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火车开过来了，停在夏官营。火车只停两分钟，等我们上车，找到座位，放下行李，向车窗外的亲人使劲挥手时，火车已徐徐开动并渐行渐远。我看见站台上送行的亲人追着火车跑，我的父亲和母亲泫然泪下，我的眼泪也扑簌簌地在风里乱飘。

那是1975年的一次迁徙。那时候的火车是绿皮的，时速六十公里，车轮与钢轨的磨合与撞击声清脆而响亮。我第一次坐火车，与亲人离别的悲伤很快被兴奋与好奇所代替，车厢里的乘客南来北往，嘈嘈切切地说着各自故乡的方言。

夏官营是榆中的一个乡，夏官营车站是榆中的火车站。车站很小，“级别”很低，快一点的车都不停。祖祖辈辈栖息于此的乡亲有的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那时坐火车便意味着出远门，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是天南地北，海角天涯。一次别离，再见可能是几年后十几年后几十年后的事情。1985年，我跟随父母返回故乡时已经从一个幼童长成少年。我们从东北上车，在北京中转，到夏官营下车，用了三天三夜再加三天三夜。不同的是十年前出行一路坐的是硬座，返回故乡时好不容易买到了硬卧。

夏官营车站位于陇海线上，前后两头牵着很多车站，朝西迎风而立，前头的大站是兰州，后头的大站是西安。我在兰州工作时也曾坐着火车回榆中，早上从兰州站上车，到夏官营站下车，换“招手停”到县城时已是中午。即便如此，每逢学生寒暑假和春节前后，火车票也是一票难求，眼见车厢门口站着人，厕所里挤着人，座位下面塞着人，行李架上睡着人，其情形犹如“叠罗汉”，人满为患。有时候人要从车窗进出，像一件包裹被人搡进去再被人推出来。

交通制约了故乡的发展。

我便盼望故乡通高铁。望眼欲穿之际故乡真的通了高铁，今年7月9日宝兰高铁开通，高铁途经故乡，站名叫榆中站，站址不在夏官营，在县城边上。母亲尝了鲜，她坐高铁去西安看望她的姑姑，从家里出发，十分钟到达高铁站，上了火车，一人一个座儿，不拥挤，不嘈杂，不颠簸，三个小时后到达西安，宛如平常一段歌，像平时随便走个亲戚那么简单。

今年暑期我回到兰州，专门去兰州西站乘坐高铁。高铁如卧倒的海豚蓄势待发。上了车我仍有些忐忑，似乎还在怀疑它是不是真的会驶向故乡。我想起四十年间一次次往来于故乡的经历和路径。高铁徐徐启动，眨眼间时速已是两百五十公里，可谓风驰电掣，故乡的山扑面而来，故乡的水扑面而来，故乡的田扑面而来，山花烂漫，树木葱茏……我拿着表掐算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十八分钟，火车如约而至，故乡到了。那天下着小雨，有些微微的冷，我出了车厢，走出站台，望着远处逶迤的群山，风扑面而来，雨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嗅着来自故乡大地的气息，心潮起伏。

高铁的开通为故乡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动力。故乡醒了。

二

那个村子叫许家窑，是我出生的地方。村子依山却不傍水。

村子以前没有井，只有一个洼，如一口炒菜的大锅。锅里的水是老天下的雨，老天下雨就有水，老天旱，锅就干了。

就算有水也是刚好漫过锅底儿。

锅没有盖子。天就是盖子。遇上沙尘天，大风吹起整个村庄动物的粪便，细菌在风中孤魂野鬼似地游荡，落入锅里，锅里的水就脏了。一眼看去，那水是浑浊不堪的，还漂浮着什么东西。到了跟前，你低下头就能清晰地看见水里浮游的生物。你用一个水瓢划桨似的摆动，微生物时而聚合时而分散，水会一时“清澈”起来，但水的本质不会发生丝毫的变化。二十年前，我曾蹲在“锅沿”边看锅里的水，我无法想象锅里的水被舀到真正的锅里然后进入人们的食道之后的结局。

不是乡亲不知道它脏，是没有选择。就那么一片“水泊”，你若讲卫生就等着渴死。

不是那里没有地下水。但打一口井需要很多钱，这钱没人掏得起。要是有一口真正的井，建个泵房，修个水塔，铺设通向各家各户的管道，乡亲们都能喝上自来水。

村子有路，但都是土路。阳光晴好时，乡亲走过，“噗嗤噗嗤”，脚下和身后冒起一缕一缕青烟，尘埃在阳光里萦绕盘旋，不停地往人的鼻孔里钻，呛得要命。下雨天路更难走，呱唧，一脚是泥，呱唧，又一脚还是泥，“土人”“泥腿子”便是乡亲形象的写照。

村子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天一擦黑，整个村子就仿佛进入了原始社会，阒静僻陋，烟火稀疏。

