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我只在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是怀着无限的享受与轻松的愉悦的，然后便是一次又一次的焦虑来袭，各种伏击战与攻坚战的频繁已经让我忘记了最初写作小说的动机，仿佛自己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放置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而敌人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而我假如要存活下去，则必须坚持不懈地应战下去，尽管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假如说这场战斗的敌人就是那种叫作“焦虑”的东西，那么从一开始就已经错误判断了处境。正如我多年前认为的那样，以为写作就是为了平缓和安抚焦虑，但是我所得到的不是平静，而是压抑之后的焦虑的大爆发。这时我才突然醒悟了，焦虑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就像是月光下的树影，就像是风过时的波纹，而树和风才是真正笼罩我和影响我的至关要素。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确切地说清楚我周围的树和风，但我知道我必须说，只有说的这个过程才能给我带来新的认识，而这正是小说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去说，把整个世界保持在一种可以携带的话语当中。

小说的难度，除却众所周知的那些：小说家的才华、语言以及生活经验的磨砺与萃取、结构与形式的敏感，等等，还有更多难以描述的成分，有些成分甚至是非常神秘的，这也是艺术的诱人之处吧。我很想谈的是，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究竟怎么样才能抵达富有成效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我在无物之阵中不断斗争才明晰起来的，随着时间流逝，它简直成了我的某种信条般的观念了。

我这样说有时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小说难道和学术论文一般，是用来认识世界的么？但我年岁愈长，生活的繁杂就愈是扑面而来，纷纷扰扰，竟是身处鹅毛大雪当中似的不辨方向了，完全不像十年前那样单纯而富有理想的激情。这时我发现随着小说的写作，我反而能在这大雪纷飞的黄昏时刻，在世界上窥得一丝缝隙。

仅仅从话语形式的角度来看，小说很像是预言家的话，很像是社会学家的话，也很像是精神分析师的话。它太包容，无所不用，而后通过强大的想象力来建构现实从而理解着现实，或许说它是现实的一种模型也不为过，只不过这种模型不是图纸般明晰的而是混沌不堪的，但我要感谢混沌，因为只有混沌才是可以经受住不断阐述的。在不断地建构与不断地阐述之间，我得以理解生活，尽管是部分的，却已经足够我有一段时间来苟延残喘了。

但苟延残喘是不够的。

小说家可以那么活着，但是小说不行，小说绝对是需要雄心壮志的，即使这种雄心壮志仅仅局限在了文本与艺术的上面。

如果小说要写的是月光下的树影、风过时的波纹，但它只写到了树和风，那么它就远远不能称之为小说，至少不能称之为好的小说。好的小说需要表现出月光的皎洁、大气的运动、进而抵达了这些表象的深层：宇宙存在的本身。这样说虽然是一种借助于比喻的说法，但绝不是夸张，好的小说的表现能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并不宣教，更不教条，它恰当的描绘而后整体的展现，并在这种展现背后暗示诸多连它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思绪乃至思想。没有其他一种形式的认识能比这种小说的认识更让我倾心，更让我有了获得智慧的可能性。因为坦率说来，目前中国和世界的种种情势我总是理解不了的，更遑论未来如何如何，我也并不认为这种理解不了是因为对历史学所知甚少。我是学文化人类学出身，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也略知一二，但作为活着的血肉个体，对各种理论归纳下的现实却是难以找到容身之所，而人活着，总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空间来安置自我的存在的。

说了这么多，我很怕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在暗示我的小说有多么好，其实不妨坦率来说，我的小说肯定没那么好，正是由于没那么好才渴望着更好，是如此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辞职》和《铁皮小屋》的写作就是我对困境的一种表达，写出了它们，无物之阵中的深处传来了奇怪的嘲笑声，我在羞愧难当的同时，知道我有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嘲笑，我必须迎着它继续斗争下去了，否则我很可能会被它折磨到手足无措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