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世界这个大海上乘风破浪，在海的另一边，有着我们所不知的广阔天地。

——《坂上之云》

青春

相看无言

《梵高先生》大卖，诗人却已消失。兄弟二人走在人生的岔路口，命运却给他们开了玩笑。《九月火车》在仓促中书写了几位青年人的起起落落，像是一场成真的玩笑，说的人渐渐沉默。

这是青年作家周朝军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对青春生涯和偶像作家的一次正式告别。故事里的人物有周朝军及其亲友的影子，比如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就是作者性格的不同侧面，小说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也确有其人。小说从作者的生活取经，实属正常，却有令小说遁入私人情绪的隐忧，不少取材私人经验的青年作者都存在一个问题——太多自恋式的絮絮叨叨，太少对时代难题的关照。万幸的是，《九月火车》不是一部落入窠臼的小说，作者严肃的创作让小说留存了庄重的底色。

在此，严肃不等于规矩。青春小说最怕写“规矩”，一些老作家不敢写青春小说，就是怕自己过了那个年纪，写不出青春的质感，徒留老气横秋。周朝军写青春小说有他的优势，年纪不必说，另一个就是在社会里浸泡过，写东西不至于太书生。《九月火车》里遍是活蹦乱跳的句子，它们彰显出青年人的朝气。

小说有两条主线，分别以鹿鸣、剑鸣为主人物——第一条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第二条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等铺陈的小城青年成长史。一枚硬币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一个穿梭在师大校园、城市楼阁，一个逗留村镇，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货箱。环境的差异磨练了他们的性格。周剑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飞在天上的人”、“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而周鹿鸣则是一个脚踏土地的人，扎实、淳朴，但满怀了对生活的热望。

《九月火车》是一部成长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成长小说始终是一个热门题材。无论巴金的《家》、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甚至是千禧年后争议颇多的畅销小说《三重门》《小时代》等，他们都在呈现青年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生选择，反映他们和家庭、学校、朋友乃至社会浪潮的关系。在这些成长小说中，年轻人与长辈的碰撞、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从不缺席，不同的人物往往就象征了那个时代青年群体的不同风貌。《九月火车》里有“叛逆”少年，也有青年与长辈的冲突与和解。剑鸣就是这种经典青春叙事里的典型符号，他身处哲学系，爱听许巍的歌，组了个蓝莲花乐队，路见不平会仗义相助。剑鸣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代表，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与规训的体制发生摩擦，小说写到了剑鸣参与的几次“冲突”——当校方由于宿舍紧张把学生安排到远离学校的劣质宿舍时，周剑鸣向校长提出抗议，代价是五门课的不及格；当学校的小卖部人员打伤学生，周剑鸣参与的“蓝莲花乐队”朝校长头上泼墨，周剑鸣差点被“开除”；当室友胖三在实习期间受尽折磨，又是克扣工资又是被打。学生和校长联合起来，合力为胖三讨公道。在这三个案例中，第三个最值得琢磨。如果《九月火车》仅仅呈现剑鸣与校长的冲突，那它充其量只是停留于青年与长者、后生与权威的二元对立中，人物受到“作者的规范”，反而变得浅薄单调。但在第三起事件，周朝军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他把笔触伸出学校的同时也刻画了校长的老成周到。在这里，校长不再只是一个权威的符号，他的形象复杂丰满起来，而学生也不再只是偏激的反叛者，他们讲道理、会合作，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矛盾。在《九月火车》中，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校长、老师、学生，人性的丰富匀在纸上。

但这还不够，只有这些，《九月火车》只是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小说，只是讲了一个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存在的套路故事。只有将人物与特殊情境结合起来，让人物的起起伏伏与时代变迁挂钩，小说的特殊性才能出来。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穷小子苦追富家女的故事吗？不止于此，盖茨比出身于西部贫困家庭，流淌着少数族裔的血液，无论是家境还是种族，盖茨比（原名詹姆斯·盖兹）都是那个时代的“下等人”，但他却想重新追求跻身东部上流阶层的黛西。于是他才铤而走险，一边改名换姓，扮演“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一边贩卖私酒，赚取暴利。

