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是这样开篇的：“只要听见水声，她就知道冬日已尽。”我翻开此书，瞬间就被这句话给打动了。这是当代小说中久违的诗意，它要求着一种缓慢、安静和耐心的谛听，当我们应和了它的召唤，我们便会迅速无碍地进入到主人公艾莲娜的内在生命空间中。随着阅读的深入，这种限定越来越明显，像是玻璃杯对水的限定，我们感受着艾莲娜的感受，直到各种感受的细节饱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我们就彻底变成了艾莲娜。因此，故事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和我们自身生活一样的经历。

人的经历就是一种现实的芜杂状态，没有悬念，没有巧合，甚至没有预感。小说细致地呈现着犹太女孩艾莲娜的成长经历，它的开篇沉浸在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她对音乐的沉醉、她对友谊的渴望以及她对异性的萌动之中。尽管这一切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她的村庄被意大利人所占据，可她对战争与暴力没有太多的认识和恐惧，直到意大利人败退，德国人来了，她和全村人逃亡到山里，才有了切实的战争体验。最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给难民带路时，死在了纳粹的机枪扫射下。弱小的她感到绝望与无助，只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名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她和母亲都坚信，只要到了那里她们就会彻底告别苦难、得到救赎。终于，战争结束了，可以去耶路撒冷了，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名叫萘玛的巴勒斯坦女孩，尽管这次相遇仅仅是惊鸿一瞥似的一瞬，但她再也无法忘记萘玛，因为萘玛让她明白苦难远未结束，正是她要开始的新生活导致了无数萘玛的流亡。她的新生活并不幸福，她的朋友被恐怖分子谋杀了，她的未婚夫死在了中东战场上，她远赴他乡，在加拿大一住多年。结尾，她的母亲重病在身，回到法国，死在了故乡。她根据母亲的遗嘱，将其骨灰撒进了故国的大海中……

叙述节奏缓慢，艾莲娜飘忽不定的思绪与外界风景的精细刻画融为一体，字里行间有种油画似的静态美。坦率说，习惯了快节奏叙述的我多少有点不适应，那种阅读的投入让我甚至有了一种怀旧的新鲜，想起曾阅读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文学作品，尤其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那种经典式的写作中，作者弃绝了讨巧与炫技，将自己全部的情感与经验都转化成人物绵密的生命细节，这种转化，简直称得上是两种生命形式之间的流动。在《流浪的星星》中，勒克莱齐奥就实践着这样的转化，而且，经过长期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他把这种转化变得更加纯粹。他大多数时间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有时，他会用第一人称，来补充更多的视点与细节。不过神奇的地方是，由于生命细节的繁多，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叙述竟然有了一种“反转”的感受。也就是说，在第三人称描述的部分，我们的观感却是第一视角的；而在第一人称的部分，我们反倒觉得是一种外在的视角，就仿佛一个人突然看见了电视里的自己。这种布莱希特的“离间效果”，让阅读有了独特的戏剧性体验。在《萘玛》那一章，作者几乎把所有的声音都给了萘玛，让萘玛讲述着在难民营所遭遇到的巨大苦难，在本章结尾，叙述变成第三人称，作者的声音告诉我们萘玛和她的男友萨迪逃出了难民营，向南而去，不知何处是尽头。萘玛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她的故事也只是片段，从苦难到苦难，戛然而止，成为艾莲娜故事中的一个旁逸斜出的片段，像是艾莲娜怀着无限负疚的一段想象。

勒克莱齐奥的生活置身于各种文明之间，这一点和上几届诺奖作家沃尔科特、奈保尔、库切等很相似，不过勒克莱齐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文化轨迹是从中心到边缘的叛逃，那些在权力格局中劣势的区域文化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比如《乌拉尼亚》之于墨西哥文化，《金鱼》之于非洲大陆文化。这一点恰恰和奈保尔等人相反，如奈保尔是从边缘到中心，批判了加勒比海岛与印度文化，崇尚的是大英帝国的文学正统。所以这样的比照是很有趣的，到底哪种文明体系才是最可以信赖的？中心和边缘哪个更有生命力？当然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人类对他者文化的想象与创造，这是一种萨义德意义上的“文学东方学”，更是汉语意义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流浪的星星》作为一本杰出小说的关键便在于它的世界主义情怀，二次大战决定的当今世界格局与绵延至今的以巴冲突竟是有着如此生动的连续性。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转变居然也只在一瞬间，这种双重的角色被历史割裂开来后，我们通常看到的多半都只是半张脸，不过更不幸的是历史处境中的个人。像艾莲娜，她不能像同伴那样用仇恨去掩盖内心的良知，她的苦难经历使她立即就理解了萘玛们的命运，所以她不能忘记可怜的萘玛，对萘玛的想象其实已经构成了她自我镜像的一部分，这种双重人格的冲突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剧，也是这本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对以色列这种纽结的论述，我读过的最精彩的著作是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伊拉克：借来的壶》。他在里面更进一步论述道，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是借着宗教的名义将自己合法化，而被贬斥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巴勒斯坦人却不得不用西方的公民权理论为自己争取权利。齐泽克说：“如果世上曾有过对于失落对象的热切眷恋，有过对安于失落的强烈拒绝，那就是犹太人对他们的土地和耶路撒冷的眷恋。”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地球上的一块具体土地，而成为了一种信仰，成为了形而上的精神故乡，一个家园的隐喻，一种人类流浪状态终结的隐喻。因此，即使当艾莲娜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朝思暮想的耶路撒冷，那个心中的耶路撒冷只在天上，而不是（至少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一千年前被迫离开的这块土地。齐泽克说：“解决这样一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并不是解开这个结，而是斩断它。”以色列需要忠实于自己的苦难记忆，承认自身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不义性。《流浪的星星》正是用真实的情感细节与微妙的隐喻叙事体现了这种伦理抉择。艾莲娜的未婚夫死在中东战场上，受伤与赎罪的心理让她选择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当年给她以活下去希望的地方，她心中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的需要报复的仇恨。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在死去的时候，更是留下遗嘱，要回到法国去，回到艾莲娜的父亲被杀害的地方去，要在死后的永恒中一直守望着他。也即是说，她们最终都没有选择留在曾经支持着她们活下去的耶路撒冷。这让我想起齐泽克在那本书中提出的解决以巴冲突的大胆方案：以巴双方应该都放弃控制耶路撒冷的政治意图，而把耶路撒冷变成一座超越国家之上的纯粹宗教场所。这个提议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却没有比它更合理更完美的方案了。

据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在中国不怎么好卖，即使他获了诺奖，即使几位知名法国文学专家不厌其烦地为他辩护，也无济于事。我想这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勒克莱齐奥的很多作品有法国新小说派的痕迹，故事匮乏，没有人物，大量词汇集中而冷漠，这点勒克莱齐奥自己也坦然承认，他说：“我成了自己笔下的受害者，被吞噬了，我变成了‘物’。”不过在此之后他已回到古典式的写作，《流浪的星星》正是他回归后的作品，这本书应该可以作为通往勒克莱齐奥文学世界的最佳途径；其次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它是世界中的世界，它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着历史性的冷漠，不过，现在中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我想我们从勒克莱齐奥那里要意识到，我们不仅要进一步理解世界中的中国，更要理解中国外的世界，即使那些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的文化也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