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原刊：《广州文艺》2017年第叁期（评论专刊）,并获得《广州文艺》评论奖

迄今为止，王威廉小说最受关注的部分还是他的思想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叙事技巧。确实，王威廉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着蓬勃旺盛的思想气质，也有着清晰的技巧试验，且这两个层面都呈现了先锋的锐利。不管是最早的“法”三部曲，还是长篇《获救者》、中篇《内脸》等，在他那或显或隐的叙事技巧里，思想内涵是堵不住的倾泻而出。这一特征也许是让他在众多青年作家中拔然而起的重要原因。

当下的文化语境，已经让众多作家因为日趋相近的生活经验而书写着日益贫乏的故事和日渐平庸的感受，无法再让自己的写作呈现平常人察觉不到的事物之内在性，更没能再让其所虚构的故事呈现不平常的想象性特征和非同一般的思想特质。这种时代语境考验着作家们的创造力，而王威廉的作品成为许多重要文学选本的热门对象，收获许多重要的评论和研究，这都说明他从目前那种庸常的创作现状中超脱出来了。

思想的清醒和叙事特征的异质是成就王威廉重要性的一个层面。然而，能够出类拔萃的原因中，还有一点尤为重要的因素被多数研究者忽略。即他是如何在写作中赓续文学传统的？他的写作哲学抓住了小说创作学里的哪种核心精神？他的文学思想从何种意义上把握住了小说写作的根本之弦？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不但能够让我们看到王威廉小说的叙事特征，还可以发现现阶段的文学创作如何才能够接上文学内部那根不变的灵魂之柱，以实现精神上的提升。

谢有顺在一个丛书的序言中点及了这个问题：“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按：指王威廉、李德南、郑小驴）却有志于赓续‘伟大的传统’，并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论及王威廉的段落中，具体指出：“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的，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种叙事实践，赓续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传统。”这个判断点出的依然是王威廉于思想层面赓续现代主义传统的特征，却能够引导我们去思考更为核心的如何“赓续”以及赓续了何种“伟大的传统”等问题。

小说叙事与伦理立场

伊恩·瓦特很早就指出，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含混的艺术形式，因为小说所追求的表现的现实主义是对日趋含混的“真实”进行挖掘，它要在一种变动的、相对的世界中呈现真实本身，所以现代小说必须牺牲别类现实主义体裁那种清晰的评价性、判断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韦恩·布斯就强调了看似含混的小说其实也有着一定的道德尺度，他通过“不可靠的叙述者论”这一概念论证了那些用“客观叙述”方式讲故事的伦理内涵，并最终认为：“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造一部艺术作品时，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活动，它就隐含在其中。”瓦特的观念也许对近代以来所有类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有概括力，但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的阐释对象更多属于现代主义范畴，这从其以纳博科夫和塞利纳等人的小说作为案例也能见出。

应该说，伊恩·瓦特论述《小说的兴起》以及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论及了小说创作中两个核心的问题。其一就是小说在根本上是一种表现的现实主义，它呈现现实的复杂性真实，而不会直接作出评价和判断；其二就是小说虽然不直接表态，却又能够在根本上呈现出一种高贵的伦理意义。一个是形式层面，一个是思想（伦理）维度，可以说是小说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甚至也可以是好小说的两个基本要素。

我们可以举出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比如《红楼梦》，这部经典小说，虽然在瓦特、布斯之前就存在了，相比于直接的道德提示，它最伟大之处是用悲剧故事去抵达崇高的伦理意义。而在近代以来的小说中，许多明确标示劝善惩恶的小说最终也无法成为重要的文学传统。现代小说中，鲁迅小说虽然有浓郁的思想启蒙特征，却也是让读者在读故事中体会到深切的伦理内涵。而到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阶段，直露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发挥了小说的某些价值，却也因为它们直接的评价扼杀了文学的生命，伦理意义也只能局限为宣传某种符合政策的规范性伦理意义。

到八十年代之后，初期的伤痕、反思类小说也有着过于明晰的道德判断，意义也就会有所局限，张力不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开始后，才真正地重新接续上小说创作的基本精神，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等作品中，以故事呈现原始的生命，作者也取消了那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式语言，伦理意义也都是通过读者对作品故事的了解和人物生命的理解前提下自动生发。

