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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梅:写在生活和生命深处
——蔡东小说论
更新时间:2018-03-16 来源:张艳梅
孟繁华说:“蔡东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可以期待的文学新力量,而且她是如此健康。”这个判断令人信服。蔡东的小说创作,时间不短,作品不多,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慢慢写,写出真正想表达的,不急不躁,扎实沉稳。近两三年,蔡东迅速成熟,《往生》《无岸》《福地》《木兰辞》《净尘山》《通天桥》《出入》等篇,无论是思考问题的深广度,还是小说的艺术表现力,皆堪称惊艳。初读蔡东,不以为她是80后作家,虽然小说中塑造了一批饱满鲜活的女性形象,也不以为这些作品,出自一位女孩之手。她的文字,沉郁中不乏空灵,忧愤深广源自内在的无限悲悯。她的写作,专注于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欢苦乐,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挣扎,表现得力透纸背;在现实生存之上,她更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情之于理解,谓之慈悲,她宽宥了那些受伤而萎顿的心灵。面对现实,顺应,沉湎,逃避,对抗,无外乎就是这几种选择。蔡东写出了各种不同的人生状态,面对这些人生的困惑和问题,她在思考和追问,作为80后作家,蔡东严肃的文学立场和真诚的写作态度,都让我们心怀敬意。
一、多视角的现实表达
评价作家作品,我们常会提及鲁迅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的,写出灵魂的深,在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内心冲突中挣扎痛苦,那种炼狱般的折磨,正是剧烈的社会变动对人内在世界的冲击。蔡东的视线,在生存、生活和生命三个维度上不断延展,柴米油盐自不必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困境和伦理困境,同样是她颇为用心之处。她也会思及死亡和彼岸,对于生死维度下存在困境的考量,超出简单的现实表达,而渗入了社会学、伦理学和哲学层面的各种思考。
大时代的社会忧思
我们今天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蔡东没有以宏大叙事建构世界整体的意图,而是选择从小人物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出发,以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为起点,折射社会生活全貌。碎屑式的俗世生活汹涌而至,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康莲、柳萍、杨玫、倩女等人所承受的身心折磨,具有不言而喻的普遍性。孤独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对抗,挫败感来自现实的冷漠和强大,破坏欲皆因内心信仰的缺失。灰色的时代基调,以及各种人物身上携带的时代表情,如蛛网一样,形成总体的日常社会氛围。没有归宿感,价值错位,缺少自我认同,在蔡东笔下,几乎没有传奇性和戏剧性,她不剑拔弩张,也不过分诉诸于情感,没有顾影自怜,也不会沉湎于某种负面情绪漫漶,那些艰难时世,那些城南旧事,缓缓道来,铺陈出一幅人生百态图卷。
《往生》里的康莲已垂垂老矣,因公爹缠绵病榻,她只好日夜服侍,体力透支,心力交瘁,不敢轻易放松,常有生不如死之念。《净尘山》中一表人才的潘舒墨则因事业不顺,沦为深圳的城市贫民,在一次以炫耀成功为目的的同学会上,潘舒墨和张倩女这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失败者”走到了一起。《无岸》中写到,“城市用乳白色欧式别墅、高层花园社区、老旧的多层、小产权统建楼、城中村的出租间、乱搭建的铁皮简易房、公园长椅和桥洞——高效而精确地实现了人以群分。它能令你感觉无比尊荣,当然,它也总有办法,最大程度地令你觉得自己无比低贱。”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一个以物质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为成功标志的时代,让小说主人公柳萍,也让无数的普通人,从人道主义者迅速成长为批判现实主义者。