉尔伯特·怀特的《博物志》、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都是杰出的代表。中国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郦道元、沈括、李时珍、徐霞客都是博物学家，《山海经》《南方草木状》是经典博物学作品，在更广阔文学领域，从《诗经》，到汉赋、唐诗、宋词，以及《红楼梦》，即便非专为博物而作，也皆是草木葱茏、万物有情。文学来源于生活，古人“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文学作品映照了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生生不息。

然而，随着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盛行和学科分化，博物的传统逐渐边缘化，人们越来越局限于自身学科框架内，同时，现代人普遍自困于钢筋混凝土中，离自然越来越远，于是，文学写作往往缺乏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体察，日益失去鲜活性。也许，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种博物传统的回归，用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的话说，“感受四季冷暖，通晓草木鸟兽，才会产生博大精深的思想，文采飞扬的篇章”。

在本次培训班上，周建平老师讲了题为“文化软实力与文艺使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讲座，不仅为全体创作人员指明了方向，也对博物文化写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当下，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恶化的环境让人们在一味追求发展的道路上意识到了反思，并逐渐尝试用行动与环境“重修旧好”。人与自然如何才能和谐相处成为重大的时代命题，对于这个命题的解答，科技手段和政策治理固然重要，而从文化层面来说，博物文化对现代的反思精神及其追求的“天人合一”或许具有更长远的意义。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本质上需要一场人们认知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博物文化传播无疑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这场革命。所以，博物文化写作绝非拈花惹草的休闲，而是对时代使命有着强烈自觉的写作。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有文学与审美的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正如培训班上张宇航老师在“生活与创作”讲座中说的，文学创作“要给社会一些有价值的交流”。是的，文学创作者应该有这样的勇气与担当。好的博物文学作品也正是如此，如吉尔伯特·怀特在田园生活中融入的生态哲学价值观对世人影响深远；梭罗《瓦尔登湖》提倡的“生活极其简朴而精神极其丰盈”为无数迷惘的人提供了人生指南。我国当今也出现了一些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和写作者，如刘华杰、田松、南兆旭等，他们带动了博物学文化在我国的发展，正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态观。我非常荣幸也能成为其中一员，随笔集《一城草木》已出版。

当前我国的博物文化写作主要有自然观察笔记、自然感悟随笔、图谱手册、国外博物学著作翻译几大类，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但博物文化写作难度大、周期长，既需要文学素养，又需要科学素养，更需要一双纯净深邃的发现之眼和一颗回归自然的赤子之心，创作出好的博物文化作品实属不易。我要摒除浮躁，不断提高修养，将知识、情感、社会价值融入到创作中去，真正创作出有思想深度的、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践行博物文化写作的当代使命。

如何成为一个“理想作家”

 □丁燕

很多作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理想读者”？他们认为自己籍籍无名，是因为作品没有找到“理想读者”。但我却持不同观点：当下的紧迫问题，不是指责读者不够理想，实际上是作家不够“理想”。如果作家们大多以“理想作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然会培育并感召出一大批“理想读者”。

结合自己的创作，我认为“理想作家”的首要条件是在内心中确立自己的角色。很多所谓的“作家”，已是名存实亡，因为他们的主要时间不是用来创作。也许他们在青年时代有过一、两篇出彩的作品，但之后，他们的心思渐渐偏离了写作，沉湎于其他，所以实际上，他们空有“作家”之名，而无“作家”之实。我一直在内心中警告自己——确定“作家”角色的唯有作品。作品稀少而单薄，很难支撑起“作家”的名号。 

其次，作家要合理地安排时间。因为我在内心中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角色，故，我将最黄金的时间来完成最困难的事情。自2010年到达广东，七年来我坚持早晨4点起床写作，无论春秋。持续的写作必须有固定的时间做保证。若一个人只是偶尔、闲散、顺便地进行创作，因其缺乏时间的投入而难成大器。

再次，做一名“理想作家”，要懂得调整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写作是输出，是消耗，是释放。几乎所有的作家在经过大体量创作后，都会身心疲惫，感觉自己被掏空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阅读来“进补”。很难想象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作家，怎么写出好作品；同时，一个什么书都读的作家也是可疑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阅读谱系”，就像一个人惯于从自己吃着舒服的食物中获取营养。

