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以交流聚合力量，共筑中国梦。前不久，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组织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澳门及深圳本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别从粤港历史、港澳经验、深港个案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历史与现状、共性与个性进行论述，对文学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建构可能性展开探讨，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及深圳文化发展建言献策。今日，读创·文艺范、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集中刊发潘耀明、吴志良、王晓明、陈思和、黄子平、许子东、陈晓明、谢有顺、梅毅九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陈思和：创新思维是粤港澳文化发展的前提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主要著作有《陈思和文集》七卷

深圳-香港-澳门这样一个区域的文学能做出什么独特的贡献？这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讨论的重点，也是他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一种可能性的期望。《创新思维是深港澳文化发展的前提》是陈思和的发言题目。

陈思和首先从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展开分析。从深圳到香港到澳门的文化，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的中华文化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如果把城市文学、华文文学放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架构来构思、建设它的文学理念特别有意思。”陈思和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中国文学的地图，参照系是以北方为中心向南移，深圳和香港都在南方边陲；如果我们放在华文文学这样一个世界文学地图里看，最早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然后往南就有岭南文化，有香港文化、澳门文化，再有台湾地区的文化，往外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南洋的华侨文化，再往外就到欧洲、美国、加拿大这样一些地方的华文文学。一个多层次的文化版图就这样形成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地图上看的话，恰恰这个大湾区是在中心。因为我们把中华文化往外输出，输出的一个口子恰恰是在这里。”

怎么把自己从边缘转向中心，陈思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点。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在广东，粤港澳三个地方都能发挥它们不同的功能。深圳的文化里面应该有这一个功能，而建立大湾区文学，也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

第二，城市文学新元素。深圳和香港都有着发展的特殊性，深圳是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城市，香港也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的。它们都本来没有太多的文化基础，是靠资本直接输入建设的都市，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陈思和表示，所谓的文化传统比较弱，但这是好事，也就是说，历史文化包袱在这里相对比较轻。我们的传统里承载了太多的苦难记忆，很多历史上的灾难、战争等都没有给这些城市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喜欢讲历史感，会用“史诗”“沉重”“百年缩影”这些词来形容。故其中有一个“承受之重”和“承受之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样一个历史观来看，我们对深圳文学、对香港文学、对澳门文学都可能会产生一种“跟莫言比总觉得差一点”的标准。

在陈思和看来，怎么看“承受之轻”的地区的文学，它的特征在哪里？这不是文学的现状如何，而是对文学的理解、审美的标准如何？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学的观念需要改变。对于有些地区，它在大历史叙事当中是属于“承受之轻”的，就是新的元素来引导文学的发展，它显然跟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一样的。新的城市经验带来了都市文学与传统乡村社会伦理不同的一面。陈思和说，尤其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城市，在历史经验上会非常单一、非常小。但是这个“小”会构成跟世界沟通的新的一个层面上的交流。虽然从文化历史上讲它是很轻，但是它有其他方面的优先条件。

陈思和强调，都市文学自身的一个审美特点就是它的碎片性。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片段，每个人呈现出来的都是碎片状的、不完整的。这种情况下它的文学审美要从个体化，要从精神角度去发展，才可能产生出都市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体系。重新建成一个新的都市文学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发展。

第三，常态与先锋。陈思和表示，都市文学出现最多的就是常态文学。我们习惯把通俗文学跟先锋文学分开，先锋文学是为高端的精英服务的，通俗文学是为市民大众服务的。可是在大都市的发展中就会出现通俗文学融合精英的元素，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汇聚的深圳。像科幻本来就是个通俗文学，影视、电影、卡通以及现在新媒体当中许许多多的文艺形式，都应该在深圳这个地方、在香港这个地方得到优先一步地发展。在一个新的经济的指导下，它完全有可能出现更新的用高科技手段来包装来经营的一些文学，是针对市民大众的，是市场的。

陈晓明：新文学素质酝酿的地方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德里达的底线》等

“大湾区文学的提出是很有创造力、有当代性的一个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城市文学：自我与文化认同》。在他的理解中，大湾区文学，确实能够和城市文学这个概念建立起一种关系。他认为，大湾区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也是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地区，是改革开放的示范区，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领区域。所以，可以在这个背景来理解它的文学的可能性，可以从它和未来城市发展相关的意义上来创建新型文学的设想，可以做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阐释。