一部独特的小说暗含了特定时期的烙印，是小说家对他经历的时代的一次“历史书写”。周朝军在小说中有意加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并让人物牵涉其中。比如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这场灾难葬送了乔雅，也深刻影响了剑鸣、鹿鸣的心态和人生选择。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参与，个人不再是私人情绪的承载符号，他们成为了时代情绪的投影仪，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清楚感受到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逻辑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身份是理解《九月火车》的重要线索。剑鸣和鹿鸣，他们身份的不同影响甚至限制了自己的命运走向。 比如鹿鸣，他是水县瓷厂装卸工，这一身份让他很长时间内被轻视、被排挤，鹿鸣的阶层上升通道也一度被堵死，他只能奔波于底层的岗位，在重体力劳动中度日如年。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师大女生乔雅及其父亲心存感激的原因，因为他们赏识他的才华，也指点了他新的人生方向。无独有偶，在小说的支线人物中，身份对命运的重大影响也隐隐显露。鹿鸣的大舅是“地主之后”，这间接造成了他与恋人的分开，大舅五十年未婚，他的孤独并非某然，而暗含了时代的残酷玩笑。同样，小说里的“表叔”也被自己的“地主成分”耽误，年轻时，他被上面人掉包高考试卷却只能忍气吞声，就因为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让他受尽屈辱。

《九月火车》由此在朝气蓬勃的理想天空下埋下悲凉的种子。个人无法选择的身份却成为羁绊他们一生的枷锁，他们奋力拼搏，最终却可能化作一场相看无言。周朝军有他的恻隐之心，在小说的结尾，他给鹿鸣安排了一个良好的结局，帝都漂泊者佴志全和唯佳也没被拆散。但通读全篇，那种理想落幕的落寞感却还是凝结于文本之中，小说里的青年人如此具有“自我意志”，但好像总逃不过命运的巨网。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回忆录”，它书写城市化大潮中“进城青年”的困窘。当农村逐渐走向落寞，谋求更好前程的农村青年不得不纷纷进城，但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物品的剧变，还有人的思维上的微妙不同。和《平凡的世界》那一代人不同的是，这一代“进城青年”的路径不再是“进入→返回”，而更可能是有去无回，故乡成为一个永远失落的图腾。周朝军没有刻意丑化或粉饰农村，只是在书写中融入了隐隐约约的感伤。

荒唐

消解堂皇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周朝军的短篇和长篇观感截然不同。表面上看，短篇技巧感很强，如同一座迷宫，作者通过对叙事游戏营造出奇绝魔幻的氛围，代表作如《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抢面灯》《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而长篇抛弃了许多技巧，风格更朴实浑厚。短篇和长篇，仿佛周朝军的两个面向。

可细细比对，他的长短篇也有共同点。无论是《九月火车》还是《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等，一个类似于说书人的幽灵都扑面而来，他对故事有强大的把控力，且时不时显露他的幽默甚至贫嘴劲儿。这个说书人就是周朝军。不少论者提到了路遥对他的影响，但读到这些作品，我想到同样来自山东的蒲松龄。周朝军擅长写有志怪气的小说，他能在平凡生活中提炼出诙谐甚至诡异的一面，但他不急于批判，他的文字不是长枪大炮，比起控诉，周朝军更倾向瓦解上到意识形态、下到家长里短的“假大空”。《九月火车》蔓延着戏谑气，崇高和权威在此被迅速消解。周朝军惯常于通过修辞来形容集体行为的荒谬，如描写一次集会：“学校大礼堂委实壮观，黑压压一片五千多个脑袋，给人一种想要收割的冲动”，又如他对刘教授演讲的叙述：“刘教授按小时收费，单价四万。金碧辉煌的大礼堂里“哈欠”与“屁响”此起彼伏，胖三无奈从口袋里拽出一本《少儿不宜》，读了起来。”这些都令堂而皇之的景象瞬间变得荒唐。

