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时感到，一个年过而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要把写作放置在生命价值的核心位置上，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写作的欢乐已经淡薄，焦虑却在骤增。茫然四顾，仿佛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骤然间抛在了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是的，残酷。因为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无物之阵”。

在“无物之阵”中谈论自己的创作，我深感艰难，因为在回望之际是一片纷繁的森林。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上大学时对小说的大量阅读，那几乎到了恐怖的程度。读诗是非常节省时间的，目光短暂地停留在几行字上，心灵便做出了体验。读小说就不是了，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它蕴含的一切元素都得在时间中缓慢展开，你无法像读理论、散文那样跳读，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从头读到尾，才能领略到它的妙处。因此，读小说曾经占据了我最大份额的阅读时间。在图书馆读、在教室读、在楼梯口读、在宿舍读、在火车上读，读得多了，就不仅沉迷在小说的世界里，还能对文本的艺术性做出准确地判断。但是，因为人生经验的局限，我迟迟没有动笔写小说。

我写小说始于毕业后的那段漂泊岁月。我住的是条件不咋样的筒子楼，难免会遇见恶邻。这种事情看似简单，但它已经把象牙塔之外的鱼龙混杂倾泻到了你的头上。面对这些的时候，人一定很虚弱。因此，我相信恶的力量。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非法入住》，半年后，在我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编辑给我打来电话：“那小说写得不错，我们打算发。”我当时还在睡觉，迷糊中觉得亲爱的上帝你终于想起我了。

从《非法入住》开始，我接连写下了《合法生活》《无法无天》两个中篇小说，戏称为“法三部曲”。随着写作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写善更有深度，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对善的抵达是需要恶的难度的，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廉价的，所以那种深度并非来自恶本身的价值，而依然在于善的发现。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永远怀着悲悯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和根本立场。

有了这样的想法，即使写作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就，却也不会误入歧途了。接下来，我写出了长篇小说《获救者》以及中短篇小说《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倒立生活》等，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如果写作只是为了能发表、能出版，而不能有所创造，不能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进行升华，我会觉得痛苦。因为在这个时代，将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不但风险重重，而且非常低效。我们写作，应该为了创造。但创造是最艰难的。诗人策兰说：“艺术就是要进入你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我在很多个场合都援引过这句话，我现在再次引用，为的是警醒自己。困境，是我们的现实和处境；自由，不但是艺术的目标，更是生命的终极追求。永远不能忘记这两点。

但，问题紧接着又来了：该如何深入？又如何自由？在我看来，这触及到了小说的核心技艺。小说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并不是谎言，虚构是条件的设定、睿智的发现，虚构是经由想象力对世界的重构：一些原本隐匿在角落的事物走向了前台，并且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写小说最难的地方。就像我写作经年，依然感到虚构的难度如同科学家殚精竭虑试图用公式证明自然的规律。那种无所凭依的苦恼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都能体会到的。我们为了虚构的真实，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努力寻找着一个稳妥的支点；我们不惜把自己变形，甚至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甲虫。但无论如何变化，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要让笔下的人物远离我们，而是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人物更加切近我们的内心与存在。只有那样，我们的写作才会缓解孤独，得到滋润和慰藉。我想，这就是我们超越困境，经由写作获得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