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想要的一天”，是打开蔡东艺术世界之门的一句咒语，推门而入，小径幽深，小径尽头的每一个幽暗房间里，都燃着一息微弱的烛火。蔡东的写作有扎实的生活细节，也有巨大的外延空间，内心生活的出世倾向与世俗世界的喧哗躁动形成张力。本文通过对蔡东作品的细致阅读，从城市、女性、不忍之心等角度张开论述，有效地辨析出当下青年写作的另一幅画相：在主流价值之外，为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关键词：蔡东 价值 城市文学

你不喜欢的每一天不是你的

你仅仅度过了它。

无论你过着什么样的没有喜悦的生活，

你都没有生活。 

——佩索阿

沿着佩索阿的诗，我们走进女作家蔡东“想要的一天”，这一天并不神奇，没有天崩地裂，也没有海誓山盟，这是普通莫过的一天——“只要是自己的时间，她就能轻易地感受到宁静和幸福。她能闻见柑皮的香气，发现各种小物件的精致之处，漂亮的纽扣，皮革上均匀的走线，鞋子里布印着的含蓄隐秘的花朵，一个闲极无聊的人才有心境体味的种种细碎的美妙。”[ 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9 页。] “蜗居”家中，享受闲暇，与自我为侣，“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个卑微的向往即可通向幸福，同时也可能让光鲜的都市家庭秩序崩塌。蔡东以精微的洞察力察觉到消费社会与古老家族伦理的规训与真切的幸福感相系相悖，在通往精神困局的入口处开凿她的小说世界。蔡东的写作逆流而向普罗米修斯“被缚”的困境。

一、城市让我们历尽沧桑

深圳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其他大城市都被各式各样的传统、前现代历史和现实深深地纠缠，他们各自带着沉重的脚镣，很难跳出现代的轻盈之舞。而深圳是个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正有可能集现代精神之大成，闯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它在文化领域的一举一动除了现实意义之外还有某种示范、预言意义。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这两个命名都是从深圳孕育起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表层的命名，这都太权宜了。但我仍从打工、底层的字眼中看到社会的剧烈分化、断层带来的文学分化。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也许比空间距离严峻得多。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我们可能过截然不同的生活，高楼大厦阻挡了城中村的阳光，城市的灰暗、污垢、罪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旮旯里，偶尔显形则让人心惊，城市的垃圾被小心翼翼地运到偏远处，大家对此缄口沉默。无论城市包藏了多少恶，但城市给我们提供了欢乐、希望和意义及其想象，甚至还夹杂着道不明的自由感，所谓“大隐隐于市”。正是这种现代想象驱使我们离乡背井，搭乘飞机、高铁、巴士一切交通工具山长水远地来到城市，然后蜗居，通过电话、电视、网络等通讯工具与故乡和远方联系。

斯宾格勒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发出论断：“世界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农民是没有历史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二卷第83-84页。]，“如果说文化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段的特点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然走向自身的毁灭。城市是无根的，对宇宙事物是无感觉的，它不可变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头和理智主义……”[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二卷第95页。]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战胜乡村的文明时段。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浓缩为一个嘹亮的时代主题：进城！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贾平凹的《高兴》、李佩甫的《生命册》、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东西的《篡改的命》等等，都在讲述中国式进城故事：或悲壮或卑屈。城市已经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不得其门。历时三十多年的文学讲述中，城乡壁垒越发森严，城、乡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日趋坚固。不同的是八十年代我们站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仍可退居田园牧歌、青山绿水之中。今天的乡村已经破败凋敝，我们只能流浪，我们都成了“流放者”，我们都“在路上”，山河和人民都在改变。就是在这种困境中，蔡东直面时代的难题，直面城市的压制和解放性的双重力量，直面消费给人的自由其表和屈辱其里。在温饱解决后的大城市，幸福指数却没有上升？蔡东从这代人的精神难题开始她不同凡响的书写。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确定了资本积累的原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晶，城市也连带着这种原罪。马克思认为价值存在于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则认为价值存在于主、客体分离的距离之中，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使事物的价格与具体的劳动分离，人们倾向于量而不是质，倾向于事物的抽象以及劳动的非人格化，这就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计算、理性和冷漠，城市尤甚。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的“进城”文学都是在讲述城市的原罪及其带来的悲剧。城市在文学中被简化、单质化。城市壁立千仞、固若金汤，城市不近人情、牢不可破，城市是乡村人的梦靥，是农民工卖血卖身也无法融入的地方。城市是乡村人的噩梦。血淋淋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诉说城市的罪恶、幽暗、阴郁。然而，凝聚着现代价值的城市及其进步之光照耀着人类，叫人无法祛除其魅力。

