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姓名（要有也是随意的符号而已），没有来历，面目也是模糊不清的，但他的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就像是一种盲人化的存在，世界的形体在黑暗中以质量的方式呈示出来，全身的神经末梢都感觉到了那种压迫，那种压迫看不见却沉甸甸的。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为了现代小说的真正主角。对，现代小说的主角都行动在一片黑暗当中，他自然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和一株绿色的榕树，但他的世界是雾霭遮蔽的毫无能见度的空间，他所谓的“看见”应该只是内心深处的由意念凝结而成的道具。

进入他的世界是艰难的，因此这种进入常常会伴随着开拓者的沮丧、疲惫与喜悦，但等到他的行动告一段落，他的身影重新在黑暗中消隐的时候，一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出现了，究竟是谁在进入他的世界？是我还是你？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话，为什么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他的世界正在构成我们的现实？那么到底是我们进入他的世界还是他进入我们的世界，甚或，我们和他都从未走出过同一个世界？

当这些疑虑像哈欠一样，不可遏制地冒出来的时候，便是小说家大显身手的时刻。在小说家的世界观里，真实与虚构注定不是泾渭分明的，真实的未必就是好的，而虚构的未必就是不存在的，即便不能认可那种极端性的看法：生活模仿艺术，那么起码应该承认，生活的深度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叙述能力。有什么样的叙述，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认知，继而这样的生活认知决定了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所以，谁还敢说叙述仅仅只是一种文字上的务虚呢？小说作为最综合的一种叙述体裁，不但将各种文化叙述整合起来，而且还可以将无法分类的垃圾叙述、小叙述、反叙述统统捕捉进来，铸造成一张叙述的大网，成为生活最为鲜明的立体镜像。

他其实从来都不曾离去，他只是踟蹰独行，面色忧郁，比我们更加敏感和敏锐，他是这张叙述大网上的旅行者，他必须克服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障碍，那便是叙述之网上的网结。在错综复杂的扭结点上，他的努力、他与世界的战斗，将决定着叙述的命运。不过，悲观地讲，也许溃败只能是唯一的结局。从卡夫卡开始，溃败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注定结局，小说家的努力只能体现在溃败的程度上，以及溃败的方式与最终的救赎上。神奇的是，溃败的发生并不是源自敌人的强大，而是敌人的隐蔽与不可知，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世界的荒凉本身就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吸引着你的挑战，然后却并不与你过招，只是与你虚与委蛇，你没有见过对手的样子，更无法概括对手的性质，最终，挫败的发生完全体现在心理的崩裂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最为欣赏鲁迅先生提出的语汇：无物之阵，这四个简练的汉字所传达出的绝望与反绝望意识没有其他任何汉语语汇可以代替，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意识的小说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的处境。

生存、饥饿、爱恨、自由、反抗、欲望、斗争这些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母题，自然也是小说的基本母题，但是别的文本也同样涉及到这些方面，那么小说的独特立场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问题的回答倒是简单的，难道不正是在“无物之阵”的提炼与塑造当中吗？难道不是只有从无物之阵出发，小说才能得出对这个世界与众不同的认知吗？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我只得把无物之阵当做小说的世界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不断推石头上山，然后石头滚落，第二天接着向山上推去，在世界的荒谬中，西西弗的日子尽管是一种惩罚，但是，不可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英雄的斗争行为，至少，他还有活可干。但是在无物之阵中，再强悍的英雄举起了标枪，却发现根本没有投掷的目标，他该干些什么呢？难道他只得一直摆出投掷的姿势吗？这就是无物之阵的可怕之处，无尽的虚空与彻骨的孤独吞噬着一切，这个时候，就连苦役也变成了一种幸福。也许，本雅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诞生地是离群索居的个人……写一部小说就是把人的存在表现出来的不协调推到极端。”这里的“离群索居”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状态，而不是生活方式，因为，人在人群中才更加孤独。我固执地认为，个人的相对面并不是社会，而是无物之阵，无物之阵造就了真正的无依无靠的个人。