在先锋小说中，小说的叙事技巧实验更加地让作者的伦理立场更为模糊，余华呈现残酷场景的《现实一种》以及残雪把人物内心惊悚化的《山上的小屋》等，把形式的伦理效果发挥到极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写实主义以及王朔等人的小说创作，前者希望用零度情感来刻画小人物的生活，更为激进地想要把道德考量等思想性因素驱逐出他们的小说故事，但其实那也是一种非常隐晦的思想表达，其看似客观的叙述态度，其实正是布斯分析过的不可靠的叙述者背后必定涵括了作者的道德尺度，而用心的读者也能够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庸常生命的灵魂问题。王朔的小说中，那种表面的“反伦理叙事”也是对过去宏大叙事和那些压抑个性观念的反驳，对此龚刚甚至分析说他是孔子的“异代知己”。

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经验滋养了一大批新生代作家，他们开始书写新型的城市文明带给现代人的特殊感受，对消费时代的欲望问题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挖掘，物欲和性欲都出现大幅度的书写。这种类似于西方现代主义语境的文学书写，逐渐孕育出了中国的卡夫卡们，但对于刚进入市场时代的九十年代作家而言，他们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过于快捷的反应式书写容易造成两种极端化的现象：

一是如《废都》为代表的，用声色世界来书写城市的堕落，这是一种完全否定，对城市文明中的伦理问题持着清晰的批判和否定立场；二是如卫慧、棉棉等一新作家，自愿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纳入消费文化，他们对城市文明带来的那种新型伦理思想是一种拥抱式的态度，起码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来看，作者没有赋予他们特别矛盾的心理，主要是接受和享用新伦理。这两种极端之间，当然还有像朱文、张欣、魏微等人的城市写作，他们的作品呈现了反讽、矛盾和反思，对于书写城市新人物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给予了比较复杂的伦理思考或者说情感态度。

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小说叙事都有着他们特别别致的故事，也有着各自的伦理立场，《废都》所描写的故事和棉棉等人铺张的欲望故事在叙述方式的本质上甚至可以是一致的，透过他们所塑造的“不可靠叙述者”，我们也能看到背后隐藏的作者那种或反对或拥抱或犹豫的伦理立场和道德尺度。

不过，虽然他们的小说叙事和伦理思考都可能是“异曲同工”，都能够从小说本身、从文学视角去表达伦理意旨。但它们的伦理意旨却有差异，小说叙事的造诣也有高低。也即是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经历了先锋、新写实等流派的形式试验之后，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在于回归小说叙事本身、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呈现“真实”本身进而表现作家的伦理思考，而在于如何呈现以及呈现何种伦理思想。由此，“小说的艺术”就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问题了，更涵括了故事背后作家的思想水准和伦理考量问题，这也就是布斯小说修辞学特别关注的面向，即作家既要保证自己的小说创作不属于偏见的热情，同时又能用其非人格化的客观叙述呈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尺度和伟大的伦理诉求。

布斯这种小说修辞学观念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诗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就开始有这种观念，其净化理论所陈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效用。因此，与其说布斯修辞学观念阐述的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基础形态，还不如说这本来就是文学的伟大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威廉的小说就秉持了这一伟大传统，他的小说不单单是用故事来传达某种思想观念，更重要的是，在他有意识地用特别的叙事技巧去讲述的那个故事背后、在那种非人格化的叙述内部，其所表达的道德尺度和伦理诉求的不入流俗。这在王威廉自己的一些创作谈中也能够清晰看到：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写善更有深度，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对善的抵达是需要恶的难度的，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廉价的，所以那种深度并非来自恶本身的价值，而依然在于善的发现。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永远怀着悲悯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和根本立场。”

在另外一篇中，他谈道：“即使是写创作谈，我也不喜欢纯粹谈论技术。心灵的丰沛才是成就文学的关键。”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就作家的初衷而言，他特意的叙述技巧所想要传达的并不只是某个非常态的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所能够涵括的那种伦理意义。这伦理意义不同于道德说教，而是用故事呈现某种原生态的真实生命，以期在触摸生命灵魂的基础上实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精神交流。