正在这种“进城”文学的大背景下，蔡东也循例给自己留了一个故乡——小城镇留州，那里还有父老乡亲，还要回去，但以五天为期限。《往生》“从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儿的心底也有惶然和惊惧，但女儿已然离不开深圳，女儿这一代的日子跟她们不同了，有些什么东西变了，总归是变了。”这是借六十多岁的康莲的视角打量留州和深圳。这个“变”吸引蔡东走近城市的心灵，接近城市的动力系统——消费，她直觉到消费对市民的规训和宰制比其他一切外力都大得多。乡村是生产性的，而大城市是消费性的，所以金钱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

蔡东将叙事空间限制在冰山上方的家庭、个人内部，那些不和谐的因素被她一丝一点地刻画出来。没有天灾人祸，日复一日的正常生活，每个人的内心依然浪潮翻滚。在那些一点也不酷烈也不悲壮的流水般妥帖的日子中，她发现了平静生活表象下的惊涛骇浪，那些心灵的躁动、迷惘、挣扎。

二、城市现代女性的困境

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批评理论都倾向割裂作家与文本之间的母子关系。事实上，经验对每个写作者都很重要。每位写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自身的童年和成长经验。张爱玲在《写什么》中谈到自己不会“无产阶级的故事”，并提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张爱玲：《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慰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蔡东念完硕士就到深圳高校任职，她过的更多的是“纸上的生活”，因此她也依赖校园，象牙塔的生活就像一个中介，给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了一道浅浅的屏障。知识女性是蔡东最为熟悉的人物，她对大学女教师的身份认同也传递到小说中：“藏身学校则能躲避社会，较少跟成年人打交道，较能保有自尊。”（《无岸》）“藏”几乎是一把进入蔡东叙述世界的钥匙。你会发现，相对中心，她更喜欢边缘：学校、图书馆、资料室、书协……来自边缘空间的叙事却曲径通幽，抵达现代都市生活的内核。

如果我们有心将蔡东笔下的女性按年龄排成队，我们就会发现她花了大量笔墨书写城市的现代女性的处境。精神困局并不抽象，它由一个个细微具体的难题堆积而成，也由现代观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宰制而生。城市生活方式先天地与金钱有关并由此衍生出“恶之花”。雷蒙·威廉斯将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进行对比断言：“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雷蒙 威廉斯《乡村和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401页。]在蔡东笔下，城市的鲜亮面纱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被揭开，露出现实凹凸不平的表情。身处其中的人们必定要与具体的现实酿变而成的精神难题短兵相接，无处躲藏。

《无岸》的意旨是书写大学女教师柳萍的人生难题，但关于女儿童小童两笔三画的勾勒何尝不是这一代都市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的精神塑像。“起跑线”的无限提前已经使城市的孩子在孕育期已经开始社会化，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在作业和考卷中比拼出白发簇锦，“一种衰败的灰白色，使得女儿的背影酷似老人……年轻的面庞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诞。”[蔡东：《无岸》，收入《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37 页。]这种怪诞是具象的怪异，也是形而上的荒诞，他们的精神过早地衰弱，小小的年龄包裹着一颗苍老颓败的心。童小童已在短短的求学生涯历经凶险，他们没有真正的青春。柳萍的难题来自女儿的出国，看似金钱带来的，实则牵涉到价值确认和身份认同。人生面具被揭开，与底牌对视，中年夫妻蓦然惊惧。送孩子出国是中产阶级的时尚，是高校教师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抗，出国是一个引线，将小心捏藏的光鲜局面炸开，破絮暴露无遗。

