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作家代际的区分进行整体考察，与“60后”、“70后”的作家相比，“80后”小说家的创作似乎还缺乏时间上的积淀，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带有青春的“稚气”。更重要的，很多时候，这个群体还会被韩寒、郭敬明所绑架，他们符号化的光环常会遮蔽了这个小说家群体的丰富可能性。令人欣喜的是，“80后”小说家并没有被人们的“偏见”吓住，他们正以一种锐不可当的文学气势，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对文学理想的执着和虔诚、对自我意识的维护和坚守，迅速崛起于当代文学的进程并不断创造着一个个炫目的文学景观。王威廉就是这个小说家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一个。

我最早接触王威廉的小说是2013年《人民文学》杂志的“人民文学之星”评奖，他的一部中篇小说《第二人》以诡异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获奖后颁奖词也是我起草的，我是这么写的：“王威廉的中篇小说叙事充满思想和艺术张力，语言既有形而下的鲜活感，又有形而上的思辩度，其对人性的解剖鲜血淋漓，有着与众不同视角与震撼力，显示了诡异而神秘的气质。《第二人》以一个似乎俗套的绑架故事开场，但最终呈现的却是几个主人公各自不同的精神创伤与灵魂痛苦，大山毁容后所宣扬的“脸”的哲学与“我”的平庸的生活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是要“脸”还是要“钱”和体面的生活？是做碌碌无为的“自己” 还是做“第二人”？这问题表面上很荒诞、很残酷，但对于被严重异化、扭曲了的主人公来说却是别无选择。小说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强烈的戏剧性以及张弛有度的逻辑性完成了对人性复杂面貌的层层解剖，笔力遒劲，风格奇特，刀刀见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此后，又陆陆续续读了他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他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获救者》，我的基本印象和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2014年我到西安挂职，7、8月份的时候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在西安组织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活动，在那活动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威廉，得知他是西安人，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次，他的新中篇小说集《非法入住》又即将出版，嘱我为之序，我很为难，因为我总是觉得一部好的作品根本不需要在前面加一篇多此一举的序言，但考虑再三，我还是答应了，不仅因为他是西安人，还是因为我觉得关于他的小说还是有些话要说。

王威廉的小说多取材于同龄人的人生经验，通过对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的揭示，表现他们与社会现实的某种对抗和冲突。他试图穿过残酷和迷乱的现实通道，透过人物内心的紧张和疑惑的眼神去探求人生哲学层面的意义与价值，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智性创作的文学路向。中篇小说集《非法入住》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出色的艺术能力。书中收录的三个中篇小说《非法入住》、《合法生活》和《无法无天》，被称为王威廉的“‘法’三部曲”，也是其现阶段重要的代表作品。从小说的名字可以看出，王威廉显然对“法”这个社会学的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合法、非法的边界进行了极具个性的辨析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点去寻找个体与社会冲撞的结合部，去发现精神世界里的法里法外，从而来呈现冲突之中的坚守与放逐、残酷与温暖、融合与分裂的精神状貌。三篇小说都以刚刚踏上社会的大学生为主角，以他们的生活遭遇为叙事线索，在单纯的生命视角和人生的碰撞挤压中来展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荒诞性以及人性变化的可能性。

  《非法入住》用荒诞的手法写了一个“蜗居”的故事。小说用第二人称展开叙述。“你”租了筒子楼里一间只有九平米的房子，窄小阴暗，像“低档而暧昧的理发馆”。而“你”的邻居——脖子细长如鹅的“鹅男人”一家的居住情况更糟，“鹅男人”与其父母、妻子和儿子、弟弟共六口都挤在同样九平米的房子里。小说以“你”的视角来呈现“鹅男人”一家的“蜗居”生活，表现底层人生的卑微和窘迫，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但王威廉只把“蜗居”的拥挤写到这里，就转而从精神层面开始，试图写出心理因此受到挤压后可能反弹的种种状态。故事的展开是从“你”与“鹅男人”一家的冲突开始的。“鹅弟弟”首先示好，殷勤地帮助提水，目的是晚上让“鹅男人”的儿子能睡在“你”的房间里，理由是自己家里太拥挤睡不好觉，怕影响孩子明天的考试。尽管“你”非常不情愿，但还是让他们如愿以偿。这好像是温情的邻里关系，是帮助弱者的一个生活场景，但令人惊诧的是，孩子考试竟然是个谎言,其中暗藏了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以此为突破口，“鹅男人”一家开始实施了“非法入住”“你”房间的家庭计划。接下来“鹅男人”的父母更是要强行搬过来住下，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你”被“鹅男人”一家人打得动弹不得，被抬进自己的房间，而他们也顺势在“你”的房间里住了下来。“鹅男人”一家像强盗一样强行占有着房间里的一切，吃饭、睡觉俨然在自己家里一样，充分享受着多出一间房子的“宽裕”和“幸福”。“你”对无端的“非法入住”悲愤至极，却无力改变，但晚上可以伺机占有睡在身边的“鹅男人”的老婆，并以此作为“复仇”的手段和精神的慰藉。从此之后，“你”也变得如“鹅男人”一家同样的暴戾，在睡觉之时袭击他们，与其展开肮脏龌龊的“吐痰”混战。小说细致描写了他们相互厮打、混斗的细节，突出了狼藉遍地、污秽满身的场景氛围，从而突显出人性中自私、残暴、相互攻讦的一面。小说的最后，“被入侵者”的“你”竟也如法炮制，变成一个“入侵者”——“非法入住”到刚刚搬来的一位女人的房间。故事的叙述至此戛然而止。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它虽然是王威廉虚构的荒诞故事，可它内在逻辑的真实性却让人心惊肉跳。小说有先锋小说的遗风流韵，我们能读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那种冷漠、疏离和残酷的气息。小说的深度并不在于表层意义上对房子的“非法入住”，而是在于人的心理上“非法入住”的强烈愿望和潜在可能。“你”一个人住九平米的房子，“鹅男人”一家六口才住同样大小的房子，于是“你”的房子便成为他们全家羡慕和觊觎的“豪宅”，正如“鹅男人”的父母所说：“人太多房间太小，可你一个人却住着一间房，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一种强烈的妒忌、仇视、破坏和入侵的情绪弥漫在“鹅男人”全家人的心里。而这种情绪可以说是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心理，它藏于人的内心，时刻蠢蠢欲动，使人利用各种途径越过人类道德的底线和社会“法”的边界，入侵别人的家园。小说只不过利用虚构的想象方式让这种心理欲望得以实现，并使其呈现出具体的表现形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心理疾病能够迅速传染，“你”不仅以“合法”的复仇心理“入侵”“鹅男人”的老婆，而且同样以“受害者”的报复心理心安理得地“入住”其他女人的房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无序的精神秩序。