在陈晓明看来，大湾区文学既是城市文学的一个重新提升，又是对城市文学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和城市文学建立起一种关系的话，大湾区文学的一个首要特点，在于它有一种传统性，这是和过去的城市文学有点不太一样的。“城市文学是一种精神。深圳这样年轻的城市，它的城市精神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我们总是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些大都市作为城市文化的一个范本，讨论中国的城市文化离它多远。但中国的城市一定会有自己的精神，有它的文化，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和生长的欲望。我们过去总是觉得中国的城市精神并不充足，认为它不过是放大的乡村而已，这种看法是否需要反思？回过来看一看大湾区，特别是看一看深圳，我们理解的所谓城市精神，可能会显得非常复杂。”

陈晓明认为，我们在理解深圳文学的时候，会看到对传统的表述非常活跃，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广东文学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往深处说它有岭南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性是大湾区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恰恰是在这种传统性和当代性的一个紧张的关系之中，大湾区文学有它的特点。比之西方的城市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深圳或大湾区文学有深陷历史与传统困境中的一种表述。这一点是它本身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它本身能够产生出活力的一种资源。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文学对当代生活反思的一种模式。

大湾区文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粤港澳地区本身的文化是有一脉相承的基础，同时也有不同的文化滋养。比如中国香港文化跟英国文化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澳门文化也有葡萄牙文化的某种因素；广东文化、岭南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充分活跃的联系。如此丰富多元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互动。

第三，平民化与民族主义。陈晓明指出，大湾区文学，尤其是深圳的文学曾经出现过打工文学，这是它非常宝贵的一种素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认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感性分享的时代，用感性替代对世界本质化的认识。传统意义上，我们追求的是对世界本质的领会，而今天我们用感性审美替代一种认识。所以这里恰恰做到了一种平等。刚上线的新电影，一个流水线的工人和一个作家同样都能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等的分享。更重要的是，在深圳的文学中体现出来的还是一种价值观的问题，它对世界的一种疑问，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

第四，杂语喧哗与新的感受力。内地文学有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语言，大湾区的文学语言和语汇肯定是更加丰富而有新的元素。它既有粤语有客家语也有汉语有英语，所以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是带有一种力量的。如何形成新的文学语言，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体现出一种新的感受力。“文学批评专家耿占春曾说，当代诗特别是当代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的改变是最大的，这是当代诗歌重要贡献之一。我觉得耿占春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这里我表示一种期待，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力的一种理解，它有这种可能性。”陈晓明表示，之前香港是作为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交流地，那么今天大湾区文学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素质酝酿的地方？这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种更高的期许。

王晓明：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出大器的新文化

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特聘教授。近著和编作有《近视与远望》《现代早期中国思想》《重新定位亚洲文化研究》《城市化的限度》和《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等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的发言题目是《歧路口的城市》，他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著作《城市的胜利》谈起。这本“替城市化辩护的书”引起了他的思考，也引发了他的疑问：“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被普遍看成是体现了社会进步、也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城市化，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却成了一件需要认真辩护的事情?”因此，王晓明重点阐述了城市化之所以招来这么多批评的原因，及其批评的重点在哪里。

王晓明表示，第一，按照城市研究的一般看法，从全球来看，现代的城市化，不只是把非城市变成城市，也同时是把世界各地原有的各种彼此差异很大的城市，统统变成西式的都市。因此，城市化是在用同一个模子，快速地改造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千差万别的生活空间。“今天大家看到的我们各地的大小城市的千篇一律，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也不是靠城市规划、公共艺术之类的努力就能改变的。当然，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深刻的原因，世界各地质疑城市化的声音才这么普遍、这么响亮。”

第二，都市的吸聚和包容力，似乎也出了大问题。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市都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枢环节，在这种情况下，都市能不能继续保持活力，或者说，它能不能继续保持吸聚和包容的能力，就至关重要，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关系到都市自己的兴衰，而是同样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兴衰了。

此外，城市中的民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城市空间的人造程度，都是关系到都市和都市化全局的非常迫切的大问题，需要整个社会认真应对。因此，在惊叹都市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得明白，正是这个在全球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西式的都市化，将我们的城市推到了方向不明的歧路口。

王晓明认为，“面对都市和城市化给我们布下的这许多挑战和危机，我们的理解和应对，常常是太狭隘、太短视，而这与城市文化有关。”王晓明曾用“小器化”来概括都市文化中的这个狭隘粗劣的部分。