仅仅从作家的创作初衷去认识其叙述造诣和思想水准是没有说服力的，最终还需从文本层面来检视。李德南是对王威廉小说用心用力最多的评论者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王威廉）的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关照现代人深渊一般的境遇，展现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争，并在书写的过程中对他们予以富有人文精神的理解与同情。” “他的小说兼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者两副笔墨，但更多时候，他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可见出李德南也看到了王威廉现代主义小说艺术中对现代人精神问题的深切关照。

张艳梅也说：“反抗心灵绝望，抵抗精神危机，返身回望尘世，坚守热诚的现实关怀和神圣的精神之地，应该是王威廉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也突出了王威廉小说中诚恳的精神立场，揭示了王威廉小说与文学作为人学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观念中，更早的发现者其实还有陈劲松评的评论：“王威廉的小说始终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对人之生死与悲喜充满了形而上的思索，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哲学意味。”陈劲松重点论述了王威廉小说热衷生存困境的形而下描绘却又赋予困境中生命精神上的希望之光这一形而上特征，认为王威廉小说书写生存困境却能实现精神突围，这一评价其实也是多数王威廉小说评论的核心所在。

应该说，这些评论都抓住了王威廉小说的主要特质，由这些评论也能够认识到，王威廉小说在其叙述的故事中赋予了非常清晰的精神力量。但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力量的凸显并不是轻易实现的，他让故事讲述成为一种修辞术，在这种修辞中，他的伦理立场和道德尺度把握得很好，既不让读者感觉到他在小说中站出来直接说了什么话，也不让读者会对他的伦理立场和道德判断产生任何非期望的怀疑。在这两者之间荡漾，把握一个最恰当的度是需要水平的。到目前为止，王威廉能让自己的叙事瞄准这个方向，毫厘不差地讲述着他的故事和传达着其思想意旨。

如此，他是如何把握这个度的？追根究底，这必须还原到他所信任的生命哲学，即他坚信的灵魂性质在根本上是善的，而人性恶只是外界环境逼迫出来的。这也许不是王威廉自身明确的人性论观念，但却是他书写故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的生命哲学。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恶”都有着外界的因素，而所有的光芒都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甚至只是灵魂深处一丝丝的灵光闪现。王威廉让这些因素交织起来，造成了一种恶世界与善灵魂的博弈，这种博弈成就了其笔下人物的内心独白，也成就了其小说的艺术特征，更成就了其小说所能够抵达的精神高度。

灵魂世界的善恶博弈

在王威廉最早的《“法”三部曲》里，让他一举成名的《非法入住》就是恶世界与善灵魂相博弈的典型。但这篇把善恶因子都隐藏得比较深。“你”最后学鹅男人家人那样强行入住到新搬来的女主屋内，这种“恶”也并非内在于“你”的，而是环境使然。包括鹅男人家人对“你”的侵犯，也有他们的苦难作为背景。

当然，在作者描绘“你”和“鹅男人”家人的吐痰仗中以及“你”和鹅女人光明正大的偷情书写中，我们看到了人内在的某种恶性因子，它一旦被激发将不可收拾，所有的礼义廉耻都会被搁到九霄云外。这个中篇可以说是完全的非人格化叙事，用“你”作为叙述视角，进入人的内心，在这里“你”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物，“你”最终也参与了无耻之辈的行列，“你”最初的那种爱讲究的生活作风最后都不见了，而且加入了“非法入住”的强盗链锁中。这本来是不存在任何可嘉可佩之处，但在作者揭示内心的非人格化叙事形式下，我们最终好像也并不会对故事主角“你”作非常恶劣的评价。因为在作者的叙述下，我们难免会投入一些同情成分进去，进而把“你”沦为恶徒的原因归为外在世界的迫然，把“你”最终加入非法入住之罪的原因全部置于鹅男人家人甚至外在的不公世界。这也就是刘勇为什么会指出作者引导读者步入异境而浑然不知的原因。这里作者让渡了自己的判断，呈现出一个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却又是无比真实的当下人的一种生存现状，从而然读者自己去做出道德衡量和生存思考。