第四，经过了立志、实践、反复探索后，一个“理想作家”便要进入“风格化”状态：你要有独属于自己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难。像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评价有所偏差般，作家很难一下子就正确地判断出自己的特点。我曾生活在新疆，阅读着充满阳刚气息的作品长大，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写出如“拓荒者”般雄浑的作品，直至我到达岭南，在蕉风椰雨的环境中浸淫许久，我才发现了属于我的阴性气质。当我意识到刻意追求宏大叙事已损害了自己时，我终于明白了独属于我的风格。我希望我的文字是丰沛而绚丽的，语调是浓稠而绵密的，希望自己写出阳光下阴影里的细节，呈现出小人物心头的狂澜。终于，在确立了风格后，我写下了《工厂女孩》和《工厂男孩》。

第五，当一个作家终于通过独属于他的叙述被读者认知时，另一种生活会扑面而来——各种获奖、各类采风、各地讲座。也许此刻，才是真正考验这个作家是“理想”还是“不理想”的时候。大多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终于敌不过种种诱惑，日复一日地平庸下去。他们不仅三五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作品，连精神上都陷入萎钝。然而，总有那样一些作家，心怀远大理想，不为外界所动，苦行僧般坚持创作。这样一些少数者，最终成为了“理想作家”。古今中外，能留在文学史上的，大多是这种类型的作家。

所以，我希望以“理想作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知道，像我这样出生在偏远地区，又没在名校经名师指点的写作者，本身就有很多缺陷。我努力以勤奋写作、认真阅读来弥补，但终和那些出身名门、少年才俊者有一定距离。然而，我从不因此怀疑自己的选择。契诃夫说，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我只愿自己认真地、诚恳地、尽最大努力地进入创作，写出独属于自己的作品。哪怕它们是一些狗尾巴草，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它们也曾成长过。

文学像一个圣诞老人，永远是“索一奉十，索百奉千”。我深知自己付给文学的太少太少，而收获的却太多太多。感恩文学，让人更有尊严地生活在大地上。   

关于当下文学生态的一点断想

 □周朝军

您即将要读到的是一位八流小说家兼梦想早日奔小康的文学编辑的培训作业。现在，八流小说家斗胆耽误您几分钟，他将向您汇报两点近乎幼稚的感想，如您在阅后愿意违心地鼓一下掌，或是配合以面瘫式的微笑，八流小说家一定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确实走了心。另外，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八流小说家习惯了玩弄修辞，在后面的1200字中，他决定放弃修辞，以近乎聊天的语气，与您分享他的浅见：

在近期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中，我个人一直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一方面保持着狭隘的纯文学观，针对文学的审美口味单一，在很大程度上把期刊体等同于纯文学，并想当然地把期刊之外的诸如网络文学、畅销书等文学领域指认为非严肃的非纯文学的。我不否认大部分网络文学和畅销图书的粗制滥造，但面对体量庞大的网络文学和繁芜的畅销书市场，我们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更不能一边大言不惭地说“我的作品是写给能看懂的人看的”或者“我的作品是写给同行看的”，再或者“我的作品是写给有一点文学素养的人看的”，一边埋怨广大读者不买纯文学的账。换言之，我们不能一边对所谓的纯文学领域之外的作家（作家也好，写手也罢）嗤之以鼻，一边又对他者的名利双收犯起了红眼病。我们应该思考，是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纯文学观存在某些问题？再或者，被我们一再贬低的网络文学和畅销图书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退一步讲，即便从纯粹的文学性角度出发，我们设定网络文学、畅销书是相对逊色的，那网络文学和畅销书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形式，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再换一种说法，网络文学和畅销图书占领读者获取信息的途径，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个人认为，纯文学作品抵达读者的方式不应该只是文学期刊及其外围弱小的相关体系，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应该最大限度地溢出所谓的纯文学圈子，文学性和可读性（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叫畅销性）并不是天生对立的，他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很多作品取得了成功，比如我常常举例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比任何一部网络小说以及任何一部三俗畅销书都要畅销。

