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多以来，连续读了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感受是复杂的。我既反感一些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同质化的处理，把它看作是铁板一块，又为同代人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心。不少年轻作家有着一流的文字感觉，在叙事上也训练有素。可惜他们大多在走一种“小清新”的写作路线，耽溺于个人的一得一失，缺乏宽广的精神视野。他们所表达的经验，自然是细腻的、切身的，却无法与生活中那些尖锐而复杂的现实发生关联，也无以激发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我想这种写作的意义，终归是有限的。

也正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我越来越重视王威廉的作品。他本身具备相当的哲学素养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一直试图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激进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

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王威廉的小说大多有共同的主题：观照现代人深渊般的境遇，着力展现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争。《非法入住》以不无荒诞的手法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小说里所写的大多是“下层人”，只能在小得可怜的空间里暂时存活。为了赢得一个栖息之地，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霸占别人的生活空间。《内脸》则在权力与身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用力。小说中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中越过了与女上司应有的界限，进入了人生的幽暗之地。权力和身体的交织、控制与反控制的交替，肉身层面的存在与精神层面的虚无，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再也无法截然分开。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在小说里得到了极大的展示。

《没有指纹的人》也是一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水准的作品。它的着眼点在于当下，意在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技术化的时代进行批判与反思。小说中的“我”从小就没有指纹。他的父母曾经认为，指纹并没有什么用，没有指纹“不痛不痒，又不是少胳膊断腿了，连个感冒咳嗽都算不上”。不幸的是，科技发达的社会却把指纹看作是人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了许多新玩意儿：单位执行考勤制度要用最新款的指纹识别打卡机，汽车可以安装方便快捷而又保险的指纹锁，银行有指纹刷卡机，连钱包也有用指纹才能打开……当指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时，“我”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甚至认为，没有指纹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隐身人，根本是不存在的。在小说的结尾，“我”所能想到的出路是：剁掉自己没有指纹的双手，然后去医院移植一对死人的手。这样的书写有些极端，却也真实地呈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

《听盐生长的声音》则涉及工作对个体生命的消极影响等问题。这篇小说里的叙述者“我”和他的同学小汀分别在盐场和煤矿工作。“我”初来盐场之时觉得难以适应，只好借写歌词来度日，后来还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幸：太太流产、和同事老赵一起借醉消愁，老赵又跌落盐湖，意外死亡……于是，“我”开始拒绝酒精，对置身其间的盐湖也开始有深深的恐惧。耐人寻味的是， 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说服后，“我”和小汀对待盐场和煤矿的态度，最终都经历了一个从极其厌恶到开始接受、慢慢喜欢到极度迷恋的转变。

王威廉的以上小说大多有很强的先锋性和实验性。他的短篇小说《秀琴》《大姨》等却一改激进的面貌，有意回归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向鲁迅及其所代表的乡土小说致敬。

《秀琴》和鲁迅的《祝福》有着相似的叙事结构，从某种意义而言，秀琴和祥林嫂也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秀琴》以极其简洁有力的笔墨勾勒了一个乡村妇女的生命史，将个体的生命史和乡土世界的变迁放在一起进行探究与考察。秀琴和祥林嫂以及她们所处大环境的同一与差异，恰恰说明了乡村世界的常与变。她们都来自乡土世界——那个既藏污纳垢又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她们品性善良，却不断地遭遇不幸，陷入深渊般的绝境。在祥林嫂生活的年代，乡村世界虽然也受到外界的冲击，却仍能自成一体。将祥林嫂逼入死路的，是封建迷信、苛严的礼法、看客的冷漠。这其中蕴含着鲁迅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这种以“国民性”为着眼点的批判，实际上也隐藏着当时对现代性的一种向往。而对于秀琴来说，时代早已不同了，现代性已经交织在中国大地上，她的悲剧命运却与祥林嫂殊途同归。秀琴的不幸既与宿命般的偶然性相连，也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有关。在秀琴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乡村无法躲开城市的影响，必须依附于城市，成了“文明”的“他者”，成了某种“社会进化论”的末端。为了过上好日子，秀琴和她的丈夫宝魁选择了入城打工——在宝魁看来，这是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必经阶段、必然选择。可他们的经历证明，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悲伤旅程，秀琴最终只能独自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失败者重新回到乡村。她的光彩与明亮在于，她的胜利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人一般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她的生命职责成了替死去的苦难者活着，成了守护苦难的一种隐喻。

多样的叙事实践

在王威廉那里，小说俨然成了思想历险的方式，而事实上，他的小说在形式和技艺层面也有非常多样化的尝试。

《辞职》和《听盐生长的声音》的主题都涉及工作对个体生命的消极影响这一问题，不过，这两篇小说却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辞职》的主题是在相亲以及“我”和鹳的交往中绽露的。《听盐生长的声音》里的人物有着更为开阔的生存背景，因此小说也表现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小说里的很多事物和人物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和对应：盐场是一个“过分光明的世界”，煤矿则是一个“过分黑暗的世界”，它们都是生存的绝境。“我”和小汀来自两个世界。他们的相遇，其实也是两个世界的相遇。“我”和金静都近距离地见识过死亡，为罪与悔、信与疑所困扰。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种绝境叙事。生存背景和人物角色的选择都是极有意味的。这使得小说本身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意味着一种形式和秩序的建立，一个审美世界的形成。