那么，这里面善的灵魂又何在？这就是隐藏作者的思想成分。仅仅从故事细节来看，也许看不到任何作者善的字眼，但从总体上去把握的话，诚恳的读者会相信，王威廉呈现这样一些卑微的生命并不是要去诅咒他们的“非法”行径，也不完全是要去表现自己对人性恶层面问题的发现，更核心的是他要在书写这些底层生命的同时提供一个关于生存的提问：在恶的世界中，用恶对抗恶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理喻。在这种荒诞本真的呈现中，我们感到的不是恶的力量多么强大或者有多少现实可行性，而是它所能够造成的恶心感，它让人警醒着恶的莅临。众多人评论《非法入住》都相信这是一篇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先锋性突出，在我看来，这种典型并不在于呈现荒诞或者表现人性恶本身，而是在一种不可靠叙述者的客观讲述中，作者不动声色地融入了自己的伦理诉求。

《非法入住》有恶的世界也有恶的人性，“法”三部曲另外两篇《无法无天》与《合法生活》也继承了这样一种叙事，可以把这两篇看做是对《非法入住》的深一步发挥，而且分别是这两个主题的放大。《无法无天》完全是书写人的恶，《合法生活》是世界的恶。当然，这两种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恶世界”，因为外在自然世界不可能有善恶之分，只有在人的作用下，世界才有善恶。但之所以说《无法无天》是写人性的恶，是因为其“恶”可以追溯到作品中一些具体的人，而《合法生活》则只能把恶归结于背后那个巨大的社会现实。

这两篇小说，都是通过作者塑造的非人格化叙述者在说“法”，而伦理思考也都是潜藏在不可靠叙述者讲述的那个故事背后。在《无法无天》中，“我”参与了恶的制造，把矮乐鸡引向疯人院的真正凶手是“我”和小宋。“我们”的恶趣味把一个尚有纯真天性的病人“引导”成了歇斯底里的精神病人，相对于矮乐鸡而言，“我们”就是他的地狱，是他生活于其中的恶世界。

在《合法生活》中，最后“小孙”魂魄和肉体分离后，魂魄游离在人间，这非常类似于后来余华《第七天》的叙事方式，用死后的魂灵去观看世态的丑陋。王威廉用这种方式把恶世界呈现出来，进而与“小孙”生前所希望的那种富有哲学意味的生活现状和理想进行对比，由此“小孙”的自杀也就有了凶手。当然，这两篇故事背后的伦理立场问题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无法无天》中，作者书写这样一个故事，目的也不在于讲一个恶趣味祸害人的故事，而是有其特定的道德考量，而这就是依靠叙事技巧来起作用了。在故事开始，作者一上来就直接用先锋的笔法发誓：“没有人能理解我这不吐不快的焦虑，因此，我忍不住一上来就要发誓了：我将要讲述的有关这个人的故事是无比真实的。”到最后，作者又借小宋的口说道：“上帝，我直到今天才发现，你名字的缩写居然也是L G，那么你所说的这一切我还能否相信呢？”真实与不真实，作者用“我”的名字和“我”所讲述的那个故事主角矮乐鸡（LG）名字的重合，来暗示虚构之外，更暗示了“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用它来思考了一个深深的道德问题，即生活于庸常现实中的人，如果缺失了灵魂，只满足于在庸常中取乐，那么他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这是一个超越简单道德判断的伦理思考，作者对疯子问题的特别笔墨，也是对庸常人生与病态人格关系的思考。

而在《合法生活》中，“小孙”更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叙述者，魂魄分离后的讲述就直接地说明了作者在背后用力。这篇更为明显地表现了作者所相信的那种善灵魂之无处安放，小宋的死也就是表明了善意生活的不可能，步入社会则必须抛弃各种操守，如史博一样把灵魂忘记彻底进入只为利益奔波的蝇营苟且的世界。

当然，这两篇透露善之光芒的最显眼处还是作者赋予叙述者的内心独白，从他们的内心独白中，我们能够发现即使像《无法无天》中的“我”也还有一丝为恶的不忍和自省，而《合法生活》中的小孙更是在内心世界中流浪，让人看到一种善欲灵魂的煎熬。但这些因素在我看来还是表面的、细微的，更核心的善之灵魂还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那些伦理立场，那才是作家用心良苦的原因。

这种修辞术在王威廉后来的众多小说中出现，著名中篇《内脸》即是其中的代表。《内脸》也以第二人称“你”作为叙述视角，这种视角有直逼人心的效果，好似作者在对着读者说话，而书写心理世界时，更似在逼视读者内心的隐秘。