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们的纯文学界并没有给这部小说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的很多纯文学作家甚至认为这部书糟糕透了。谈到这里，新的问题又跳了出来：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由谁来衡量？衡量文学性的时候是不是也该考虑文学的作用？即便我们否定了《平凡的世界》的文学性，我们谁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地否定《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用——二十年来，它让千千万万的人对生活重燃希望。

说到这里，我自己的思路也有点乱了，问题越说越多，也越说越乱，总之我们不该忽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权，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学圈之外的所谓的普通读者，那么所谓的圈内人又凭什么把自己的评判结果强加给他们？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是该反思自己审美的时候了，是该考虑自己到底该写些什么的时候了，是该考虑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的时候了，是该考虑自己为谁写作的时候了。

以上就是我培训后的一点浅见，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全民写作与纯文学写作的差异 

□陈再见

全民写作是最近几年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写作现象，颇有那么一点战争时期的“全民皆兵”的意思。乍一看，似乎是个不坏的现象，细思之，却有一些值得怀疑和思考的空间。姑且不论全民写作到底和文学有多大关系，单就此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全民在写作态度上的轻佻和草率，一定程度上就对文学产生了伤害。写作或者说文学写作，在笔者看来，永远是少数人的“精英”表达，甚至于读者，也只是少数人的共鸣。那么，全民写作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在我看来，它是全社会由于技术终端的改革和文字媒介的更新所带来的口水宣泄，从最开始的博客，到QQ空间，到现在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平台正在一步步走向虚拟化和碎片化，背后的操手更加复杂，泥沙俱下，书写的“庄严性”或者说文学的“严肃性”正在一步步被破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消遣、恶搞、炫耀，以及无节制哗众取宠，它们虽然披着文学的外衣，却与文学毫不沾边，如同家长里短的文字版，江湖走穴的网络化，心灵鸡汤的谣言化，这些都是技术改革所带来的媒介层面上的繁华假象。

顾建平老师在阐述自媒体时代的文学走向时，有一个观点我十分赞成。他说，严肃化写作，也即是人们所说的“纯文学”“期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守旧、僵死、落后的代名词，甚至还会被人们所嘲讽。不过，社会对“纯文学”的认识却存在偏见，我们一面以崇敬的心理把世界名著摆上书架，现实生活里却又对“纯文学”创作行为缺少应有的尊重。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纯文学创作并不是全民写作的消遣式写作，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难度写作，既然是难度写作，那么就直接给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二是因为作者在难度上的设置，没有迎合市场趣味和社会上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所以作者难免就要面临大众的疏离、排斥，甚至误解，也就造成了时尚作家风光无限，写个文句通顺的书就可以洛阳纸贵，而纯文学作者呕心沥血，最终收获到的读者除了他自己就是编辑。大环境如此，整个文学域场的式微便是难免的事。例如《天才捕手》里的沃尔夫能遇到那么好的编辑，如今的文学界估计也是凤毛麟角了。

顾建平老师还提出一点，纯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信息，即对文学品质的把关和检验，它有一套完整的审稿程序，有编辑的介入，这直接就影响了它面对读者时的状态，如卡佛的好多小说，实际上也是他与编辑共同完成的作品。而自媒体，所谓的全民写作，它们就缺少这一关键的环节，网络并没有在文学层面上进行检验，难免就导致它们呈现粗糙、参差不齐，甚至文字垃圾遍地都是的局面。当然，网络自媒体也有一些有才华的写作者，他们本身就具备自我检验的能力，纯文学平台也有因为编辑的偏见或者人情关系导致的品质低下的个别现状。从这个角度看，纯文学或者说期刊文学与网络文学、自媒体的全民写作之间的区别仅仅也是媒介和检验团队的不同，不过环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其背后团队的更新、优化的能力。

当然，我其实也不反对所谓的“全民写作”，就像我不反对中国的大妈在广场上跳舞，只要她们不制造噪音，不影响他人的生活，那么一切便是美好和谐的。作为一个叙述和抒情手段，写作无疑是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它也应该是最崇高最严肃的方法。写作者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严肃对待笔下的每一个字，培养自身的文学检验能力，在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就显得尤为珍贵了，也值得被读者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