《合法生活》通过对大学生小孙内心挣扎的叙写，表达了自我坚守的痛苦与艰难。大学毕业后的小孙做了洗发水的推销员，与整日在电脑上玩游戏的同学史博合租了一间房子。二人都对刚刚踏入的社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却似乎又在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里寻找着属于自我的位置和方向。父亲要来看小孙，二人百无聊赖的生活从此被打破。“活得像个人样”是父亲对小孙的要求，父子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小孙眼里，父亲那一套只不过是肤浅和迂腐的世俗标准，但他又不能以生活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现在的生活无论按谁的标准都似乎“活得不像个人样”。面对父辈的压力，同时也是来自自己内心的不安，小孙和史博开始了对生活的重新思考。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二人在楼顶深夜交流的场景，以自嘲和戏谑的口吻叙述了他们在人生转型时期的迷茫、焦虑和痛苦，细致真切地表现了一种属于特殊群体、容易被社会遮蔽的精神处境。史博转换得很快，在做警察的同学吴勇的帮助下交往“大律师”，积极备考，开始向自己认为的“有钱体面”的律师职业靠近。而小孙的转换却异常艰难，他依旧找不到目标，辞去了工作，漫无目的地游荡，找昔日的女友，深夜酗酒，甚至去偷街头小摊上的一份报纸，最终在一次酒后过马路时发生了车祸。小说从这里开始，把小孙裂变成两个人物：肉体的小孙A，灵魂的小孙B。小孙A昏迷在医院的病床上，小孙B在城市的上空游荡。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叙述里，小说是把小孙A和小孙B作为两个独立的人物来呈现的。小孙A康复后终于不负众望，考取了令人羡慕的机关公务员，之后获得升职，并与史博、吴勇融入在一起，过得“很像个人样”。而小孙B则继续率性而为，自由不羁，把飘来飘去周游世界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最后在火葬场的烟囱旁边等待着小孙A的到来。这当然是一个荒诞的叙事，我们从中却读出了一种楚痛而畅快的感觉——人生果真能像小孙那样分成两半各行其是，该是多么的快意淋漓。然而人生总是残缺的，特别是在青春梦想与社会现实碰撞之后，这种残缺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苦痛和遗憾。王威廉正是在这篇小说里如此真切和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残缺和遗憾。在这里，王威廉审视和质疑的是世俗价值的合法性，然而可贵是，他的叙事中没有年轻负气式的倔强，没有凌空虚蹈的主题阐释，而是在文学的想象空间里让自我价值和社会世俗价值得以平行地展示，从而有力地表达了生命主体的迷惘之苦和分裂之痛。小说中，王威廉甚至对社会世俗价值的取向还做了某种程度的妥协。父亲、史博、吴勇等人认为小孙A后来的生活是正常的，他们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社会所规定的“合法生活”。而小孙B游离在社会生活秩序之外，是“哲学意味”的生活形态，是一种“非法生活”。在这种对峙中，王威廉似乎在提醒我们关注一个问题：是谁规定了这种“合法”与“非法”的标准？小说没有给出答案。