柳萍为了房子,不断接受“受辱训练”,直到丧失任何耻辱感。她很清楚,何主任正是她希冀成为的那种人,精力旺盛,志存高远,时代的典型人物,生活的强者和宠儿,有自己的位置,有中长期的规划,回首人生时很好写总结。即使在女儿眼里,她也不像个还有梦的人,她简直就是梦的反义词。生活,让这些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没有走在聚光灯下的人们,与心中梦想彻底告别。《福地》中有个细节,男人在院子里迎着男宾,女眷在里屋候着女宾,主人公傅源看着这一切,没有亲人逝去的强烈悲伤感,这让我们想起加缪的《局外人》和洪峰的《奔丧》。傅源沉迷于繁琐的葬礼环节,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衰老。“正如小时候讨厌吃花椒,嫌它麻嘴,现在却渴望花椒的辛烈蓬勃,他需要被麻,一麻就存在了。”聊聊数语写出生活的麻木艰辛。蔡东小说中的人物,更喜欢仪式感和细节化的生活,大约是对这个空洞潦草、大而无当的时代的一种反抗吧。《出入》中的林军和杨玫夫妇,被生活重重围困,有着强烈的挫败感。这里面,不涉及积极生活的话题,蔡东意在传达出时代氛围对个体存在的困扰和折磨,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是存在主义式的表达。《通天桥》也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说。作品中关于城市发展的思考,关于资本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观察,关于各阶层生存实态的揭示,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意识危机,小说中都有深刻表达。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蔡东记录对时代生活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也注视那些貌似社会精英,其实饱受生活伤害的女性,包括张倩女、李燕,杨玫,柳萍等等,这些女性有一定地位或能力,但她们不是真正的成功者,在残酷的竞争中,她们左冲右突,很难获得成就感,只是在不断背离自己。在没有人看到的光彩照人的背后,邵琴满脸疲惫和苍凉,衰老不仅仅是年龄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面对你死我活的社会现实,她们不得不打起精神,说到底,这些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寻求的是通过他人的认可确证自我的存在价值。而且现实利益的获取,往往是凭借不断地伤害尊严,出卖尊严,才能实现。所以,柳萍最终原谅了双姝对她的漠视和冷遇。也由此可见,蔡东内心对世界的宽厚,以及爱的信赖。
蔡东还写到了一些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知识分子。《无岸》的柳萍是大学讲师,《木兰辞》陈江流是职专美术老师,《净尘山》张亭轩是高中音乐老师,《无岸》中的童家羽,四十岁时开始练瑜伽,他的处事哲学是四字真言,“无欲则刚”。这些知识分子或是流连于文学艺术,或是逃遁于宗教自然,面对现实生活,他们是一群多余人形象。蔡东说:“惊慌失措的我们,平庸恶俗的我们,是否从未放弃过对闲情逸致和传统贵族生活的敬重?是否明知有诈,明知会幻灭,也不惮于全身心地亲近拥抱,甘之若饴地上这个当。”她说:“我也欣赏那些孱弱失意的中年男人,比如《无岸》中的童家羽,《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木兰辞》里的陈江流,我喜欢他们未蒙尘时的洁净,我期盼他们别再勉强自己。”从这段自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蔡东的文化理想和向往的生活方式。陈江流等人,看起来无用,不合时宜,没有战斗力,在斗争哲学极其强大的文化传统里,这些自动边缘化的人,其实无路可走。正因为无路可走,才让我们停下脚步,思考脚下的路去向何处。当然,对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蔡东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以及预设的立场。对于写作者来说,如何看待及如何理解当下中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通天桥》中的医生呼延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作为知识分子,他有基本的道德感,遇到社会问题,不会熟视无睹,他站在窗前,站在桥头,站在墙下,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希望别人来挑战那堵高墙,而自己不想成为带头反抗秩序和强权的人,最终因为现实利益,他选择背叛自己的内心,以及原有的阵营,这个徘徊在个人信念和现实诱惑之间的知识分子,几乎可以看成是知识分子整体的缩影。