《内脸》中的“你”也不是一个善良之辈，起码不是理想中的良善公民。“你”一面和患面瘫病的虞芩谈恋爱，劝慰她走出面瘫的心理障碍，另一面却和女领导玩着肉体游戏。这里面的欺骗和背叛非常明显。另外一个方面是，“你”的内心世界被呈现出来的时候，读者感觉到“你”的那种内疚感，“你”对于自己和女领导的那种关系非常厌恶，这些心理描写也是欺骗读者情感倾向的重要细节，它们导致读者不轻易地对“你”作道德判断，好似有了内心的检视之后，行动上的伪善就可以得到忽略了。而且，“你”还直接表露过自己对自己的判断：“不过，你是个非常善良的、有始有终的人……”所有这些建构起来的“不可靠叙述者”，类似于布斯曾经论述过的纳博科夫《洛丽塔》中亨伯特这个叙述者形象，他那内心独白类似于一种对罪责的自我辩解，导致读者不经意地把部分同情心分配给他。而布斯指出纳博科夫这样的叙述方式其实是让亨伯特自己成为一种病例被读者检视。因此，布斯判断纳博科夫肯定相信他的读者不会把作为作者的自己和他作品中的亨伯特等同起来。

同理，在《内脸》中，“你”也是一个类似亨伯特的病例，你的各种内心流露虽然能够获得些许的同情，但并不能让人遗忘“你”的罪过，“你”那种内心与行动相出入的表现与其说是提供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内心对话描写，还不如说是作者为了表现“你”的病症时所必须的叙事技巧，而这“你”当然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概念，它的所指却又是无数的实实在在的现代人。所以说，理解这个小说也需要借助叙事背后的灵魂问题，而不能就作品中的形象去直接地推测灵魂的善恶是非。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作家之所以呈现这样一个一面在内心里不断寻求良善和正义一面又在现实中行着苟且之事的“你”之形象，并不是希望读者看到“你”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也能“如鱼得水”而认可它，甚至为它欢欣，而是想让读者看到一个整全的伦理世界，从中领悟到“你”参与其中的那个生活世界之荒谬所在。

小说最后，“你”选择了变脸手术，希望通过它来遗忘虞芩和摆脱女领导，果然，这个只认脸的世界就给你提供了这种机会。随后再次见到女领导时，你用假脸遮住了内心与过去，当然也遮住了灵魂——“而你的灵魂正在变得僵冷”。这些段落更加清晰地印证了我前面的判断，即隐藏于叙述人背后的作家在努力呈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写透了这个生命体灵魂的变化状况。

类似这种叙述方式的还有《暗中发光的身体》《魂器》《佩索阿的爱情》等，这些小说的叙述者都属于非人格化的性质，理解这些小说我们需要放开视野，站在一个比叙述者更高更阔的位置去审视，它们要求的读者是具备一定思想高度的读者，否则就难以接受作者这样的叙述姿态，更无法理会到作者的创作初衷。

比如《暗中发光的身体》，叙述者“他”当然不存在任何道德威信，而且是一个犯乱伦之恶的人。但是，“他”那为逝去的哥哥哀愁、为守寡后哀伤不止的嫂嫂解忧的行为，以及“他”想兼顾各方关系的那些本是良善的心理思索，让读者理解并予以怜悯，本是令人憎恶的形象最终变得模糊不清，道德评判也变得复杂难解。

《魂器》中的那个“我”，也不能只是理解为荒诞故事中的不重要角色，反而是要这个不可信的叙述人来见证灵魂的永生之可能。《佩索阿的爱情》中，“他”和阿丽的爱情不是为了呈现“他”的灵魂有多少可嘉可赏之处，甚至是可圈可点，但这种故事明显是为了呈现阿丽这样的底层生命。这一类小说，都需要我们对叙事艺术对小说修辞学问题有所了解，方才能够真正领会到作家的道德尺度。

当然，在这种通过非人格化叙事者来呈现作家坚信的善灵魂之外，王威廉还有众多小说是通过另外一些方式来表达他对灵魂之善的坚信和发现。比如《梦中的央金》，叙述者参与进这个故事里，主要是为了通过他来发现一个梦境般的纯粹世界，虽然那个世界也在为金钱奔波，但尚存的人性之光对于现代城市人而言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外桃源。

