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妍新书的名字叫做《花城印记》，不加矫饰，记录的皆是她花城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所思所想。花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有“五羊城”之称，但刘妍下笔时回避了宏大的城市指涉，更加注重私人化书写和独特表达，而不是站在城市代言人的立场。

玛丽·奥斯丁说：“每一种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都有与众不同的味道。”刘妍在广州当了十余年的新闻记者，跑遍大街小巷，听尽古往今来，深入到这座城市的隐秘角落。基于此，《花城印记》不同于那些矫揉造作、空洞乏味的鸡汤文章和书斋散文，而是处处充满了人家烟火味，巷口张老伯，巷尾李老太，厨房小马哥，轻描淡写间，一派炊烟袅袅寻常巷陌的市井景象，其中的生活况味就是那一道麻辣豆腐，一餐下午茶，抑或红姐的一曲粤剧。

统观这部散文集，收录的都是近一两年的作品，属于同一创作时期，但作者时而观照当下，时而潜入回忆，使得文本在时间向度上参差错落，呈现出饱满厚重的人文景观。既有自己二十多年前天河体育中心卖花的经历，也有最近与丈夫的生活琐事；既有历史感浓重的文化散文，也有亲切活泼的生活小品文。看得出，刘妍是一个懂得细心观察生活也懂得享受生活的现代女性，能从常人眼里的庸常寡淡中挖掘出那些直抵心灵的美好，敢于去尝试那些不同味道的生活，呈现生活的丰饶多彩。正如尼采所说，艺术家看到的应该是更丰满、更简单、更强烈的东西：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生活必须具有一种青春和活力以及惯常的陶醉。

上学时，教授西方文学的老师慨叹中国当下年青人普遍缺乏历史感，朝代次序不知，就连时代较近的“四人帮”是哪四人也不知。刘妍是个例外，她对历史材料的搜集、取舍、把握都相当到位，没有照本宣科地将史料堆积，也没有与时代疏离；另一方面，她能将城市的历史三言两语讲清楚，不冗杂不累赘不枯燥，读起来轻松愉快。在让读者获得阅读的快感的同时，又能扩宽知识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红棉与素馨》一文便是如此，“越秀山”、“镇海楼”、“流花湖”，一个个带着审美情调的地名，诉说着花城古今。浩瀚历史长河中，刘妍用红棉和素馨这两种花将其穿插起来，引经据典，从晋朝葛洪的《西京杂记》到清代屈大均的《南海神庙古木棉花歌》，点缀轶事趣闻，不疾不徐地勾勒出广府人的性格：生猛若红棉，淡定若素馨。同时，刘妍没有停留在此，也没有顾影自怜地怀念过去，而是追随世界的潮流，跟紧时代的步伐，赋予这两种花以新的花语——“希望与等待”。

贾平凹塑造了“商州”，莫言塑造了“高密”，刘妍则用心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广府”。她似乎更喜欢用“广府”，而不是“广州”，前者带有更强的历史文化气息，后者则偏向于行政区域划分。在她的散文里，广府文化是潮汕、广州、港澳等地的文化融合，读者可以看到姿娘泡一壶工夫茶，可窥本地人听女姐唱《刁蛮公主与憨驸马》。广府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或可称之为“海洋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每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那份烙印，对于扎根于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刘妍下笔为文，每一篇都不长，却都带有浓浓的广府风情和广州城独有的况味。

无论是羊城旧八景还是羊城新八景，都饱含着深厚的历史韵味，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之一自然是登高望远，越秀山是不可不去的地方。也许从大山来的人会鄙夷其矮小，然而“山不在高”，五羊仙子、明代城墙、古代书院，无不昭示着此处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古今时光停滞于此，那些淳朴的、古老的、不可磨灭的精神信念隐藏在石头花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刘妍不止一次地传达这样的信念：只有不忘却广府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只有深刻理解广府的文化，才能将自己的根扎得更坚实。

除了厚重历史感，刘妍还在书中勾勒出一张张令人难忘的面孔。他们在市井之间引车卖浆讨生活，却折射出人情冷暖生活百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形形色色的人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着。她从事新闻行业十多年，人间冷暖，生活百态，必定体味得更加深刻。她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用自己的笔触描摹普罗大众，用自己的良善记录人情冷暖。