《木兰辞》中的大学副教授李燕,茶馆老板邵琴,面对生活伤害,他们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当然也不乏自省能力,只是蔡东没有赋予她们自我救赎的力量。蔡东对这些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心灵世界,开掘得更深。这个世界很广阔,然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遇,在张倩女和潘舒墨身上,尤为典型。现实社会到处都是荆棘,那些艰难挣扎的女性,面对生活如履薄冰,蔡东如鲠在喉,落笔之处,饱含了深切的情感。
二、多层面的叙事空间
70后、80后作家写作,一般空间感较强,因为共时态效应,他们更易于通过空间感知的方式进入意识虚构,建构世界;而对于50后,60后作家,生活对于他们更具有历时性,他们在写作中会有意无意地强化时间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叙事与大叙事,小时代与大历史的差异。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取不同代际作家创作的一个视角,并非绝对如此。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不同代际作家虽然此在性一致,但由于文化结构和意识结构差异,面对同样的社会生活,感受性和判断力,会存在一定差异。蔡东小说写出了那种强大的现实笼罩,以及被现实击败的人生轨迹,小说主人公大都生活在分裂的世界中,一面是内心的安宁,一面是生活的喧嚣,一侧是现实的万丈深渊,一侧是理想的千山万壑。人生的矛盾,人性的矛盾,人格的矛盾,在不同的空间中集中展示,得以强化。
从深圳到留州
留州、深圳是蔡东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空间。深圳叙事在蔡东创作中越来越重要。在时间意义上,留州代表过去,小县城的生活沉闷庸常,其时间感相对缓慢凝滞;而深圳代表新世界,每个人都急切地追赶飞速发展的节奏,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唯恐被世界甩在后面的惶恐和焦虑。留州故事和深圳叙事,像两个遥遥相望的世界。中国,在留州叙事里,如黄昏暮年,沉寂无聊;在深圳叙事里,则像赶路的年轻人步履匆忙。这两个空间的关联,不是简单的互为镜像。两个世界,原本就是时代生活的一体两面,也是乡土中国的两幅面孔。就像通天桥的两岸。现代性大都市,乡土性小县城,中间,是漂泊都市的故乡人,是渴望城市的乡下人,是回不去的山山水水,是走不出的沟沟坎坎。蔡东在留州和深圳这两个整体空间意象之中,还写到了乡村墓地,幽兰会所,书房茶社,寺院禅房,医院病房,酒店包间,私人诊所,精神病院等等半封闭的空间,这些空间提供的依然是小场景,背后隐约传来的则是巨大的时代回声。
从留州到深圳,精神上、心理上、感情上的无乡,共同纠结成现代人的漂泊感和疏离感。《福地》中傅源千里还乡的奔丧之旅,是被内心敲打得千疮百孔的乡愁。葬礼上缓慢的节奏和繁琐的程式对他而言是一种享受。他厌倦一切从简、删繁就简的生活,眷恋活着应有的丰富韵味。这篇小说显然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人的根性丧失,死了也无法回乡,吕端曾说把他的骨灰喂鸟。回去的人也焦虑不安,傅源哭不出来,傅安满脸烦躁,还有两个城市女性,傅安和傅源的妻子,都找不到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小说结尾,不远处正在为修公路迁坟,而墓园里碑林沉寂。我们忍不住要问,现代人到底身安何处,心归何处?《通天桥》中,提及家族,村庄,传统,祠堂,亲情。呼延飞仰视着祠堂,“他们拥有资本,他们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宗,共享一段光荣的历史,实在太强大了,他确乎感受到某种强力意志的存在。”这一段文字,我们同样看得到精神寻根的隐约诉求。对于一个漂泊异乡、都市奋斗的人,他的宗,他的族,他的根在哪里?“傅源总被同一场梦惊醒。窄窄的竹床上摆放着冰凉干硬的身体,他的魂魄立在竹床旁,焦灼地望着肉身,往哪儿埋呢?”吕端临终前反复强调:“活着,老坟地让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走了,老坟地让我知道我往哪里去。”无法落叶归根,只能在灰烬中魂归故里,小说写出了现代人的永恒悲伤。