《铁皮小屋》中的“我”，主要还是一个旁观者身份，通过“我”来见证一个执着于灵魂问题的学者生活，呈现一个容不下灵魂的现实世界。《辞职》用一个先锋的叙事方式把现代人的“围城”心理演绎得活灵活现，挖掘了生活现实与精神渴望之间的悖论问题。《来我童年旅行的舅舅》，以孩童的视角来书写一个青年的生活世界，看到了残酷，也见识了人的脆弱。

在《我的世界连通器》中，透过“我”的那段荒谬日子，看尽了都市人孤独的灵魂，文中“洞”的隐喻色彩甚浓，是性也是光，人需要这么一种“洞”去与世界甚至与灵魂建立联系。《信男》中，用“我”和领导以及领导女儿之间的关系来思索灵魂该往何处安身这一严肃问题。《老虎，老虎》中，用一个旁观者的“我”，带领读者去认识一个屡屡自杀、最后消失在“我们”眼前的友人，小说并没有写出自杀的具体原因，却用这种荒诞感去填充了日常生活那种不要灵魂后的平庸绝望。

《听盐生长的声音》，借环境与生命的关系，探讨了赎罪式灵魂的希望。《秀琴》里面，“我”这个故事见证者，写一个替丈夫灵魂活着的乡村女人，也是对灵魂的执着思考。《安静的天使》中，“我”虽然是情感主角，小静却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也透过“我”的情感变化，把一个女性复杂的生命形态和灵魂状态表现出来，安静的天使是个妓女，这也是大胆的伦理书写。

《有形的生活》中，“他”习惯了在外面的生活，回到家反而不习惯，这种被工作被外在的有形世界塑形后的生命，可悲到在家也需要用绳子捆绑起来才能束缚，否则就会烦躁不安，这个故事更加清晰地在描绘一个被异化的生命。这些篇目中，叙述者虽然不像前述篇目那样有着“不可靠叙述者”的明显痕迹，但它们也是充当一个既是故事参与者也是某一生命形态见证者的角色，透过这个叙述者，我们能够发现作者希望呈现出怎样的灵魂面貌。

虽然有叙事技巧的差别，但在所有这些小说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王威廉所虚构的生命故事中，有着清晰的灵魂拷问。在《铁皮小屋》《听盐生长的声音》《信男》《魂器》《老虎，老虎》《秀琴》《有形的生活》等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直白的“灵魂”字眼，里面的人物都在为守护“灵魂”而艰难地活着或者坚决地奔向死亡。而在其他篇幅中，虽然灵魂字眼少见，但整个故事却也是在为生命而来，为灵魂而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所有这种灵魂叙事中，拷问式的写作让其故事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建立了联系。比如《无法无天》中，形而下的恶趣味与形而上的自我反思，以及用疯子问题来作叙事上的结构安排，给一个践行恶趣味的现实生命提供哲学上的、伦理上的灵魂拷问，这就不至于把故事陷入某种直白的、简单的恶俗事件的描绘。

还比如在《看着我》中，形而下的同事猜疑，与形而上的眼神意义，最终在荒诞的眼神对抗中抵达高潮。“我”发出的尖锐评论与领导那中年男人历经风霜的眼睛形成对比，发现了自己的悲哀和可憎，最终又在“你应该早点看着我的”中形成新的思考。人的交流缺少眼神之后，也就是交流仅仅沦为形而下而缺乏形而上意义的理解的话，就会出现可怕的误解。

在王威廉的小说中，不管故事是反常的还是正常的，不管故事的结局是荒诞的还是令人悲伤的，都不会将读者的情绪抛入绝望的世界，反而是宁静的思索状态。当然，之所以会有这种良性的阅读效果，还是因为作者在根本上对灵魂之善的坚信。

前述所有的小说中，恶的源头都可以在外在世界找到因子，不管是“法”三部曲书写人性中恶的力量，但如果追溯这些恶的源头，还是会归结为生活环境的作用，《非法入住》有着很明显的悲惨环境，《无法无天》也可以视作是外在的那些不公以及人物生存状态的无望让他们沉浸于恶趣味世界，《合法生活》更为清晰地描绘了现实社会对崇高灵魂的扼杀。

之后的小说，很多是对现代化各个层面问题的揭示，其恶世界的语境愈来愈突出，《有形的生活》完全是在思考异化问题。在善灵魂方面，除开作品中异常明显的拷问式内心流露，最重要的还是作者在叙述者背后所赋予的道德尺度和伦理立场。不管是让叙述者内心纠结，还是让读者领会一个完整生命背后的精神探讨问题，用故事去观照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进而在生命伦理上让读者悟得一种超越道德判断的灵魂理解，这些都可以看到“善”是作家坚信的文学力量。 

