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一个生产灵感的圣地，无比坦荡的阳光仿佛能够穿透人的身体，因而身体那种密不透风的物质属性遭遇了挑战：精神性的冲动在阳光的指引下，迈过肉体的栅栏，与生辉的万物亲密无间地融合成一体。但是，怎样的灵感才是独属于自己生命的发现，而不是一时的冲动，甚或是草率的道听途说？要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被谈论过多却又难以触及的神秘之域。我第一次进藏，竟然一个字也没写下，我似乎对关于西藏的文字有种抗拒，除了因为缺乏深刻理解的自信，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敬畏。那次的西藏之行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的变化，写作西藏的念头便被深埋在俗世的琐事之下，几乎不再想起。

五年后，再次进藏，还是选择火车，听着车厢内氧气的嘶嘶声，逾越巍峨的唐古拉山，心情与感受变得复杂。藏地会刷新你的记忆，那个你曾涉足的地方，竟是那么陌生。当然不会是因为健忘，而是因为它的神性，那些记忆中熟悉的景色在目光的注视下，忽然间就不再熟悉，同样是天、地、人、物，却焕发出一种无法命名的光芒，仿佛在这里有着不同于别地的物理结构。那些庙宇与集市，那些红与白的装饰，那些砖石、楼梯与回廊，即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游客的展示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并非历史的陈迹，而依旧活在时间的流逝中。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虚无了历史感的现代人，在这里遭遇到的不仅仅是信与不信的挑战，而首先是如何理解生命的构成。究竟是时间、肉身，还是一种超越极限的想象力，构成了生命的形态与轨迹？

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一定会质疑这样的说法，似乎这是故作神秘。西藏的名气太大了，多少文字与图片从那里流淌而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布达拉宫，而且大致清楚这座圣殿的面容，但奇妙的是，真正去过西藏的人在讲述西藏的时候，却是千差万别，仿佛他们去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想起本雅明说到的那个关键词：“灵韵。”在传统的艺术作品里，蕴藏着独一无二的灵韵，那种灵韵准确地击中人心；而在机械复制时代，灵韵在大批量的资本生产下，枯萎到消亡了。实际上，不止艺术品如此，一个地方亦是如此，尤其像这个最接近高天的地方，它所蕴藏的灵韵更是难以复制的，或说，即便复制了，那些芜杂的信息也成了没有灵魂的干枯标本。

所以，这篇文章绝不敢妄言是写西藏的，色彩绚烂的表面，谁都看得见，但西藏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只有自己，自己的心情与处境。在与云同行的日子里，最神奇的时刻某过于意识到自己置身西藏的瞬间。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傻傻的想法，我却一直不能摆脱。这座高原在我心中早已是涵义复杂、隐喻丰富的象征体，我始终对那里活着的和死去的一切怀有新奇，并对那里和其他地方做了本质性的区分。这是神栖身的最后之地，因而一切都要以新的目光去注视。我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强健的声音，它在和我对话，我感到自己不再愚弱，至少有了不再愚弱的可能性。

我心底的声音是那么虔诚地对我说，时间与空间在这里如果没有变异的话，便是显示出了时空流转的真谛。一切都在弯曲与折叠中返回自身。一个简单的细节：凡是有转经筒的地方，我都会去用力转动，拂过另一个人指尖的余温，看到金色转经筒上的吉祥字母在阳光下熠熠反光，那是轮回的一种强烈表达。轮回不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种描述，一种阐释，一种感应，每个人都会遭遇自己的轮回。

我这次进藏住在拉萨诗院，便是一次小小的轮回。

因为写作，五年前与诗人、作家田勇相识，那是在广州的一家餐厅，他前一天才提着行李准备在广州工作，但仅仅两天后，他又提着行李准备离开广州。我和他的初次相见，便是一场为了再会的告别。席间问及离开的缘由，却不是因为具体的琐碎缘由，比如待遇，比如环境，等等，而是因为心灵的困境。在广州的这四十八个小时，他已经无法忍受都市的浮躁与喧嚣，他必须再次漂泊，去找寻自己的精神之道。五年后的这个夏季，我在拉萨滚烫的阳光下与他重逢。他经历了尼泊尔、印度、非洲等地的漫游后，终于选定拉萨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一家拉萨诗院，一家位于八廓街的咖啡馆，是他生存的基础，也成为他和广阔世界的窗口；写诗，写小说，画油画，终于令他的存在接近了那个追寻中的大道。这个曾深度忧郁的人，现在的笑容如藏地的阳光一般，融化着远道而来的客心。我在他八廓街的咖啡馆里小坐，望向窗外，朝觐的人群不知疲倦地顺时针流动着，让我变得愈加恍惚起来，仿佛我是宇宙漩涡里甩出来的一粒水珠。