的确，这听起来非常残酷，但是，小说家必须要像但丁经历下到地狱一般，去经历自己的无物之阵。只有经过了其中的无尽煎熬与绝望撕咬，才能重新看清这个世界的虚妄。他会发现，所有的概念，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真正的理解之道，便是要透过形形色色的概念去直面混沌。人的存在并不能被命名，人的存在只是体现在动态的处境之中，而好的小说，就是要捕捉到动态的处境，为那样高贵与丑恶的一瞬间树碑立传，只因为在那样的瞬间，我们理解了自身。

仅仅这样就足够了吗？还不够，小说这两个字总给人“小”的感觉，但是小说并不小，小只是细节上的踏实与精确，在细节的连绵编织中，小不再是小，而变成了大，大气磅礴，微言大义，这就是小说的雄心壮志。在经历无物之阵的同时，小说亦是在探索人类内心的丰富，那么人的内心最深处究竟有着什么呢？我想说，是灵魂。灵魂的存在对小说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是小说的第一假设。就像现代物理学认为的，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当中。如果有人问那么大爆炸之前呢？那是神学家的事情了。对于现代的小说家而言，他所要面对的，就是灵魂爆炸以来的文学世界。灵魂被现代世界的技术与疯狂所撕裂之后，它的碎片已经成为艺术最低限度的依托，不仅如此，对灵魂完整的渴望将会构成每一个现代人的欲望困境。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我想，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以寻找灵魂的边界为职业更为志业的人话，那么这个人非小说家莫属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是古典哲学家对此情有独钟，但是现代以来的哲学以放逐灵魂解构灵魂作为学科的基本训练，那么只有小说家还不肯放弃这个古典的诗意的目标，甚至，比以往的时代更为迫切地去接近这个目标。因为，小说家不堪忍受一个由稻草人构成的世界。

小说家和他的人物在词语的世界里逼近了灵魂的边界，他或许运用了一些小技巧，使得有个巧妙的盒子能够装得下更多的东西。他不像诗人，以语言为最高旨归，他只是乐意用语言建造一切，包括自己的面具，然后抹去最真实的自己，在一种话语的声音里纪录了自己娓娓道来的语调，他是戴着文化面具的说书人，却因为面具的存在超越了说书人。因为，世界在叙述中显现，并非小说家的刻意控制，越优秀的小说家，越是能让世界的真实涌现在笔下的虚构当中，真与假，实与虚，同万事万物一样，也是相互转化，相互催生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小说家并不是自认为比别人高明的哲人，他反而可能是最为普通的一种人，也就是低于生活的那种人，他渴望获得一个最低点，让生活的浪流能够倾泻在他的身上，继而呈现在文字的旅行中。在这场寻找灵魂边界的旅程中，即使一无所获，徒劳无功，但也看到了命运的投影，就像是一只飞鸟掠过时，我们循着阴影的移动而抬头望天，那道优美的弧线令我们心碎。

那么，现在我们又可以发问了，面目模糊的他，究竟是小说家在文本中的探索者，还就是灵魂的体现者呢？我不由想起了电影《阿凡达》。人类为了殖民新的星球，他们将人类的DNA和Na’vi人的DNA结合在了一起，制造了克隆Na’vi人，这个克隆Na’vi人可以让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成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替身”。当然，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操控这个克隆Na’vi人，只有他的母体，也就是与其身上人类DNA一致的人才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关系听起来很复杂，仔细想来却是很有趣味与深意的，那么能用来隐喻小说家和“面目模糊的他”之间的关系吗？他是拥有小说家DNA的替身吗？他代替小说家在文本的星球上探索并受苦受难吗？好像有时候是，有时候又不是，他似乎不仅拥有小说家的DNA，而且还会将自己那部分独特的DNA“传染”到小说家身上。他们相互控制，相互拥有，相互渗入，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了更为复杂的存在，向人生、时代与世界完全敞开的存在，在风雨袭来之际，他们忠实地保留了那些通常被忽略的细小秘密。聆听那样的秘密，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