每个人一生中遇见的人物太多太多，却少有人像刘妍这样将其记录下来，能烧得一手好菜的“小马哥”，白白净净的“大伙伴”，为粤剧呕心沥血的“红线女”，开朗坚韧的“晖姐”，茫洲岛上的善良“少明姐”，玉树地震中不屈不挠的“蓉姐”，重振照相馆的少年“阿江”，流连于深夜广州街头的美食家“阿富”，典雅亲切的画家“林蓝”，拥有文学梦的吊车司机“鬼金”，淡泊里的小学老师“齐老太”，潮汕姿娘“吴晓丹”……既有身边亲友，也有远方的他人，虽只有几面之缘，却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大多数人戴久了镣铐便不会走路了，但刘妍却依旧能翩翩起舞，多年的新闻采编经验并未让她陷于刻板的新闻式写作之中。在十几年面对种种千奇百怪的事物后，她没有变得麻木，没有让自己的敏感蜕化，更没有让自己心中美的信念湮灭。小说要求作者与故事之间保持距离感，但散文相反，没有情感的投入，写的不过是一个个冰冷的人物。从这点看，刘妍每篇散文中的人物都活灵活现，血肉饱满，专业素养也让她对细微事物和动作的把握极为到位。“小马哥左手麻利地用掌心从大碗中承起一块豆腐，右手用刀快速切块，刀一侧，白花花的豆腐坐在刀刃滑梯上，溜到了锅心。”这种语言风格完全摆脱了媒体“八股文”的窠臼，人物形象在这一连串动作中浮现出来，承、切、坐、滑、溜，娴熟之功可见一斑。后面作者点出“小马哥”其实就是属马的父亲，活泼爽快的语言风格映照出温馨幸福的家庭氛围。

刘妍散文刻画人物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许多人物没有细致的面孔刻画，大眼睛或者高鼻梁，往往用一种类似马赛克的方式将对象呈现，模模糊糊，若隐若现，既熟悉又陌生。他们看似是远方的他人，却与身边的亲友多么相似。同时，女性的敏感细致与东北豪爽敞亮的性格在刘妍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写人物既有大背景的渲染又有细微之处的衬托。“一身红裙的女姐，神采飞扬、兴奋不已，步履如同少女般轻盈。最后一句‘卖荔枝’，她借鉴花腔女高音，把‘枝’字无限延伸，由强至弱，欲断还连，兀地翻起一个高腔滑音，随即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曲终韵存，绕梁三日。”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很难有如此逼真的描写。简单一个字的唱腔描写，女姐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跃然纸面。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女姐长什么样，却依然可以在内心描绘一幅清晰画像。

海德格尔曾经提出一个观念：人诗意地栖居。前段时间有个新闻，说一位年轻人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在大理买了一套宅子，想过“归园田居式”的慢生活。可没多久，迫于经济和环境的压力，不得不重返北京。确实，快节奏的生活使人顾不上停下来看路边新开的一朵野花，即使忙碌之外有那么会儿闲暇时光，人们也习惯了蜗居在家，或葛优躺，或打游戏，无暇追求诗意的生活。平日里朝思暮想的乌有之乡，一旦落入现实，便成了垃圾筒里的一盒盒外卖。古语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诗意的栖居并非存在于野外的自然，城市提供了更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大街小巷都可以是诗意的栖居之地。刘妍便是如此生活。她奔走于大街小巷，尽可能地了解它的文化，了解它的市民，了解它的天气，了解它的美食。“最初人们‘行’花街最喜欢选在除夕。一家人吃完‘九大簋’（粤语，意为丰盛的年夜饭），三五成群地到花街上溜达，讨个好意头。金橘、桃花、水仙花、吊钟……每个品种都有一大堆讲究。‘花’音同‘发’，刚享用了年夜饭中的发菜、冬菇、虾米、蚝豉、鱿鱼，接着到户外继续‘一路发’，赏心悦目之余，遇上熟人街坊，互致问候，浓浓的人情味形成了最醇厚的广府民俗年味。”很难想象，这段地方特色浓郁的描写出自一位外地姑娘之手，寥寥几笔，转换成一幅热闹的花街，空气中飘荡的年味。唯有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唯有对生活热爱无比，才能在闹市中寻找到那份诗意。

对于生活中那些不如意，旷达是迈向诗意生活的途径之一。十几年前，刘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单间，劳心费力地购买材料，设计装修风格和规划电路图，幻想过上诗意快乐的生活。不曾想工人偷工减料，将昂贵的油漆倒进了下水道，原本应该刷三次的墙只刷了一次。在那堵不久就露出墙体暗疮的墙上，她看到了社会与人性的暗面。但是，这些暗处并未让她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用旷达的心态坦然面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更加勤奋地努力工作，正如潮汕歌曲中唱的那样：“爱拼才会赢。”

新春手捧刘妍的新书，旋即被她书中积极向上的达观所感染。该书封面封底一片火红，恰呼应了新春气象与渐行渐远的火红青春。同时，在一片艳红中，绿意自书脊处向外迸发，或可解读为她文学创作的春天已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