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非法入住》是你写下的第一部小说，你刚刚出版的小说集就叫《非法入住》，收录了你的三部中篇小说，它们的名字都有个“法”字，你能说下其中的缘由吗？

王威廉：“法”字曾经让我着迷，尤其是法的繁体字：“灋”，非常复杂，意蕴丰富。法，在汉语中，既有界限与秩序的意味，又有学习与模仿的意思，我想，这些对于年轻人 来说尤其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切肤之痛中，我写出了《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这三部中篇小说，可以说，环环相扣地写出了个体在一步步深入社会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片灵魂风景。

中华读书报：很多评论者说你的《非法入住》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语境下的真正成熟，你自己怎么看？

王威廉：我想，以往我们提到现代主义的，印象总是高蹈的，在天上跳舞，但是《非法入住》等小说所处理的完全是中国经验。比如《非法入住》虽然看上去荒诞，但 小说中的环境与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因此，他们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的。不过，对我来说，当时写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直接将自身 的经验代入，觉得心目中的小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也说明，现代性经验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了，因而这种“现代主义”就不仅是一种技巧，而是已经成为了 我们自发性的本土经验。

中华读书报：《获救者》使你荣获201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学的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你自己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小乞丐的带领下，三个人逐级参观塔哈社会，有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有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有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整部小说带给读者是新鲜而奇异的 世界，又充满人性、政治等多维度探究。为什么第一部小说就能够呈现出如此复杂的层面？

王威廉：《获救者》凝聚了我三十岁之前的许多思考，它是向外生长的，更多地针对的是外在世界的界限、规则与神秘。因为在一个人刚刚步入社会之际，虽然他的思想、阅历与心灵尚未成熟，但他的感受却是格 外敏锐的，这个冷酷世界的粗糙表面，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相应的疤痕。他的力量还很微弱，但他的热情却很高涨，因此这些疤痕让他愤怒，他渴望表达，渴望批判， 这本《获救者》就记录了这样的过程：在一个没有尊严的虚拟时空里，人们是如何置身在世界的不堪与混乱当中的。之所以充满人性、政治等多维度的探究，我想和 我所学专业有关。我所研读的人类学，就总是从细部、小地方出发，综合探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我的小说便沾染了这种“综合性”的色彩。

中华读书报：《内脸》的叙述(当然不止《内脸》)，以“你”来代入读者的参与，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威廉：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觉得写作是非常孤独的事情，笔下的人物显得遥远而飘渺。然后我使用第二人称，直接以“你”来叙述。写作，就像写一封长信。这种对话关系让小说的精神空间也有所拓展。不过，以“你”这种方式来写作，还是多少会让读者有冒犯感，因此，除非是主题性、指向性很强的作品，一般情况下也不 能轻易选择这种方式。

中华读书报：阅读你的作品，感觉诡异、复杂的主题和简单、过于顺畅的表达不大协调。总觉得还应该再深刻些。你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吗？

王威廉：我觉得小说语言是所有文体中最不要晦涩的，最好的小说语言是透明的，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作者的气息和独特的氛围。因为小说是用叙事表达观念，而这种观念也绝非是确定的，而更应该是多义的。这种多义的阐释有赖于读者阅读的参与。我心底应该是有一个隐约的理想读者的形象的。对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我经常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小说家并不是比读者高明的人，他的全部努力是去成为低于生活的那种人。因为当小说家获得一个最低点的时候，生活的浪潮会扑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此时，他只要完全敞开自身，便能接纳这些复杂的馈赠。他用这些馈赠来写作，并最终回报给读者。

中华读书报：你的作品总是立意很新，出奇制胜。《魂器》也是出人意料的一部作品。为什么你总是能将高科技发展中与人性、灵魂之变无缝结合？

王威廉：这也许和我曾经酷爱物理学有关吧。我中学时代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他的画像一直挂在我卧室的墙上，他那深邃的思想与开阔的心灵一直激励着我。现在虽然转向文学创作了，但那种对探索宇宙万物的热情依然没有消减。以上这是自身的原因，此外，还有时代的原因，也许愈显重要。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化的时代，信息时代的特征便是这种技术化的元素变得越来越隐蔽了。比如说，蒸汽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庞大的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幻着纷繁的页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技术就是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 现实本身。因此，对于这种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华读书报：2013年你获得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这个奖被誉为是茅盾文学奖的“青春版”，意在鼓励传统文学创作路线上的年轻作者。但是你的写作风格不止于此。是否受外国文学影响更多一些？

王威廉：中国的白话文文学，是与世界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及至今天，这种影响更为明显，我们对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如何在世界 文学中吸取营养，与中国历史及现实无缝对接，并有所创造，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作家。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时常深感自身精力不济，但又不得不逼迫自己，尽可能多地去用心濡染更多样的文明精华。

中华读书报：从文坛的发展看，70后、80后都是相对成熟较晚的作家，当然，这与社会环境有关。80后最突出的是起点高。作为是中山大学的博士，你觉得高学历对创作来说，有怎样的优势？

王威廉：70后、80后成熟较晚，是因为50后、60后在当代文学的荒原期，写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大作品。要绕过这些作品另起天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80后一代人，尽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方式其实与前几代人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人文气息愈加单薄、实用功利愈加盛行，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其实愈加稀少了。所以，高学历如果不能转化成一种人生的思想与情怀，那么对写作不但没有帮助，还会形成妨碍。

中华读书报：年轻的作家，是否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的“愁”不是表面的，而是写到了骨子里的恶。这种“恶”是从哪里来呢？这是你不同于其他年轻作家的重要一面。

王威廉：强说“愁”是说不好的，尽管多少年后回望的时候，觉得那时的自己幼稚，但对那个幼稚的自己来说，有些事就是过不去的坎、说不尽的愁。你说到“恶”，我想起法国思想家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说：恶具有最高价值。我想，他的意思是，文学的恶与生活中的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学的恶是为了认识恶，从而才能抛弃伪善与天真，走向真正的善。只有这样，真、善、美才不是廉价的概念和口号。我写恶最用力的小说就是《非法入住》，当时年少气盛，写得自己都愤怒起来。现在反而写不出那么纯粹的恶了，也许成熟的代价就是发现恶与善常常是暧昧同居的，作者自己需要不断地辨析与警醒。这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

中华读书报：我也注意到，你是强调作家有悲悯情怀的。问题是，我不大能够读出压抑中的光亮。我喜欢《父亲的报复》《听盐生长的声音》等短篇。父亲艰辛的生存、卑微的乡愁以及寻找认同感时不自觉的追随，甚至以生命抗议“被驱逐”，读后让人觉得悲凉。我想，这正是你的作品力量的支撑所在。这与你的阅读还是对社会的认识有关？很想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王威廉，究竟是什么让你成为现在的你。

王威廉：在这里，我也透露下我的感觉，我一开始从卡夫卡、福克纳、还有凯尔泰斯、库切以及莫言、余华等作家的笔下也不大读的出悲悯，似乎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悲悯是隐匿着的。后来我想，也许，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悲悯。写作的悲悯不是对处境的改善，而是对处境的理解。深刻而细微的理解，对文学和生命来说意味良多。我的作品，其实都饱含着我的生命体验，我用我的人物，代替了我的一种人生，一种可能性的人生。我对他们充满了理解、同情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