柳萍和童家羽为了申请周转房在家进行受虐训练，却发现在反复训练之后“爱上了训练……爱上了何主任”，这一笔就像闰土那一声“老爷”，是奴性的延续；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笔，清高的面纱薄如蝉翼，无法包裹人生的伤口。蔡东并不执意将叙述引到虐恋层面去，她点到为止，作家的不忍之心占据上风。这是蔡东与其他狠毒腹黑的作家们的不同之处。黑暗只是叙事提供的一道侧光，偶尔与潜意识打个照面，心存此照，冷暖自知。在两夫妻为女儿的巨额学费发愁的时候，他们互相攻击、恶语相向，但最终却在受虐训练后互相怜惜，这种怜惜由对方抵达人类，由叙事人抵达读者。

在乡村，人就是一株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土地是母亲，劳作让人与自然由攫取关系变成了朋友。日复一日的生产性劳动会让人忽略四季的轮换，忽略意义的追问，具体的劳作本身也生产出自足的意义。而城市生活，一切物都被价格牌标识参与到消费体系中。只有消费，永无止境的消费系统维系着城市的新陈代谢。在城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对我们进行了有效的区分，消费者通过消费建立起身份想象和身份认同。是消费让柳萍这类中产阶级产生优渥、清高的幻觉，“在一座永不匮乏的梦幻之城里，她每个周末都外出购物，高兴时买东西，不高兴了还买东西。”购物中心的“视觉的璀璨烟花，最大程度地愉悦和满足你，令你觉得无比尊荣，当然，它也总有办法，最大程度地令你觉得无比低贱。站在康宁医院望向购物中心，她想，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这城市，本身也是侮辱。她挥金如土，尽享荣华，又伤痕累累，以身伺虎，生祭了这座城。”（《无岸》）蔡东传神地绘出了女性与消费文化之间的精神关联，根据米卡·娜佳的分析：“百货公司是十九世纪晚期消费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是视觉政体（vision regime）中视觉普遍存在的示例，也应该被读解成制造类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类的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米卡·娜佳：《现代性所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消费场所于现代城市女性具有疗伤作用，购物让女性参与公共空间的现代性体验，并获得愉悦和尊严。

消费是进入当代社会的钥匙，“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消费区分人群，塑造城市，消费是城市精神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像做礼拜一样让我们充满干劲迎接新的工作日。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通过对购物中心的气氛、符码、诱惑等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 购物表面上满足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实则是满足附着于物的价值、意义和身份想象。消费社会商品的生产重点在品牌，而品牌所涵括的内容要远远大于物品本身。过去我们常说“货比三家”，今天我们“比”的心理是在选择相信由哪家生产商提供的故事与意义。柳萍对品质生活与自我的想象都是由消费品建构的：白金项链、翡翠镯子、西餐厅……消费填补了柳萍生活的罅隙，也暂时弥补了她心灵的暗区，可以闲适地躲在安宁的家宅中细细品咂城市生活的光与色，避开精神黑洞的吞噬。

乡村的身体是自然的身体、劳动的身体，城市的身体是消费的身体、规训的身体。美的标准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美是教育、坚信的产物，与社会价值体系紧密相联。越开放的社会，身体的呈现度越高。审美也是一个无限接近时代精神的过程。《净尘山》中，蔡东尝试写出城市高科技生活的流丽背后的幽暗地带。张倩女就活在其中，她的困境来自她的肥胖，肥胖是消费社会欲望的象征，她的身体是工作和时代合谋的产物。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的“赛先生”崇拜与日俱增，“我向来对‘电子’、‘信息’、‘工程’等字眼肃然起敬”，张倩女就是现代“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她“信仰埋头苦干和不请假，习惯了麻木忍耐，适应高强度的工作，以加班为核心价值观。”现代不仅从内部修改了她的信念，而且篡改了她的身体，高强度、加班、垃圾食品、宵夜堆砌成厚厚的无法脱掉的脂肪铠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肥胖不仅剥张倩女享受美食的权力、爱的权力，节食还剥夺了她的女性特征。张倩女的身体就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使她无法动弹，她只能跟被贫穷失意压抑得不能动弹的潘舒墨来往，耻辱感成为他们结合的情感基础。潘舒墨身上有着父亲张亭轩的影子，完全被排挤在主流价值系统之外。当母亲劳玉看到女儿即将重演自己的悲剧之后，离开家庭去寻找心中的“净尘山”，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人生寻找，像娜拉、也像戈多。