从此岸到彼岸
蔡东年纪尚轻,却深谙都市各种不同的人生感触和生活态度,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张爱玲。大约对生活看得清楚,笔墨才达致犀利通透吧。无论是艺术化人生,现实性人生,还是想象式人生,都自有其来龙去脉,算是各安其位。不过,人生中种种破碎的感觉始终都在。面对这个日益断裂的世界,蔡东在寻找一种依托,生命摇摇欲坠,我们的灵魂颠沛流离,四面都是悬崖,水漫金山,无岸可依,一堵高墙,一座桥,我们习惯了固有路径,这条道路断绝了,如何去解决?大众的群氓状态,是传统文化基因变异,鲁迅式批判,在蔡东笔下复现新意。《通天桥》中那段话:“你们人多,我们反而好办了,人多是做不成事的。说穿了,只需拿一点小利出来,他用两根手指虚捏住一点空气,鬼魅一样。”人多成不了事,这是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刻理解。从极权主义到群氓状态,加上知识分子的犬儒和退却,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思想状态的整体。而经济霸权,就是桥上那一堵高墙。桥南桥北两个世界。桥南有医院,幼儿园超市,学校,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本来是理想和现实,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之间的通道。为了经济目标,以无赖的方式,隔绝了两个世界。老婆婆躺在墙下,年轻人翻墙而过,这个细节,更具深意。从现实的此岸,到理想的彼岸,看起来遥远,其实不过一墙之隔,只不过庸众习惯了苟安心态,缺乏挑战的勇气和坚持,甚至还有背叛和出卖,那些试图有所突破的年轻人,因为衣服损毁,手臂受伤,最终放弃。碎玻璃、铁栏杆的残酷,最终战胜了反抗意识。所以,《无岸》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颇有意味的是,蔡东写到了一些佛教徒,这些人试图在宗教意识和大自然中寻求心灵宁静。宗教意识的出现,超越现实之乡与想象之境,抵达了心灵彼岸。通天桥——净尘山——黄石公园——深山寺庙,作为生命和尘世相连之处,是小说叙事的另一空间。《福地》中,“榆树的枝叶间窜出一只小鸟,是一只红尾伯劳。他心里一动,眼睛亮了一下。他熟悉这种小巧俊俏的鸟,每到秋冬,深圳温暖的湿地上就落满了红尾伯劳。不可避免地,就在这个瞬间,隔着茫茫山水,他又望见了百龄园里的吕端。”《无岸》中:“黄石,或许就是天堂和尘世的交接点。那里适合光着身子,自在散漫地行走,天水茫茫,天人合一。那里有为寒冬兴奋得发抖的真正的狼群、有柔情似水的母熊,有城府深沉的鼠兔,有头顶鲜绿、后背艳蓝、脖颈一圈玫红的星蜂鸟,用小小的身体同时驾驭着数种妖娆绚烂的颜色,在阳光下泛起七彩宝石般的光泽。秋季,枫树和三角叶杨浸透着油画般浓烈饱和的色彩。当水獭从冰窟里拖出鳟鱼时,一只白鹤正秀美地静立在冰面上,而野牛群从松林深处缓缓走出,色彩、动静、光影都呈现着自然意义上的完美。”“每次她途经教堂,都萌生了躲进去再也不出来的冲动。”他说:“我一直都在害怕。”她握紧他的手,说:“我也是。”他说:“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回到生命的自在状态,是逃避,还是超然,抑或是兼而有之吧。
三、多维度的精神关怀
作家最重要的是对生活有所发现。蔡东不仅关注现实人生,而且深入人生背后,去探究成功者和失败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同情体恤,理解抚慰,在生命伦理意义上,提供了超越存在主义的终极关怀。小说中不乏现实对理想的压迫,城市对乡村的覆盖,物质主义对人性的扭曲,精神世界的错位与离散,蔡东有生活呈现,也有文化思考,我们看得到她寻找出路的耐心和真诚。现实生活的折磨和缺失,最终都转化为思想层面的探求。
生命解剖
那些被生活毁掉的女子,那些自我流放的男子,都曾经或者还在试图寻找爱和依托。蔡东多写失败的人,灰色的生活,与现实社会有一定距离,有梦想,却不能实现,又不甘心,挣扎得身心俱疲,往往是两败俱伤。《出入》本意就是聚焦人生状态,出世还是入世,山脚下就是繁华人间,寺院里是青灯木鱼。一出一入,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个头上有疤痕的男人,杨玫,林君,都在寻找自我,最终能否找回自我,还是迷失得更远,答案在小说中不言自明。寺院里深夜压抑的哭泣,会所中群魔乱舞的疯癫狂欢,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样的信仰里能找到自己,找回自己,这个世界充满裂痕,各种伤害习以为常,蔡东仍旧捕捉到了那种来自世界深处的惊愕。