“只有呆在西藏我才心安，”这位虔诚的朋友一再对我说，“如果心情浮躁，去大昭寺门前磕几个长头就好了。”

“仓央嘉措说，磕长头，只为途中与你相见。你遇见谁了吗？”我说了句玩笑话。

“遇见了自己。”他很认真地对我说。

是的，在这里信仰不为求得什么，首先只是为了把自己放低，真正低到尘埃里。那些磕长头的藏族人，称得上英勇。他们手上戴着磨得铮亮的铁皮套，向天高举，合十冥想，再向前方义无反顾地腾空跃去，整个身体沿着大地滑行，像是一种紧贴地面的飞翔。对于信仰而言，没有比这更精准的身体语言了。当田勇习得这样的语言，他才终于摆脱了另一种语言的折磨，那种由经济、发展、建造、竞争、成功、虚荣等一系列结点构成的网状语言，在紧贴地面的飞翔中，被彻底遗忘了。没有了渔网的束缚，灵魂自然舒适熨帖。

西藏从不吝惜各种启示与馈赠，我在拉萨期间正好有新书出版，于是便在拉萨诗院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发布会。我见识了拉萨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既谈论唐卡，也谈论电影，当然，还有音乐，这儿，内陆的流行歌没有市场，只有心底自然倾泻的旋律。夜晚降临的时候，音箱里放出噶玛巴活佛的法音，人们陷入了凝神静思。我忽然感受到了那个在岁月中深埋的自我，那个基本上完整的自我，我不再逃避，不再遮掩，不再虚饰，不再舍弃，不再恐慌，只有耐心尚存，耐心地去生存，就像热爱艺术那样去热爱生活。也许，佛陀是让人找到自我，再去舍弃自我的。从来没有自我，何以理解慈悲与仁爱才是人存在的必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兰波的那句诗：“我，是另一个人”，便有了新的领悟。恍然间，我觉得这一刻自己是置身在自己之外的。

当然，除了和谐的艺术氛围，也有思想的深层交流与碰撞。一直忘不了，在那天的发布会上，西藏大学的藏学教授罗尔丹突然站起来，当众问我：“你觉得藏文化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看着他的眼睛，他有着康巴人孔武硬朗的面庞，穿着时尚，一个金边墨镜挂在西服的胸兜上。他的眼神里隐藏着一丝狡黠。我知道，无论我回答是什么，这个问题都是一把鱼钩，钓起的是他作为一个藏人的文化立场。即便会发生争执，我也对此满怀着期待。

“藏文化的本质，是宗教，或说信仰。”我说，“当然，还要补充一点，虽然信仰与生活水乳交融，但毕竟还有一部分日常生活是世俗的，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日常生活一样。这种日常生活也是藏文化的组成部分。”

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一条锦鲤就要腾跃而出。

“谢谢，你没有神秘化这里，我已经见识过太多猎奇和荒唐的想法了，”他笑了笑，问，“布达拉宫西边的帕玛日山上，有一座关帝庙，去过没有？”

我摇摇头，我甚至都没想过，西藏还有关帝庙。

“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尼泊尔廓尔喀族出兵侵占后藏地区，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师进军，和藏族军队一起打败了廓尔喀人，并夺回了扎什伦布寺所失的全部财物。为了纪念这场胜利，经乾隆和八世达赖喇嘛批准，摄政达擦丹白贡布于1792年主持修建了一座关帝庙，这就是拉萨帕玛日山关帝庙。”

“藏人去朝拜吗？”

“去，怎么不去，他们对关帝和对其他神灵一样的敬畏，一样的布施。关帝庙里边同时供奉着藏族人的口口相传的英雄，格萨尔王。

“一座庙能容两位神吗？”

“这就是最有意味的地方，”他大笑说，“在藏地，他们就是一位神。关帝先是由高僧活佛吸纳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但在藏族民众心中，勇武的关帝形象，就是他们的格萨尔王。由此慢慢形成了‘格萨尔即关云长，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的神奇景观。在西藏还有好几座关帝庙，定日县的珠穆朗玛关帝庙，应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见我陷入思考的样子，他意味深长地说：

“信仰，可以转化一切事物。”

后来，田勇告诉我，罗尔丹的父亲是一位活佛。这让我深感惊异，却又觉得理所当然。我想象着，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他得到了怎样的成长，而在他心中，他所学到的现代知识，如何与他的宗教理念呆在一起？