“站在路口的都市接下来会怎么走？是选择急功近利的方向，除了局部和眼前的物质利益，别的都不管？还是静下心来，深切反思，幡然醒悟，环顾前后左右、过去未来，努力在综合的长远的视野里面，重新确定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进步方向，一步一步试着往前走？”王晓明认为，我们的都市会如何选择，最终取决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怎么样的，而人会怎么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因此，长江三角洲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有没有良性的文化建设，是决定城市能不能在路口选定正确方向的关键。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城市如何往前走，甚至这个大湾区如何往前走，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真正关系到天下的大事，因此，在这里将要起很大的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王晓明表示，一百年前，岭南是出真正大器的新文化的地方，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显例之一。而他则非常期待，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还能成为这样的地方。

黄子平：粤语文学的现实与可能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及《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及《中国小说》年选等。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经济概念，对于确定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延伸到中国文学里面划出一块叫做大湾区文学，让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黄子平有点疑惑。但能够跟别的地域文学有所区隔但又涵括大湾区的，让黄子平以“其惟粤语文学乎？”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的方言的可能性，故而他的演讲题目是《粤语文学的现实与可能》。

黄子平说，回顾晚清时期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吴语文学（《海上花列传》《歇浦潮》等）。中间就基本消失了，直到21世纪上海作家金宇澄写了《繁花》，吴语写作重现。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时期有一个短暂的陕北方言的写作，出现了如《兄妹开荒》这样的作品。这种稍纵即逝的写作，跟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的方言文学运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黄子平表示，回头来看粤语文学，其实也是在晚清的时候蔚然大观，最重要的是这些粤方言文学由于跟香港这一个地点相关，没有中断过，不绝如缕。他介绍，1948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化人聚集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这是一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刊物。其中有一期发起了“方言文学运动”。茅盾、钟敬文都写了理论文章谈方言文学。不光有理论的，还有创作发表。丛刊里头有粤语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写作，后来还结集成册。但作者后来都承认这种尝试性写作是不太成功的，写出来还是没有那个味道。比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纯粹的方言写作，比如黄谷柳的《虾球传》。黄子平认为，所谓“纯粹的方言小说”，一如胡适主张的“纯粹的白话小说”都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

上世纪50年代，香港有一个叫三苏（高雄）的怪才，写作速度非常快。他在写作中使用了一种叫“三及第”的文体，所谓三及第就是粤语和白话文和文言文三者的结合，非常有味道。像这样的文体，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有点后继无人。现在出现了一个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在文学上还没有人用这种文体写出成功的例子。

进入21世纪，粤语文学的发展，有一些重要的成果。这里面有一些先决的条件，一是接受主体方面，一是文字媒介方面。第一就是多媒体扩展了粤语文学的读者群。很多人不在广州也不在港澳地区生活，但是可以听懂广东话，会跟着粤语歌曲唱。香港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大规模普及，扩展了粤语的读者群。其次，多年来香港的粤语写作创造或发掘了许多“粤语字”，这些字甚至全数纳入了Unicode，也就是说用电脑写粤语已经很方便，无需另行造字。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家参加了一个“口述历史运动”，黄子平认为在大湾区有必要迅速地展开类似活动。“这一代有历史记忆的老人已经逐渐凋亡，不把老一代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非常可惜。把这些不识字的老人们的回忆移置书面，不用粤方言行吗？”继《烈女图》后，香港作家黄碧云又写了《烈佬传》，在口述历史基础上大量使用了广东方言。董启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章节全部是用粤语讨论日常的哲理，这就是非常冒险的一个实验。“前面几位使用粤语写作是因为让叙述者发声必须使用粤语，而董启章的构思则跟前面几位完全相反。”黄子平表示，这是所有方言文学的写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即它的读者接受面的问题。“我觉得只要你写得好，不愁没人读。通常一提到方言写作都会想到通俗文学方面，但我们注意到刚才说到的都是所谓‘严肃作家’，是香港文学里比较前卫的作家，这些作品已经是香港文学里非常‘高端’的部分。”