《出入》结尾处,基督,玄真,菩萨,同时出现,充满了魔幻意味,杂色的现实中,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蒙太奇场景,足以承载任何巨大的迷惑。“灯光幽暗,音乐声像片片羽毛飘荡在空中,林军侧耳倾听,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一个海明威式美髯的外国老者站在高台上,念念有词。中国女翻译穿着金丝绒滚边的丝缎盘扣旗袍,声音轻柔舒缓,是催眠的音调和节奏。”而杨玫则仿佛醍醐灌顶脱胎换骨,“人是会进化的,我把自尊心进化没了!我跟每一个学员都混得很熟,好朋友,交了心的!”那些取悦、攀附、献媚、钻营,于生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伤害。《无岸》中的“受辱训练”,突显了权力的威力,主人公自取其辱的游戏,构成了惨烈的反讽,人生还能有更可怕更可悲的现实吗?这些宁愿牺牲自己生命尊严的女性,守护那些看起来无用的男人,其实是守护自己内心对生活理想之境的向往,没有女人真正喜欢把自己变成武器与这个世界战斗。小说写出了物质时代的精神分裂,城市让人备受摧残和侮辱。购物天堂与精神病院一路之隔近在咫尺,这一笔真是有着雷霆万钧的好。
病象隐喻
生的不甘,死的无奈中,有着存在的最现实与最虚无。张亭轩表面上逃出了生活围困,对自由和艺术人生充满向往,却无法让自己的精神境界真正超越世俗局限。劳玉压抑个性活得脚踏实地,看不出当年的浪漫和人生梦想。理性的外表下,一颗心却随时渴望出逃。倩女是个成功者。但是代价巨大,暴食症彻底毁掉了她的人生。然而就像食欲一样,她对这样病态的生活欲罢不能。世界无限辽阔,而她无处可逃。这一代年轻人拼命挣扎着追求成功,故乡留州,回头可见,却再也无法真正回去。舒墨是个失败者。他不甘心回到故乡小城,深圳,多少人的淘金梦,多少人的理想国,对于舒墨这样失意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这个典型的蚁族,甚至多一件衬衣都没有。为什么活成这样?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他自问,也问倩女。《无岸》是一个从现实中泅渡的故事,岸在哪里,没有所谓的彼岸,无边无际的压迫感,生出活着的厌倦和恐惧,教堂,瑜伽,净尘山,大自然,都只是现实人生的临时避难所,逃跑终究没有出路。
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阶层断裂,意识形态破裂及生存感觉撕裂。“这一夜病号不多,呼延飞却觉得很难熬,那堵墙,分明横在了他心里。墙是一个生硬的象征,也是一种提醒,一种放大,无论他面对与否,界限始终都在,从未消失。”这堵不断加高,上面砌进了碎而尖的玻璃,竖起一排凶狠的铁枪花的墙,那五个翻墙的年轻人,那个磨平碎玻璃的年轻人,那个穿越铁栏杆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生活,对于当下中国,对于社会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一堵墙的存在,不仅影响到日常生活,而且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呼延飞觉得自己记忆力衰退,生活习惯被改变。这个短篇小说,让我想起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那克,这么说,并没有把蔡东与二者相提并论之意,不过是借彼言此而已。那堵墙,让呼延飞感到虚弱,令他自我虚构的生活失去了继续虚构的动力。墙像一只手,揭开了一片表面光滑的青石板,石板下面,原来爬满了虫子。那么,那些躺在高墙下面的老年妇女,她们在捍卫什么,那个身患绝症的幕僚师爷,那个过着双面人生随大流的老刘,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李德南说,“在面对社会世界的时候,蔡东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然而,在面对人的时候,她终归是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者。”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蔡东文学品质纯正,精神质地也厚朴,她对生活和生命存在有着难得的独立思考。她写人世种种磨难,下笔犀利,撕开生活表面的繁花似锦,恰如裂帛,那种令人心碎的疼痛和无奈,裹挟着些许的挣扎和反抗,真的是惊心动魄;而她的心里,终是有所依祜,生的慰藉与爱的底色,居于污泥浊水之上,那是生命的净尘山。
作者简介:张艳梅,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