意义及其局限

“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布罗茨基解释美学乃伦理学之母的时候如此说道，他达的这一观念是所有伟大小说的共性，我们不仅可以在西方世界中发现这样的状况，《堂吉诃德》呈现的那些故事，其实也是塞万提斯发现历史变化的时候，那些过去所推崇的价值在新的现实面前是怎样的荒谬可笑，塞万提斯让他的美学思想去呈现时代变化中的那些伦理真实。

雨果《悲惨世界》塑造的生命在各种环境下依然坚守一种有灵魂的生活，把雨果所坚信的那些伦理价值在真实的生命故事中变得栩栩如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生命，也是不断地思考信仰变动时代中人的灵魂投靠问题，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等异常真实的生命体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宗教伦理精神的可贵。

卡夫卡亦是发现了现代世界把人异化的本质真实，《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遭遇未尝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劳动者的伦理现实。这些伟大小说都抓住了时代变化与伦理信仰问题的关系，他们笔下的生命把作家所看见的现实与坚信的伦理融汇起来，触摸变化时代的生命气息，既触及了一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也为一个时代树立了永不过时的崇高灵魂。他们所信任的美学真实，呈现了每个转型时代最精确的伦理真实。

王威廉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下了很多功夫，他所建构的那些故事，都在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生命形态。这种真实可能是现实主义的真实，也可能是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式的真实。但它们都是为了呈现一种生命体，通过这个生命来表现当下社会内里的那种伦理真实。

当下社会也是一个思想巨变时代，许多伦理问题在这一快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变得异常醒目，如何把握时代变化的同时在自我的内心中坚守住崇高的灵魂信仰，在文学世界里树立起复杂的却本质上属于尊贵的精神价值，这是对作家们的切实考验。

王威廉在这个层面下功夫也是努力去接近那些伟大作家的精神。他希望赓续的是那些作家对现实的敏感和对灵魂价值的坚守。这种敏感不是问题小说式的揭露或者希望提供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他更多的是呈现这样一种伦理悖论，即现实的要求与灵魂的要求之间的悖论。

王威廉自己的创作论里曾说道：“文学的思想是对各种事物想法的诗意延伸，它依靠悖论而生，构成了一套奇妙的话语谱系。”他发现的也是类似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堂吉诃德式的伦理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简单的认同什么或者批判别的什么，不一定有着清晰的二元对立世界，而是在矛盾中发现荒诞，在悖论中寻找超越。

就像《合法生活》里的小孙，他所渴望的那种哲学式的生活代表的是一种有灵魂有价值观的生活，但现实生活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悖论的揭示不是表明作家就只是在批判现实的可憎，我相信他更多的意旨还是要呈现这样一种难以做简单的道德评价的伦理困境。

在《父亲的报复》里，父亲年轻时因为北方人的身份受过歧视，为此一直耿耿于怀，之后不断地通过各种事件来证明自己的广州本地人身份，最后终于在抗议强拆事件中因为表现得比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更爱护家园而得到完全的慰藉。这里的悖论在浅层次上是北方人与广州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深层次上更书写了一种伦理关系上矛盾式的真实感和精确性。甚至在长篇小说《获救者》的隐喻世界里，“革命”也是一种荒诞的事情，这里不是简单的批判，更多的是用文学的方式对权力本身进行哲学的思考。

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对小说的现实感与道德感问题特别重视，他对小说的意义问题做出过如下评论：“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也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

王威廉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又不是简单的现实问题揭示，而是在形而下的现实与形而上的精神之间接上了文学美学这一“适配器”，引导读者在文学体验中体验某种伦理真实，进而审视自我世界中的精神性内容。桑塔格对小说的道德考量文章中曾经说：“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这就是王威廉小说的优异和严肃之处。他的写作是清醒的写作，是一个思想者在独语式的写作，他用他所理解的小说修辞术去讲述生命体的故事，并投射进他的灵魂信仰。这种写作是知性的，也是智性的，是负责任的，却又是合乎艺术法则的。知性、负责任是说他小说中的思想特别突出，而且这种思想又非玩世不恭的，而是面对他者、指向社会的，在道德尺度和伦理立场上有着清晰的价值选择；智性的、合乎艺术法则的是说他小说叙述具备智性，能用智慧的、合乎艺术原则的、而非道德说教式的美学方式去书写他所发现的伦理真实。