黄子平说，强调21世纪以来这些尝试，是想要给作家提供一些参考。粤语文学存在着何种可能，这些可能能否成为现实，还要拭目以待。

谢有顺：当“深圳”作为一个文学样本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成为小说家》《文学及其所创造的》等著作。 （资料图片）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演讲的题目是《“深圳”作为一个文学样本》。他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么多人在深圳生活奋斗，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所拥有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单一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经验高度雷同，三百个人可能只是在一个或两个工厂，每天的生活非常相似。他们带着自己成长的记忆来到这座城市，面对全新的生活，其记忆也是混乱甚至是被改写的。他们正在成为另一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和书写？这是新的叙事个案和叙事难题。如果没有人去写他们，他们真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生活中那些细小的欢乐和忧愁，谁会注视？”谢有顺认为，许多时候，文学写的是真实，发出的是重大的声音，但它还有另外的责任，就是要俯身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文学更多的是让无声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这是文学极重要的意义。”

谢有顺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的作品，想卖得好，多半都在写都市经验，但这种都市经验又一定要写那些奢华的生活，比如喝咖啡，穿名牌衣服，住高级酒店，游历世界各地，等等。试想，如果大家都这样写，几十年后读者若要通过文学来了解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就会以为，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级酒店。但事实上，有很多年轻人，从来没住过高级酒店，他们只是在狭窄的工厂里、在流水线上艰难地生活着。当时尚、奢华被指证为当下年轻人生活的代表性符号时，它其实构成了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因为另外一种生活是无声的。

“这也就是深圳打工文学的意义。不少打工文学写到了这些人群的生活，写得可能很粗糙，艺术品质不高，但它至少在经验的层面上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渺小，有挣扎也有希望，他们同样是真实地存在。这些人被书写，表明生活有复杂的面相、各色的人群。它未必企及了新的艺术高度，但它拓展了文学书写的边界，其意义不可轻忽。”

“可是，何以我们又会觉得光有打工文学这类书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出深圳真实的面貌？”谢有顺指出，不少作家在书写所谓边缘人群或者新移民人群的时候，更多还是把深圳当做一个社会空间，或者物理空间和技术空间来写，没有真正把它当成是艺术的空间、审美的空间、文学的空间。把一个城市的书写当成艺术和审美空间的时候，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这让谢有顺想起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护，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而新的空间的开创，总是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生活，新的经验，新的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在‘敞开’和‘遮蔽’之间，可能才是真实的生活景象。”

在谢有顺看来，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化”，如果指证为一个具体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义也是不同的，有人视为“回归家园”，有人觉得“无家可归”，而有人对它持“冷漠”的态度。“确实，有一些人把城市当做家园，到了深圳以后，高度认同深圳；有一些人在这里即使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漂泊感；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城市既谈不上有家园感，也谈不上漂泊感，他只是处于一种‘冷漠’之中。我们如果能认识并书写出深圳这个城市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文学的空间就会有大的开创。”

谢有顺强调，除了经验意义上的深圳，我们还应认识一个精神的、想象意义上的深圳。海德格尔把这称之为“神性”，他说“神性”颇为“踌躇”，但有无这个维度，直接关系到文学的高度和深度。而把深圳当做新的叙事对象时，既要写深圳的日常性，也要写深圳的“神性”。是那些无法归类的梦想和迷思，使深圳变得神采飞扬。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如果能写出这个空间里人的复杂感受和精神难题，“深圳”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样本，必将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留下更重要的印痕。

许子东：网络文学已成为深圳文学未来无限的基础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三卷）等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在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看来，香港、澳门跟广州的文化非常相似，但跟深圳很不一样，因为广州和港澳同是粤语文化，方言占主要，而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全中国最混杂的、最中国化的城市。“提出大湾区文化或者大湾区文学，深圳在里面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深圳GDP发展快速，而且现在深圳从集中劳动力的形象转到无人飞机、腾讯高科技、第二个硅谷等形象，备受瞩目。

“深圳文化是整个大湾区文化重要的部分。深圳文化不只是岭南文化，不只是广东文化，不只是粤语文化，所以它跟粤语文化的互动冲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家族主义跟现代资本契约这种矛盾在深圳表现得是最突出的。当下的成就、挑战与危机都可以在深圳文化中集中体现出来。”

许子东指出，强调深圳跟香港的不同，但它们之间却有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相同点，就是这两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人口相对低。中国的大学生有一亿多，但在深圳的大学生比例却十分低，计划到2020年才能达到25%。同样，和台北、上海比较，香港的大学生比例也是相对非常低的，这是香港跟深圳的共同点。很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可以在里面得到解释。