村子离县城十二公里。出了村子有一条路通往国道，原来也是土路，坑坑洼洼，后来铺了沙子，硬化了路面，却很窄，一辆车可以通行，两辆车会车时要靠边再靠边，小心再小心，两边是沟，搞不好会翻车。这点距离对于城里人算什么呢？一脚油门，几分钟的工夫，可对于乡亲便是一道鸿沟，是城与乡的一道坎儿，是贫与富的一道屏障。

我曾经很多次回到故乡，望着光秃秃的山，看着乡亲们的生活，不由得感慨，外面的世界变化这么快，日新月异，故乡怎么老是一潭死水，不变呢？

这一次回乡，我欣喜地看到铺路工人正在修理地基，准备铺路。有一段，冒着热气的沥青已经堆在路上。这是村口通往国道的路。

乡亲们早已不喝雨水，家家户户都通了水管子。我拧开水龙头，清澈冰凉的自来水哗啦啦地流淌。我在乡亲们的树上摘了一个苹果，用自来水洗净吃，和我在城里的厨房洗涤蔬菜水果一样方便、干净。

我也看见，一幢幢红砖瓦房拔地而起；很多乡亲的院子里停着卡车、小汽车、农用车。

一个晚辈说，到十月份，咱们村更会大变样。

故乡会变成什么样呢？

前几天，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许立东在微信里告诉我，在县政府的支持和乡亲们的努力下，“村村通”四点五米宽和“户户通”二点五米宽的水泥硬化路面已经修通，各家门口都安装了路灯，还建起了图书阅览室和群众文化室。生我养我的乡村不再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淡淡的乡愁会变成甜美的乡情”。村里正在筹建戏台。在几千里之外，我仿佛已经听到乡亲们正唱着秦腔，那高亢、粗犷、清丽、煽情的旋律在耳边经久地回响。

三

榆中县城离兰州几十公里。对故乡来说，这段距离仿佛是城与乡的分水岭。已经开通的高铁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抹平城与乡的差距，规划之中的兰州通往县城的地铁像一朵油菜花盛开在希望的田野上。

县城属于城中有乡，乡中有城。我回去的时候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白兰瓜、桃子、西瓜，不但好吃，特别甜，还特别便宜，一斤西瓜才几毛钱。乡亲们推着车，开着车，从田间地头拉着丰收的喜悦到县城叫卖，满街都是卖瓜、买瓜、抱瓜的人。应季的蔬菜青翠欲滴，乡下的亲戚到县城卖菜，路过母亲的住处时捎来土豆、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一堆一堆的，够我们吃十天半月。

小城虽小，却有历史。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嬴政派蒙恬到黄河流域“斥逐匈奴”，在黄河沿岸“因河为塞”，建立四十四县，榆中县即其中之一。

小城藏着宝，《四库全书》这个宝贝曾藏于小城。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后《四库全书》奉旨总共缮写成七部，分藏各处。但在其成书后的两个多世纪中，世道常不太平，战乱频仍，灾祸连连，内忧外患，致《四库全书》命运多舛，屡遭劫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71年，文溯阁《四库全书》由军队秘密押送至榆中县，存放于占地面积三十亩，建筑面积两千多平方米的专库之中。

守护《四库全书》的人如今安在，住在县城一隅，离母亲的住处很近，叫刘永安。他清晰地记得在去省图书馆报到时老馆长亲口转述的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一座城市毁了，可以重建，但是《四库全书》毁了，就再也建不起来了。

对于《四库全书》的守护，组织上有纪律要求，《四库全书》是国宝，专库是保密之地，天机不可泄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永安的妻子不知道丈夫换了什么工作，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有一次妻子去看望他，进了第一道大门，问刘永安你在这里干什么，他笑而不语。第二道门里就是《四库全书》，他没让妻子进去。

作为一名书生，刘永安何尝不想亲眼目睹《四库全书》的真面目？他多次进入藏书的密室查看保管情况，嗅着那一个个楠木、樟木盒子散发的迷人的香，他格外陶醉，但他一次都没有打开国宝。

多少个日日夜夜，刘永安都是在专库工作与生活的。正是在刘永安等人的精心守护下，《四库全书》没有发现潮湿、发霉、长毛现象，也无虫蛀、指印、唾液等污染。

问起刘永安当时的感觉，他说了两个字：寂寞，又说了两个字：光荣。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我站在四楼的窗口端详自己的故乡，路在变，街道在变，建筑在变，环境在变，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兰州人和外地人移居于此。福建福州人柯学仁落户榆中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他在榆中娶了妻子，生了孩子，办起一所中西医医院，帮助榆中乡亲解决“看病难”问题。为了保护榆中农村的生态环境，家弟花了五年时间几乎倾尽家财研发成功低温电磁力垃圾裂解系统，我眼见他节能环保科技公司里的工人将生活垃圾、塑料、橡胶、医疗垃圾等填入系统，瞬间处理得一干二净，没有黑烟扶摇直上，没有刺鼻的气味四处弥散，让留住乡村青山绿水不再困难。

榆中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不信你看，三五年之后，咱们榆中就是兰州的“后花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榆中安家落户。

小城在变。小城人在变。小城人的生活在变。但不变的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乡情，以及一城人对文化与一草一木的敬重。

岁月静好，而今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