大都市有她看得见摸得着也感受得到的诱惑，也有看不见摸不着但感受明显的规训法则。那些虚幻交错的光影让人无条件臣服。“她刚站起来，就察觉到一股压迫的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渐渐逼近她。十面埋伏。她瑟缩这重新坐下去。毫无疑问，她的敌人更加阴沉强大，那是一个裹挟着整整一代人的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像一个深深的坑洞，让她怎么爬都爬不出来。”（《净尘山》，第117页）小说在张倩女的困境中结束，“天地如此宽广阔大，可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巨大的悲凉弥漫开来。萧红曾经在《呼兰河传》中感慨：“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鲁迅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染华林”。悲凉是文学的血液，随基因遗传。不论时代，好的文学作品总能听到悲凉的回声。

《木兰辞》中的两位女性形成对比，茶行老板邵琴的优雅、端庄与李燕的泼辣、日常形成对照。小说着力描写了几次聚餐，通过吃虾蟹和泡茶突出邵琴的举止高雅，然而这些修养是时间、金钱和反复实践习得的经验，是忙于生产性劳动的人可望不可即的。“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1页。]叙事省略了邵琴的奋斗，直陈其结果，依然能让读者联想到有闲生活的代价，这正是陈江流、李燕等中产阶级的梦想，也是城市生活允诺给人的幻象。《出入》中的女主角杨玫为融入社会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这种丧失尊严的努力是以违背女性的自性、贬低自我为代价的。

《往生》中的康莲刚从困身的工作关系中解放出来，接着就要照顾瘫痪的公公，这是更具像的捆绑。残废老人散发着垂暮气息的家有如囚笼，与广场舞发出的热辣喧闹形成对比。女性“渴望的一天”始终没有降临，直到“往生”，依然是个熬字。

蔡东将笔对准城市的解放幻像和束缚真相，她缓缓描摹城市现代人的困局，无论哪个年龄、哪个阶层，都会被生活之茧缚绑：学业、职业、金钱、家庭……这一切构成我们在城市具体而琐细的日常生活。蔡东的作品并不止于呈现困境本身，在字里行间留下了飞离和逃逸的罅隙。

三、确立无意义在人生中的位置

蔡东的写作是逆流的，是对主流价值的拓展，她力求在城市的繁华、喧闹中确定雅、闲和静等“无意义”在人生中的价值。蔡东的作品中，政治的维度一直是隐蔽的，假金钱的面貌出场，这与消费社会及深圳的现实呼应。市场经济日深，权力更多地以消费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权力变形为金钱的压力，工作带来的压抑感和丧失感也曲径通幽地指向权力。办公室成了罪魁祸首，“上一天班，啥事不干也累……机器人做才合适。”（《我想要的一天》，28页）这道出了现代工作对人的剥夺，重复劳动、价值感的匮乏、被困在流水线或电脑前，这是现代人最常见的困境。至于权力的直接侵压，在柳萍去求房管处长、张亭轩辞职、陈江流要被裁员等等历史瞬间暴露无遗。但蔡东的书写重点不是权力的二元对立和反抗，她的镜头始终对着静海深流的人物内心。

那些我们心仪的清俊人物都渴望摆脱俗世的羁绊躲进自己的巢穴中，去谛听生活的诗与真。大城市中躲进巢穴的冲动与传统社会的隐逸冲动还是有了本质区别。凡勃伦认为：“一个教士的最高风度是有闲，超然物外，一切都看得很淡，对于尘世欢乐应当是一无沾染、六根清净的。”[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5页。]在中国除了佛家的出家之外，还有道家提供的隐逸、出世传统，后世很多文人墨客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选择独善其身、深山禅修、著书立说之类。在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有恒产者的确能够支持这种选择。现代性启动以来，社会以加速度发展，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拔地而起，并且迅速形成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大城市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将每个人吸附成一个螺丝，如果你不随机器运转就会掉队、被排斥、淘汰，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机器的节奏高速旋转，才能在都市艰难地维持现状。人不同于机器，时时地意识到皮囊的沉重和自我的轻盈之间的无法协调。