此次许子东以《论“架空”与“穿越”》为题，以畅销热播的《琅琊榜》图书及影视剧为样本，从最热门的作品与文化现象来探索文学生产机制及批判性。他指出，深圳最多的就是年轻人，他们是网络文学的主要读者。网络文学是第三种架空历史的方法，前面两种分别是历史演绎和故事新编。所谓，历史演绎就是作者编故事告诉人们这是历史，并不点出来。而穿越架空的特点是对历史的架空就更彻底了，也并不介意用“瞎编”这样一个词。

许子东总结出穿越的规律是：第一，今穿古，很少古穿今。大部分都是今天的年轻人一下穿越到了古代。第二，穿越过去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基本没有年龄大的人穿越。第三，穿越到的时代全都是中国古代的一些乱世，改朝换代的时候。第四，穿越的基本主题是现在的年轻人运用生活常识解决了那个时候的家国难题。那么，穿越能够满足青年人什么精神心理需求呢？许子东列举了几条：一是重回起跑线，给弱者一个心理安慰；二是身份转移、相貌转移；三是给穿越过去的时代带去了先进的观念，比如那个时代纠结很多问题，家国问题、男女问题等，现代人穿越过去就帮忙解决了许多问题。

许子东强调，他举这些例子是想再三说明，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深圳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未来无限的基础，是我们社会的矛盾的集合，是年轻人的中国梦。“有人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对‘根本变化’打一个问号。我觉得虽然市场化非常明显了，但是这个号称市场化的网络文学形态，与主流化的意识形态中间还是有一个既挑战又合作的过程。”

梅毅：开启深圳文化一个即将到来黄金时代

梅毅，作家，深交所高级研究员。出版有《赫尔辛基的逃亡》《失重岁月》《南方的日光机场》以及长篇历史散文集《华丽血时代》《刀锋上的文明》等

深圳作家梅毅的演讲题目是《从“物质深圳”到“文化深圳”——大湾区带来的历史机遇》。他表示，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为全球视野中熠熠生辉的科技新城，有着中国的“西雅图”之称。实际上，如果从钢筋水泥建筑物的物质角度看，深圳在城市规模上看上去要比西雅图繁华得多。而且，腾讯、华为的科技含量和体量，在某种程度上不输微软和波音。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更使得深圳有了更深远的发展空间。

梅毅认为，由于深圳外来人口众多，其文化本体具有鲜明的特性，也就是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多元化特性。同时，由于写作者异地感，深圳文学中的无根意识与漂泊感就特别强烈。所有这些城市社会特征反映在文学方面，深圳文学的“异质性”就非常强烈。而这种“异质性”恰恰是深圳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源所在。

在梅毅看来，紧密跟随时代的步伐，深圳文学确确实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深圳作为崛起的大都市，有着它独特的叙事语境。而这种叙事语境为本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特别是近年以来，白领文学、青春文学、校园文学、财经小说，甚至是手机小说，都使得深圳文学创作从形式看上去丰富多彩，紧跟潮流。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把这些时代的“多彩律动”音符当成深圳文学的宏大交响乐。深圳文学应该是具有崭新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宏大参照体系。但迄今为止，深圳还是缺乏大作品和大作家，缺乏具有思想穿透力和历史洞察力的“宏大叙事”传世之作，缺乏具有震撼心灵和具有充满人文气息的时代巨著。

梅毅指出，在大湾区概念之中，深圳有着比较独特的地理优势，那就是这个城市具有独特的多重叙事语境。为此，深圳作家就更需要高远的情怀与抱负，避免狭隘地以深圳区域内表层物理现象作为笔下的文学标本，要努力突破写作的地域局限，充分发扬探索的勇气与信心。当然，这种探索，不是说深圳作家要玩弄玄虚，割裂现实，更不是故作高深，炫耀书本上得来的西方写作技巧，如果那样进行写作，最终结果就是钻进枯燥叙述的死胡同。

梅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成立后，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文学如果寻求大的突破，肯定要发扬哲学上的“扬弃”概念，也就是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方面，第一，要在精神层面上有所突破，这是一个在大湾区时代深圳文学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节点；第二个“有所为”，就是发展文学的“南方写作”概念。至于深圳文学和文化的“有所不为”，就是要抛弃“商战文学”的伪概念。

“大湾区时代可以说千载难逢，肯定会为深圳文学增添新的活力。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大环境带来的国际化潮流和新气象，将为深圳作家提供更加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所以说，大湾区时代，势必开启深圳文学一个即将到来的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梅毅表示，如果深圳作家能够把握住机遇，就此占据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制高点，如果深圳作家继承老一代深圳人积淀和探索的坚韧，深圳完全有可能产生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