在一篇小说中建立“明与暗”、“生与死”等二元式的框架很容易让小说的思想意向变得单一，这是现代小说的大忌。好在王威廉对此有警惕，他的小说虽然在这种二元对峙中展开，但他的笔墨却更多地落在那些暧昧地带上。他注重书写人物心理的幽微转折，为了充分揭示人与事的复杂，甚至会在同一部小说中进行主题的并置。《无法无天》有意揭示单位内部的“潜规则”，同时也写人性内部复杂的一面。若只写官场或单位内部的黑暗，小说的力度会大打折扣。把两个主题并置在一起，小说自然就有了不一样的深度和张力。

对隐喻的重视也是王威廉小说的一大特点。《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我”是一位“对日常生活有些障碍”的“思想型人物”。他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因和新领导同名同姓而让领导觉得很不高兴，借故把他调到仓库工作，让他“和老人、老鼠以及灰尘待在一起”。此后，他经常顺手牵羊地把仓库里的一些积压书带回家，过着宅男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和隔壁的女孩颜如水认识了，这种单调而平静的生活才被打破。每次和女孩做完爱，她都会从书架上带走一本书作为纪念。这种关系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女孩终于还是离他而去，他的生活开始变得焦灼。有一天，他家里的旧空调烧掉了，墙上留下一个洞口。自此，他和世界的更多关联则主要通过这个洞口来完成。

“我的世界连通器”，既可以说是书，也可以说是这一洞口。这中间的隐喻也是极有意味的。昆德拉曾经说过，他个人并不看重作为修辞方式的隐喻，而更看重小说的思维功能。也就是说，隐喻可以成为“一种在突然的启示下把握事物、处境和人物不可把握的本质的手段”。王威廉对隐喻的运用，显然也与此暗合。和逻辑、推理相比，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对于小说而言，借助隐喻来把握人物及其处境显然是明智之举：隐喻可以给出意义指向，这指向却又非完全确定的。这可以为小说保留一个相对性的空间，让小说有所建立，同时又保持开放的形态，成为思与诗的聚合体。

可读性与深刻性并重

王威廉的小说，虽然一贯强调思想探索，却也不曾忽略可读性。他的小说有严肃的思想探索，又经常会借鉴很多通俗小说的写法，努力让小说的乐趣和复杂性并行不悖。

这种小说精神，其实也是西方很多现代、后现代小说家孜孜以求的。博尔赫斯、艾柯都有过类似的写作实践。艾柯的《玫瑰之名》既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又对很多深奥的哲学、文化问题进行探讨。在王威廉的写作中，类似的叙事实践也不少：《市场街的鳄鱼肉》借用了科幻小说的框架，《无法无天》让人想起官场小说，《第二人》的写法对侦探小说多有借鉴，《获救者》则以冒险小说作为外壳。

就情节而言，长篇小说《获救者》主要写“你”、眉女、胖子这3个年轻人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误入地下世界塔哈，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历险。与其说这是一场行为的历险，毋宁说这是一场思想的历险。这些思想本身，成为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成了小说的主人。因此，《获救者》所真正在意的不是冒险的故事，而是试图将冒险世界引入小说，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使得读者相对轻松地面对各种思想上的难题。

王威廉还特别偏爱使用第二人称。《获救者》《非法入住》《内脸》等作品都是借用“你”来展开叙事。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来讲，第二人称叙事要求读者有一种“代入感”，要求读者自觉地、主动地进入虚拟的文学世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是，每个读者都有其独特性，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又总是与个人的具体存在处境有关。每个人都可能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来提出质疑：凭什么你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认为这就是我的想法？凭什么你认为世界就是这样而不是以其他形式存在？有时候一个句子、一个细节、一次诅咒或颂扬，就足以瓦解一切，毁掉全部。正是考虑到这种种难度，叙事作品通常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切入。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基础上所签订的叙事契约更容易让人接受：它们假定这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而不一定就是“你”的故事。因此，在一部小说中用第二人称，实在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但是，在读完《内脸》之后，我觉得，王威廉的处理还是成功的。这可能既与他坚持用平等对话、“用一颗心灵去理解另一颗心灵”的态度有关，也是因为他把握到了现代生活中“主要的真实”。比如他在《内脸》里写到的上司与下属之间的那种权力关系，还有每个人在表面的风光背后的那种无力感，都带有普遍性。这可能也是人心里最隐秘、最不愿意公之于众的部分。这种叙事方式的使用，也构成他个人的叙事美学的一大特征。

在以往的创作说中，王威廉习惯以实写虚，把思辨糅合在情节里。不管是在对个体内心世界的突入，还是对现代生活结构的考掘，王威廉都走得比许多同代作家要远得多，个人的叙事美学也已见端倪。也正是这种执著于思想探索和形式实践的热情，让我对他的写作抱有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