康德曾说：“人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偏好，因为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说，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他也有一种使自己个别化（孤立化）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在自身中也发现了非社会的属性，亦即想仅仅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置一切，并且因此到处遇到对抗，就像他从自身中得知，他在自己这方面喜欢对抗别人一样。”[康德《论永久和平》，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编译，北京商务，1991年，第105页。]“非社会的属性”部分来自动物性的遗留，当代很多作家尤其男作家是在暴力和情欲方面做文章。蔡东却由这种“个别化”、“非社会的属性”的倾向衍生出价值空间、精神空间，在事功的主流价值之外开辟内在的自我空间，追求自在、自由的精神境界，承接“有情”的传统。

蔡东没有建构虚假的田园牧歌，她积极面对城市的心灵，尤其是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给市民带来的双向力量：一方面大城市是历史的方向，是现代、文明、先进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些正面价值都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消费与生产的辩证促成了大都市的繁荣，都市将我们改造为消费者，通过消费提供平等的假象，亦通过消费让你自惭形秽。“财产的抱有一旦成为博取荣誉的基础，它也就成为满足我们所称为自尊心的必要手段。”[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7页。]根据凡勃伦的考察，消费的原则是浪费性的，荣誉消费往往由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确立。波德里亚也发现我们的消费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由社会风尚尤其是价值体系所决定的，消费满足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理，因为我们的需求和欲望是随时被规训和被刺激的[ 参见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大城市将人从熟人的藤蔓中解放出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相较于家乡留州，深圳正是这样的城市，《我想要的一天》中心藏文学梦的春莉辞掉了故乡的公职“出走”，到深圳投奔童年好友麦思，因为“她发现了家乡表层平静舒缓下的严厉、蛮横、喧闹，它肌理紧密，容不下出离的缝隙……”而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有着“淡如白水的人际，遍布着疏松的空洞。多生态系统的共融，多声部的错杂，什么都见过的宽厚……”（216、217页）这是蔡东在创作手记中谈到的她对于留州和深圳的认识。她也不一厢情愿地美化都市，春莉的人生仍在找寻之中，麦思和丈夫高羽也各有自己的心事。麦思为了“想要的一天”从研究岗退到图书馆当资料员；高羽抽屉里的手枪和望远镜是对纯真童年的保留，那是远方的梦想和毁灭的激情。抽屉、柜子一类的形象总是与隐秘、内部和精神联系在一起。“卡勒·伯努瓦赋予抽屉一股魔力。他说‘抽屉是人类精神的基础’。”[ 参见[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98页。]米洛什说：“柜子，装满了回忆的无声骚动。”[ 同上，第99页。]高羽的小抽屉将我们带回“消逝的童年”。小说在回忆的灰色远景中落幕。

《我想要的一天》在《收获》发表时曾名为《我们的塔希提》，“塔希提”被认为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人们无所事事地凝思发呆，谛听天性的呼唤。“塔希提”指精神天堂：闲适、自在、清净、安好。这是内向的寻找，直抵人生的源头，那里住着一份纯净的盼望。蔡东的写作有可靠的生活细节，也有巨大的外延空间，内心生活的出世倾向与现实世界的喧哗躁动形成张力。麦思内心深处真正认同的，恰恰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僻静”，[ 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6页。]作家试图拨开成功学的俗世幻象，为悠然自得这一更高序列的价值开辟空间。

像春莉一样，《净尘山》中的潘舒墨宁愿在深圳过两件衬衣轮流穿洗的打工生活，也不愿意呆在留州。小城留州从乡村脱胎而来，亲人朋友熟稔到像树与藤，彼此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留州生活的单调划一、流言蜚语对人的干扰以及人情世故的磨碾让经过现代启蒙的人们无法忍受，春莉、潘舒墨们跑到深圳，迎接城市的阳光和风暴，不同的疑难接踵而至。