如此书写也是对流行青春小说的颠覆，或者说——《九月火车》呈现出青春小说的另一种写法。这些年，我们在不断贬低青春小说，由于市场和权威的错误引导，以及快餐式青春小说的大行其道，青春小说被圈定为“幼稚文学”，写青春小说被视作过家家、格局小，摆脱青春小说，进入“后青春创作”却成为作家成熟的体现。但是，通观文学史，不少经典作品却都是青春小说，司汤达、菲茨杰拉德、莫迪亚诺、巴金、路遥、余华等，他们笔下的青年具有穿越时间的魅力。说到底，问题不在于青春，而是怎么写青春，市场上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根本谈不上文学，只是如同《小时代》般的拜物教幻梦。

青春小说其实很难写，想出新意不易。在国内新一代作家的青春小说中，返璞归真的《九月火车》反而有别致的色彩，少了大都市的琉璃瓦，却自有苍茫大地上的静水流深。市场上需要像《九月火车》这样的作品，让更多读者和批评家意识到青春小说的不同写法，为青春小说正名。

不过，《九月火车》仍存在一些瑕疵。周朝军时而简省，但有时写脱了，在枝叶处却有点啰嗦。一部好的小说像贵人身上的衣裳，布料得好，但不必臃肿，里三层外三层，饶是金银加身也累赘。《九月火车》总体读来酣畅淋漓，但若干部分仍有阻塞感，这与小说枝叶处的“赘语”有关。

也许是考虑到市场，小说在一些用词上稍显“陈词滥调”，折损了整体的文学品质。例如：“脸上仿佛凝结着一层雾，忧郁而深邃”“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等，这些用词既缺新意，也显牵强。这不是作家的个别现象，当代青年作家，受制于市场与阅历，在词语的咂摸上有待提高。一部小说的高低，有时就看陈词滥调去除的程度。有些形容可以，但就因为别人用多了，它的光泽便也腐朽，你再用就轻易了些。这一点是周朝军需要注意的。

另外，小说的结尾也值得商榷。虽然逻辑上可以成立，但通篇读来，仍令笔者感到刻意，细细思之，小说的悲喜转折仍可斟酌，因为缺乏分寸得当的铺垫，突然袭来的悲就显得突兀，进而影响了整部小说的情绪递进。

野望

一次飞翔

瑕不掩瑜，《九月火车》仍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有更深刻的关照。一部优秀的小说，可以将作者的“私我”与千千万万陌生人联系起来，让小说不再只有“我”，不再只是个人的孤舟，而恰好成为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代的共同经验在此重逢。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触发普世的关怀。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对时代有足够敏感，也必须跳出自己的小确幸，感受他者与这个世界的温度。在《九月火车》中，周朝军写下剑鸣、鹿鸣的成长史，通过他们的成长，我们这个时代的身影也在渐渐露出，城市化浪潮、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等，这些不陌生的词汇，也是时代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月火车》包含它们，这绝非虚笔，它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文学观。文学，不只是为了文学，还可以有社会的担当和对人的关切。

周朝军说：“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该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写作的。”他喜欢路遥，但断不会做什么路遥第二，周朝军正处在一个写作生涯的关键期——摆脱前辈阴影，自己野蛮生长。每一个新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过模仿期，但他们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树立自己的风格。阅读周朝军的早期作品，你读得出他的模仿，但以《九月火车》为标志，他在尝试琢磨出自己的语言风格。甚至，当我们将《九月火车》与周朝军的短篇结合，我们会发现他在经营着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些人物在不同小说中穿插，如“贾先生”，他已经在《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笔记》中登过场。可以预测，未来会有更多人物多次出现在周朝军笔下的“沂蒙”。当一位作家找到自己的文学坐标，他的写作即可翻开新的一页。

如果说小说家由浅入深的创作像一次长途起飞，那《九月火车》就是一次令人惊艳的试飞表演。周朝军即将三十而立，但对于写作这个行当，他足够年轻，将来，这位飞行员能够去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