无论如何，我老是记着那句话，逐渐觉得这句话也许正是洞察西藏的钥匙。生命在这极限之地生死疲劳，唯有信仰能将哭泣和劳作转化为欢笑与歌舞。转化，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当然，这样的想法，也证明了我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我总是想给出一种解释，一个答案，典型的现代人思维。我也试着从心灵的视角理解他们，但他们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理解，他们信仰关帝和格萨尔王，并不会去深究，即便在深究之后，也无法改变那份寄寓的情感。这就像是格萨尔王本就是一个口头史诗中塑造的英雄，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将人神化，和将神人化，一呼和一吸之间，将人和世界融为一体，有了生命。也让尘世和天堂有了道路。在我们的世俗社会，往往还会将人神化，即便不是具体的人，也会是某种与人相关的事物，比如权力、荣誉、财富……但是，因为根本上的信仰缺失，没有神了，自然不会再有对神的人化了。那是神话，是传说，甚至，是童话。天路已经断绝，人所神化着的自己，只是在神化自己的欲念。心灵怎么能不迷失呢？

在纳木错湖边，在羊卓雍错湖边，那种澄明的碧蓝，让我被宇宙所能造就出的无言大美所震慑。在巨大的卡若拉冰川前，我离开人群，向山的方向走了一段，当只有山和我的时候，我被那种荒凉掀翻在地，恐惧几乎让我颤栗。我体验到的这些神秘经验，无疑便是信仰文化脱胎而出的原初基石。我因此也愈加理解了那种匍匐在地的姿态。那千真万确与愚昧无关，而是出自情感的奔涌潮水，一种彻彻底底的敬畏与臣服。怀着这种心情，想起资本化的世俗生活，便觉得那繁荣倒是最大的有限。当人的欲念占据神格，人便只能屈居在一个幽黯、微末与耻辱的角落。人在宇宙洪荒中渺小得根本不值一提，人的伟大在于，当他的意识成为宇宙观照自身的意识之际。

这样的时刻，只能通过美来实现。羊卓雍错的湖水征服过多少人的心灵，想在那样的湖水里做一棵水草，并非是诗人才有的浪漫情思。你看到了美，是宇宙需要一双眼睛看见美。人的眼睛，多么独特的器官，但构成眼睛的物质元素，和构成宇宙的其他物质元素一样，并无独特。目光与世界的相遇，预示着宇宙的生命美学原则，一切事物都在尽力挣脱自身的有限性，都在朝向更开阔的去处，都在追寻一种更深刻的融入。这便是美，便是生命。——这样的道路尽头，谁能说不是神呢？

我前后两次置身藏地，时间都不算长，据说在一个地方至少要一百天才能进入它的灵魂，但我想，这早已不是个处处都有灵魂的时代了。有太多的地方被践踏得只剩下浮华的空壳，人们如鼹鼠一般，躲藏在混凝土的防御工事之下。而西藏，是一个没有防御、完全敞开的地方，也许，它唯一的防御就是它的高度，当逾越无人区的雪线，它全部的苦难与信仰便立刻展露在阳光之下。就连它的死亡，也展露在外，必须光明正大地衔接纳入大自然的规则。这种规则甚至包括了最小的细节，正如天葬时人被重新蜷曲成了在母体子宫内的婴儿形状，然后要让人的身体彻底从此一世界消失，从而完全地通过轮回的通道，进入下一次生命，下一个世界。死与生，了无痕迹地衔接在了一起。

这样的地方，即便只来一天，都会永恒地震撼你。那种震撼，和身体的高原反应同步进行，是一种心灵的高原反应。它们的本质也极为一致，都是因为匮乏。只不过对心灵而言，这是一种逆向反应，是触发了自我认识的机制，发现了麻木不仁的真实状态。就像是一个毁容的人第一次在镜子中看清了自己。这是一次契机，我感到蝴蝶的翅膀划过我的心脏，似乎要带我飞去什么地方。

飞向高处就一定有神灵吗？越过唐古拉山的高度，越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我们发射卫星，我们登月，我们还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这些探测与天堂的道路有关系吗？我们还能找到通往天堂的阶梯吗？

我不由想起雅鲁藏布江一侧的山岩上，在水葬的地方，画满了白色的梯子。艺术家蔡国强有一个令人震撼的作品：他用焰火在天空中燃烧成了一架长达五百米的“天梯”，但在西藏，这样的天梯在每个信仰者的心中，他们从高原难以描述的大美之中，采集着看不见的焰火，然后一直向着神灵的高度燃烧；在生命终结之后，他们依然不想放弃，他们乘坐着苍鹰的肚腹继续逼近那个无限的高度。

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却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渴望着无限的高度。我苦苦琢磨着这个不乏幽默的问题。想清楚这点，不仅仅在于理解了西藏，更在于清晰地照亮了我们自身——这群无家可归、不可终日的当代人。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