流动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全球化的闸门一旦开启，我们再也不能安于成为一株被乡情纠缠的植物。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冲动——逃离、隐逸，从既定秩序和价值观中出走。从易卜生的《娜拉》到门罗的《逃离》都在持续地丰富这一主题。“被缚”是人类的基本困境，逃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想往；兼济难以实现，隐逸就会自动浮出。这是文艺必须直面的恒久的精神困境。难得的是蔡东并不将逃离和出世的倾向单单赋予知识人、文化人，也给予那些为家所困的粗糙女性，她们在酱醋油盐中滚了半生，将日子过得瓷实笨重，将岁月涂抹得不留痕迹。叙述人一律不吝分享这种价值的光芒。“小说家必须用尽全部的才华方能使人感受到两个内心的隐蔽之处的同一性。”[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05页。]在蔡东看来，每个人内心都有远方，都在现实的阴郁中寻找一盏灯。

蔡东以自己的敏锐将城市文学往内部推进，她的叙事起点不是城乡二元对立，而是城市如何从古老的乡村精神中获得某些滋养，在现代转型中人如何切近自我，找到诗意的吻合内心的活法。《福地》通过深圳和留州两场葬礼写出了城市对现代人的掠夺，城市生活剥夺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热情，也剥夺了我们对于人生来处和去处的恒久追问。当我们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大城市，我们不得不适应城市这种无所不在的压迫感、屈辱感、无根感。波诺尔在《人类和空间》里认为，“现代的城市，越来越变成人工的、水泥的山丘地带”，“人类居住空间的巢穴性格更加强化了。”[[日]五十岚太郎：《关于现代建筑的16章：空间、时间以及世界》，刘峰、刘金晓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页。.]大城市现代建筑的灵感常常来自鸟巢和贝壳。人既渴望到远方去，也渴望用壳将自己包围，“甚至在明亮的家宅里，幸福的意识也会要求和躲在庇护所中的动物作比较。安静地生活在自己家宅里的画家弗拉曼克写道：‘在恶劣的天气肆虐的时候，我在炉火前体会到的那种幸福完全是动物性的。洞里的老鼠、穴里的兔子、棚里的奶牛，都应该像我一样幸福。”幸福就这样把我们带回了庇护所的原始状态。从生理上获得庇护感的存在抱紧自己、躲避着、蜷缩着、窝藏着，隐匿着。当我们在丰富的词汇中寻找所有表达退隐活动的动词，我们找到的是动物的运动形象，那是传达到肌肉的收缩运动。……存在如何在一种生理的幸福中喜欢上‘退隐到自己的角落里。’”[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页。]精神的寓所需要一个肉身的居所来包容，家与幸福相连。电视剧《蜗居》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就是这个标题揭示了时代的精神指向。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首先就结合自身屈辱的租房经验抛出了这代人的问题。房子成了这代人思考问题的起点。城市里的房子无异于农民的土地。土地曾经将人变成一株株庄稼，牢牢地植根于故乡大地；现代性将我们放逐为没有故乡的人，只有房屋能给我们提供遮蔽的意象和流动的家园之思。价格高昂的房子本身成为梦想，成为机械化工作的庇护所，这也是城市生活的心灵景观。

三、不忍之心与中和之美

蔡东小说不像湘菜川菜那么热辣劲爆，也不像江南菜那么甜腻，她的小说就像粤菜，一切滋味来自食物本身，不厌不腻。取材大抵普通平常，叙述的质地和成色却让人眼前一亮，好像美玉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又仿佛听到溪水从耳旁淙淙流过，溅起白色的细小浪花。我记得孙犁说过，他不想在小说里边写杀人，他不愿意让血流注在字里行间。即便是写那么残酷的抗日战争，他选择写《荷花淀》，写那些像荷花一样洁净的事物，写那些让人至今动心的人情人性之美。美对孙犁是一种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拯救人类。布罗茨基在获诺奖的演讲中谈到：“美学是伦理学之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的确，我们认识世界、想象世界的方式受制于民族的潜意识，受制于文艺传统。中和之美便是我国文化的古老信条。可惜，五四现代性的激进降临开启的是文艺的另一维，文革之后尤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叙事是对憎恨的想象与叙述。憎恨的情绪流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先锋叙事的努力化成了《山上的小屋》、《现实一种》、《米》和《檀香刑》这样一批挑战我们阅读经验、给我们以充满惶恐、暴力血腥和感官刺激的文本。这些文本带来了深度体验和另一种我们极力回避的真实，同时文学曾经长久给世道人心所带来的温情和安慰也失去了。