当然，王威廉的小说也有其局限，那就是他所书写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其所坚持的善灵魂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涵，或者说没有一贯性。我们可以看到其故事人物对文学对哲学的爱好，在这种爱好与现实的背离中发现了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因此还是属于知识者（多为知识青年）面对不堪现实的精神困惑，呈现出的思想意义主要还是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知识本身以及知识者价值和灵魂的思考。

如此，其笔下人物的灵魂内容还是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这些伟大作家笔下生命所具有的那些清晰的有信仰的灵魂相比较。这也可以从人物的内心对话性质看出。王威廉笔下的人物内心独白也主要呈现为面对外在社会与内在自我的冲突所造成的对话，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那种具备多重内心世界的对话，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王威廉小说人物内心对话中超越具体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在《听盐生长的声音》《铁皮小屋》等篇幅中看到一些痕迹，但大多数作品中并不明显。当然，这个比较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的语境缺乏宗教信仰维度，因此人物的赎罪等心理也多属于良心不安下的自我救赎，而不会有某种上帝般的内在对话者。这方面没有办法比较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其所虚构的故事中，“恶”在根本上还是外在世界之恶，而非人性深处的本源之恶。

莱布尼茨曾经说恶也是上帝创作活动的一部分，而在荀子等人的观念中，“恶”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人性存在。当然，这里不是辨别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而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要挖掘灵魂深处的具体内容，那些我们不忍面对的恶之灵魂也是难以回避的东西。如果刻意要让小说呈现灵魂之善和希望之光，很容易陷入一种有所顾忌的书写方式。这种顾忌会把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住，进而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容易流入平常。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莫言为例，在他的《檀香刑》中，刽子手行刑的那种艺术感不仅仅来自外在势力的要求，而是内在于赵甲甚至于内在于所有人灵魂中那块不可见人的隐秘之恶。在这样的书写中，莫言的想象力就得到了完全的解放，而其对罪对恶的呈现也臻于淋漓尽致的境地。但是，我这样比较，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写及灵魂之恶才能有深度的问题，而是如何书写恶的问题。

王威廉对这个问题其实有过自己的论述，本文前面也曾引述过他这一段创作谈，可以再次引来深入探讨：“随着写作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写善更有深度，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对善的抵达是需要恶的难度的，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廉价的，所以那种深度并非来自恶本身的价值，而依然在于善的发现。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永远怀着悲悯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和根本立场。”

这一见解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还是想点出这个论述中其实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恶本身，即文本中的恶；二是作家写作的伦理视野、作家心中对恶的态度。写恶的时候，在文本中作家应该放弃先在的道德判断，把一种原生态的、人性真实的恶之可能也呈现出来。但这种书写又不是宣扬恶的价值，而是在一种小说修辞术中把恶置于被批判或被反思位置，就像莫言书写行刑的艺术却又能让读者在最终的伦理选择上对赵甲那种审美式的行刑艺术嗤之以鼻。理性的读者最终是不会对作者莫言做道德批判的。

黑格尔曾经说恶的美学本身是存在矛盾的，在我看来，这矛盾其实就是恶本身与写恶之间的矛盾，这需要作家去把握好。处理好这个矛盾就是如王威廉所说的“穿透”，作家不但要用精神还需要用技巧去穿透恶本身，精神上也就是作家所坚信的文学价值问题、灵魂问题，而技巧上就是如何把关于恶的真实写成具有美学意义又有伦理意义的真实。在这方面，王威廉的小说修辞学其实已经接近了，但还需要他在更丰富的意义上去穿透恶、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树立起善灵魂的价值。

王威廉在一个发言稿中提到了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一文中的话：“……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此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由此亦可见出王威廉对思想的强烈兴趣，更暗示了他在用思想的锐利去丰富文学的特性。他努力呈现我们难以察觉的时代、日常之恶，同时又以他对灵魂所抱持的绝对信念，赋予文学存在的价值，也赋予自身、他者存在的勇气——也许，这就是王威廉小说修辞学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