必须注意的是，深圳新一代青年小说家应该是深圳文学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深圳为背景的作品，有不少内容通过个体人生的悲欢离合、爱情与欲望，展示了人性的光辉，显现出独特城市中那种卓尔不凡的精神和存在的力量，可以透过这些文学描述显现出深奥独特的哲学命题。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队伍，如果我们培育得当，形成生生不绝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崛起，肯定会提升深圳整体文学生态。

梅毅强调，粤港澳文学“大湾区”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一蹴而就。

潘耀明：大湾区文学峰会顺应时代潮流

潘耀明，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著有《大家风貌：细说当代文坛往事》《字游：大家访谈录》《我的文化山水》《潘耀明说中国文化名人》等。 （资料图片）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的演讲题目是《大湾区一个国际文化窗口——香港》。“香港是一座娇小玲珑的文化之桥，中国通过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她，可以走向中国。说香港是娇小，是对地域、人口而言；说香港玲珑，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潘耀明表示，香港在大湾区和世界华文文学中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形态，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而香港实际上起了纽带的作用。

潘耀明认为，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的角色。“香港在两岸之间实际上起了纽带的作用。”他透露，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曾委托他代组织“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系列”，包括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舒婷等12位内地作家的作品登陆宝岛。这些稿件全部通过香港中转。

在潘耀明看来，香港除了是两岸文学交往的平台和桥梁，也是西方与内地文学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是一个国际的文化瞭望台。改革开放后，内地不少作家外访或海外作家和台湾作家访内地，因为当时没有直航飞机，都要经过香港这个中转站。香港还为海内外作家提供丰富的发表园地。

上世纪70年代，内地现实题材作品的百废待兴，伤痕文学异军突起，蓬勃一时。但是对于整理古代、近代、现代的文学工作，却少人问津，有见及此，利用内地的资源和香港的出版优势，香港在这方面可以说起过主导作用。从1980年到1991年，潘耀明负责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参与策划编辑共有十五套文库，其中，1980年曾与广州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还先后与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历代诗人选》《历代散文选》《现代中国作家丛书》《香港文丛》《台湾文丛》《海外文丛》。2000年潘耀明主持策划了一套《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出版王蒙、王安忆、史铁生、池莉、余华、陈染、莫言、张炜、贾平凹、残雪、刘震云、刘索拉、韩少功、苏童等二十位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不管怎样，香港在上世纪40年代以迄，肩负着两岸文学交流的桥梁，地位和重要性是没有人可以取替。”

潘耀明介绍，香港也是华文文学的交汇之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艺术家、作家南来避居香港，如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许地山、徐吁、张爱玲等。在他看来，香港有着文化窗子的作用。

潘耀明表示，这次大湾区文学峰会的举办是适时的、顺应时代潮流之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是以经济发端的。文化是软实力，文学是文化的精灵。正如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

吴志良：拉近三地的距离，讲好共同的故事

吴志良，澳门学者同盟主席、澳门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著有《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及《悦读澳门》等。 （资料图片）

澳门学者同盟主席吴志良的演讲题目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意义》。他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原因等方面，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展开深入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也有一个很强大的文化在里面。提出大湾区文学，有以下几个可能：岭南文化圈的存在；粤客潮三种语系；人相亲、习相近；粤港澳同处改革开放前沿；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粤港澳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以来文化都是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而且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和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粤港澳成为一个便利的城市圈，这个圈里面有一个文学的共同体。要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何看待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意义？吴志良认为，因为文化是讲民族性、地域性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建立一个新的纽带。港澳文化发展的形态与内地相比有不一样的经历。此外，利用大湾区的建设，尽量拉近三地的距离，讲好共同的故事。

中国将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文学应该怎么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先进的地区，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新时代的探索者？是不是可以成为代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先锋队？大湾区是有这个想法的。而中国文学能不能通过大湾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些是我们考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构建的意义。”

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路径和行动方案上，吴志良提出了几个想法：首先要建立“9+2作协联系会议”。其次希望推动倡导一个大湾区文学的倡议书，清楚阐述大湾区文学的意义、目的、作用等，并围绕这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此外，还要推出一套文学杂志，如果有可能的话每年出一个文学专刊；还可以出一套大湾区文学丛书；开设大湾区文学论坛、大湾区文学奖和大湾区文学研究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