伴随着血流成河的当代文学，我们面对一个真善美溃败、个人欲望被极度张扬的时代，用汉学家顾彬的话说：“我们想要一切，而且是‘当下’就要”[ 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0页。]。当下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学的问题可能有某种重叠性，市场经济的阀门就像潘多拉的魔盒。在生活中，我们呼唤诚意、呼唤慢生活，在文学中亦然，我们渴望与中和之美重逢。在这样的语境中，蔡东为我们带来了清新的荷风，她的文字浸透温情，叙事节制，有着不忍之心。

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是诗，“即使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至明清小说兴起之后，也没有真正改变诗歌二千年的正宗地位。而在这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诗歌，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这种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能不影响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骚’的抒情特征，否则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另外，在一个以诗文取士的国度里，小说家没有不能诗善赋的，以此才情转化为小说时，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显露其‘诗才’。”[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关于诗，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开篇即道：“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比喻是对字面意义的一种偏离，而一首伟大的诗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种修辞（转移）或比喻。”[【美】哈罗德· 布鲁姆等著《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如果说长篇小说更多地借鉴戏剧的情节冲突，那么短篇小说则是吸允诗歌乳汁长大的少女，她灵动、滋润、天真，因承续了诗歌的基因而亭亭玉立。

蔡东以雅逸的诗语雕刻了一批清俊的人物，他们的姓名都是细心挑拣的，有着超凡脱俗的精神指向：与主流价值疏离，渴望躲藏隐逸，怀着清淡的屈辱感，不断地追问自我、追寻自由。蔡东像心疼孩子一样心疼他们。她在后记中写道：“我也欣赏那些孱弱失意的中年男人，比如《无岸》中的童家羽，《净尘山》中的张亭轩，《木兰辞》里的陈江流，我喜欢他们未蒙尘时的洁净，我期盼他们别再勉强自己。”（212页）堆在柳萍书桌上的那一列书单也流露出人物清洁古雅的趣味：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文震亨的《长物志》、王世襄的《锦灰堆》、张岱《自为墓志铭》。其他人物对昆曲、兰草画、清茶等等的选择也都在无声地对抗当下盛行的成功学、厚黑学。我们能够接收到他们身上传递过来的欣赏、怜惜与深情，这些情愫流淌在字里行间。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且按照它特有的意义产生变化。”[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当我读到“菜畦里是小白菜、笨茄子、胖辣椒……”（《福地》）的时候，一种植物性的宇宙情感令我震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种对生命的怜爱油然而生。

蔡东并不轻视日常生活，不排斥琐屑的粗茶柴米，这构成小说结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物凿壁借光，开辟灵性的空间，营造虚实错落的景致。她也不忽视社会的快速发展，她在《出入》中写道：“手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既是对马克思经典定义的戏仿，又是对时代真相的指认。手机如此深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数字取代了具体的人，机器对人进行无情剥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与世界之间隔着手机，隔着真相，隔着全身心的投入，隔着有情的传统。

蔡东的小说旨高意远，在叙述的分岔口衍生出枝蔓，可以将人物再往极端处境上推一把，但蔡东不忍落井下石。在人生的飞扬和安稳上，她更寄意于安稳。她愿意让潘舒墨仍有两件轮换的衬衣，让张亭轩仍有个别信众，让陈江流依然有邵琴这样的知音……出世、隐逸和逃离是每个人或强或弱都会感受到的内心召唤，蔡东为城市文学找到了可持续写作的领域，并赋予这些文本以新的价值追求。

从1902年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算起，中国“现代”小说已经走过百年沧桑。在这一个多世纪，小说走了很多路，东张西望，边走边学，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叙事的钟摆总是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晃动。所有的作家都在寻求二者的平衡。蔡东的不忍之心与她对中和之美的追寻是一致的，她遵循过犹不及的律令。

在小说的正道上，有蔡东的沉思与吟唱。

申霞艳：1974年生，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教授。长期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在CSSCI刊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梁庄”与中国想象》2014年11月获得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二等奖；《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2013年1月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艺术类•文艺批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