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演讲的题目是《“深圳”作为一个文学样本》。他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么多人在深圳生活奋斗，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所拥有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单一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经验高度雷同，三百个人可能只是在一个或两个工厂，每天的生活非常相似。他们带着自己成长的记忆来到这座城市，面对全新的生活，其记忆也是混乱甚至是被改写的。他们正在成为另一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和书写？这是新的叙事个案和叙事难题。如果没有人去写他们，他们真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生活中那些细小的欢乐和忧愁，谁会注视？”谢有顺认为，许多时候，文学写的是真实，发出的是重大的声音，但它还有另外的责任，就是要俯身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文学更多的是让无声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这是文学极重要的意义。”

谢有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的作品，想卖得好，多半都在写都市经验，但这种都市经验又一定要写那些奢华的生活，比如喝咖啡，穿名牌衣服，住高级酒店，游历世界各地，等等。试想，如果大家都这样写，几十年后读者若要通过文学来了解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就会以为，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级酒店。但事实上，有很多年轻人，从来没住过高级酒店，他们只是在狭窄的工厂里、在流水线上艰难地生活着。当时尚、奢华被指证为当下年轻人生活的代表性符号时，它其实构成了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因为另外一种生活是无声的。

“这也就是深圳打工文学的意义。不少打工文学写到了这些人群的生活，写得可能很粗糙，艺术品质不高，但它至少在经验的层面上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渺小，有挣扎也有希望，他们同样是真实地存在。这些人被书写，表明生活有复杂的面相、各色的人群。它未必企及了新的艺术高度，但它拓展了文学书写的边界，其意义不可轻忽。”

“可是，何以我们又会觉得光有打工文学这类书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出深圳真实的面貌？”谢有顺指出，不少作家在书写所谓边缘人群或者新移民人群的时候，更多还是把深圳当做一个社会空间，或者物理空间和技术空间来写，没有真正把它当成是艺术的空间、审美的空间、文学的空间。把一个城市的书写当成艺术和审美空间的时候，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这让谢有顺想起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护，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而新的空间的开创，总是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生活，新的经验，新的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在‘敞开’和‘遮蔽’之间，可能才是真实的生活景象。”

在谢有顺看来，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化”，如果指证为一个具体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义也是不同的，有人视为“回归家园”，有人觉得“无家可归”，而有人对它持“冷漠”的态度。“确实，有一些人把城市当做家园，到了深圳以后，高度认同深圳；有一些人在这里即使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漂泊感；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城市既谈不上有家园感，也谈不上漂泊感，他只是处于一种‘冷漠’之中。我们如果能认识并书写出深圳这个城市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文学的空间就会有大的开创。”

谢有顺强调，除了经验意义上的深圳，我们还应认识一个精神的、想象意义上的深圳。海德格尔把这称之为“神性”，他说“神性”颇为“踌躇”，但有无这个维度，直接关系到文学的高度和深度。而把深圳当做新的叙事对象时，既要写深圳的日常性，也要写深圳的“神性”。是那些无法归类的梦想和迷思，使深圳变得神采飞扬。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如果能写出这个空间里人的复杂感受和精神难题，“深圳”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样本，必将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留下更重要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