《无法无天》以黑色幽默的叙事方式写了年轻人在涉入职场之后的工作遭遇和精神变化。刚到机关单位工作的主人公“我”隐藏起“知识分子的底色”，收起自己的个性学着“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复杂的工作环境。小说的开头很有些像“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格调，比如我们会联想到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以及其他各种小人物的庸碌的生活状态和烦恼的世俗人生。《无法无天》没有按照这种想象进行叙事，而是迅速调整了叙事线索，把叙事的焦点放在一组人物关系上来——“我”、对桌的小宋与同事“矮乐鸡”之间的关系。“矮乐鸡”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属于残疾人，是单位曾经的一位领导的儿子，照顾安排在无事可做的资料室工作。“我”与小宋想方设法地取笑、捉弄“矮乐鸡”，这是他们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此时，小说的叙事几乎完全让位于“矮乐鸡”被捉弄的场景。在“矮乐鸡”座位上放图钉、在其房间撒尿、安装摄像头、传输色情图片、使其链接色情网站……“我”和小宋在对付“矮乐鸡”上可谓费尽心机，并尽情享受着这些恶作剧带来的欢娱。“矮乐鸡”最终因色情内容的刺激干出了“无法无天”的事情——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结果被“一把手”送往精神病院。小说的结局是在单位改制的背景中，“我”和小宋被调进资料室，接替“矮乐鸡”的工作。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的工作、生活场景几乎是缺席的，王威廉显然是想通过一组简单的人物关系来传递出一种隐约幽微的精神元素。机关单位讳莫如深的复杂性让“我”感到非常压抑，“这其间的错综复杂怎么会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够说清楚的呢？我们感到了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从看不见摸不到的人生上空升起，压迫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像是木偶一般身上缠满了看不见的丝线”。“我”和小宋对自己的处长都毕恭毕敬，不敢有半点冒失，对偶而出现的“一把手”、“二把手”更是表现得胆战心惊，于是出现在面前的“前朝太子”“矮乐鸡”就成为他们发泄、报复的对象：“这个傻子居然还是‘前朝太子’，简直是滑稽到了极点。我对他的态度更加鄙夷了，好像是有一种压抑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抒放，他成了嘲笑的靶子，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把种种不满的情绪投射到他残缺的身体上。”在这里，小说不仅有力表现了“我”所在环境对人的强烈挤压，也准确地呈现出机关底层人物卑微的生存地位和充满迷茫、无力感的精神状态，正如小说中写道的：“我们将会在这个契机到来之际把整蛊作怪的戏弄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游戏精神，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就是我对自己内心可怕律动的一种诠释，我感到我的思绪飘到了很遥远的高空，然后摇摇欲坠，找不到降落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残存的一些所谓的人生梦想也终于被挤压得荡然无存，即使“我”时常出现的个人反思也改变不了渐次堕落的精神面相——自己竟在一个残疾人身上寻找优越感：“我们在对待矮乐鸡上面已经登峰造极，穷尽了除肉体恶意伤害之外的所有阴谋诡计，我们早已不是为了简单的瞎开心了，我们在他的面前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优越感，由这种优越感造就的潮水越来越高涨一直蓄势待发，寻找着一个狂放着喷薄而出的契机。”即使这点“优越感”，小说的最后也没有给他们保留，在接替”矮乐鸡”之后，“我”和小宋恍惚之间似乎也变成了“矮乐鸡”。小说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的一种戏谑，也是对人物精神病变的一种嘲讽。

从这几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王威廉一直在拒绝娱乐性和平面化的叙事元素，而是用一种关切甚至焦虑的目光去审视社会和生活，在饱含庄重和充满思辨性风格的创作路径上延展自己旺盛的创作态势。这当然与王威廉的知识结构有关，更与其小说创作的审美取向分不开。王威廉身上似乎有源源不断的文学活力，他高效地运用着自己年轻的活力和新鲜的思维撕扯着还不算丰富的人生经验，用自己的热情和锐利焚烧与刺穿包裹在身上的坚硬外壳，痛苦而倔强地对抗着、勇敢而智慧地表达着自我精神的复杂本相以及外在的各种困惑、冷漠和残酷。当然，王威廉对智性写作容易出现的为文生情、主题先行等倾向也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他总是力求在切近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进行鲜活和深刻的表达。与此同时，王威廉对中篇小说文体也显示出了独特而高超的掌控能力。一两个与主题话语有直接关联的人物，较为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并不复杂的叙事结构，就可以营构出一篇引人入胜的中篇小说。他能在不长的篇幅中恰到好处地安排叙事元素，游刃有余地展开叙事，既能形成顺畅之势，又能有效控制节奏，并能把叙事空间的拓展与小说叙事意蕴的开掘结合起来，显示了出色的叙事驾驭能力。风格上，王威廉的小说在哲思的格调中保持了引人入胜和富有感染力的叙事特性，其成熟而具超越性的艺术品格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80后”小说创作的一种新高度。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更复杂，也更残酷；网络比小说更迅捷，更直观，也更包罗万象。真正的写作变得分外艰难。作家仅有讲故事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思想的能力，才能穿越生活万象，澄清庞杂；不仅要凸显地域的优势，还要掌握人类化的整体性视野，才能准确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王威廉以书写青年人的精神迷茫为起点，正走在探索和表达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的创作道路，衷心祝愿他越飞越高、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