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杨黎光“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三部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对杨黎光的创作和作品进行了研讨。本期整理刊发部分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杨黎光简介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四、五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终评评委、广东省第一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员。历任《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副主任、《深圳法制报》副刊部主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第一、二、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获得者；第一、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获得 “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建国六十周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文学节目一等奖’”、第五届、第六届“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第六届、第七届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

●代表作

□长篇报告文学

《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伤心百合》《打捞失落的岁月——死缓犯人曾莉华狱中自白》《美丽的泡影——一个经济畸人的悲剧》《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记实》（上下卷）《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脚印》《商人与国运——粤商发展史辨》

□中篇报告文学代表作

《生死一线》《验证一个传说》等

 □长篇小说

《园青坊老宅》、《大混沌》、《走出迷津》

 □长篇散文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电影文学剧本

《血眼》、《失落的魂灵》、《大水》（已拍摄）等

 □电视连续剧剧本

《青春门》、《天柱情缘》、《欲壑·天网》、《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均已拍摄播出) 等

□文集

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八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作家出版社出版。

《大国商帮》：商业文化中的时代侧影

□阎晶明

杨黎光是一位难得的勤奋型作家，这种勤奋，不仅在于他多年来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问世，更在于他是一位在题材上不断寻求新领域，思想上不断探求新支点，艺术上不断进行新探索的作家。他生活在有着无尽鲜活生活的深圳，长期工作在梳理密集信息的传媒领域，自身又具有接近中原文化的积淀。多年来，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的杨黎光，始终能够把这些因素收集、放大，聚集成一股力量，在题材、主题，思想、艺术上形成自己的深广度。

《大国商帮》是叙事性或纪实性文学作品，同时更是一部粤商史。近20年来，文艺创作中对“中国商帮”的叙事作品很多，比如徽商、晋商、浙商，都有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作为成功例证出现，其中既有纪实作品，也有小说作品，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话剧、戏曲都有很多。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回望历史时必然会注意到商业史。这也是历史与今天对接的现实需要所致。与此同时，漫长的商业史与社会的封闭与开放密切相关，商业文化中自然会带上很多地域性文化的因素，成为民族文化、地域风情的一部分。比如前几年比较热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题材，既是商业史，也是人口迁徙史，还是战争史、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是综合了多种文化元素的一种传达和弘扬。

《大国商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它绝不仅仅限于写粤商，它的书名已经决定了创作者一开始就立下的更大目标和更广阔视野。但这并不是说作者想证明粤商是世界化的，所以才叫“大国商帮”，它实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或者说明代以来的商业文化一个全方位的描述，这种描述当然还是有主次之分的，比如作品中对晋商、对徽商都有很多很好的分析。所以说，它是基于粤商，但实际写了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商业文化。

《大国商帮》不是线性描述，也就是说，它不是将材料堆积式地按朝代、年代写下来，如果杨黎光将自汉代以来，或自先秦以来广东人是如何经商的，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写到有了蛇口、深圳，描述完长达两千年的粤商历史，也可以完成任务。作家显然有更大创作理想，《大国商帮》中，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各分章的主题之上又有一个总的主题。形成了这部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同样具有线性描述，但不是简单的素材堆积，其中始终隐含着一个主题，商业和政治以及和社会历史条件之间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它们如何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商业因此为什么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大国商帮》中的每一章、每一个具体的事例和分析都在推出一个结论，商业的发展，都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它必然会依附于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都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形态密切相关，而且是被它们所决定的。作品中有一段表述可以视为作品的主题内核：商人所面临的政治及社会形态，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生态。这是作者的思考，也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启示价值。

在这个基础上，杨黎光把粤商如何走向世界，有理论有事实地表达和呈现出来。这种强烈的思考及大量生动故事作为支撑的叙述，形成了《大国商帮》的鲜明特点。在素材使用即故事讲述与思考之间，在适当论述与文学性表达之间，杨黎光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法，他把充满质感的、生动活泼的故事作为叙述的基本面，通过材料选取，叙述态度和评价中又隐含了自己的思想。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因此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分析商业文化具有切实的启发作用。这种创作追求既是文学作品社会效应的显示，更是纪实作品现实力量与作用发挥。

《横琴》：报告文学变异之后

□潘凯雄

理性与思辨一直是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突出个性与特色，早在20年前他的成名作 《没有家园的灵魂》中这个特点就已初见端倪。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应该是较早一批涉及反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仅是题材的猎奇就够诱人的，但杨黎光却能够从那个贪腐大案中跳出来，冷下来，思考诸如“枕头”与“幸福”这类关乎人生的终极问题，不易！

不仅如此，这种理性与思辨的特色在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也在一直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在他早期创作中，其理性与思辨基本上还只是融入一个中心人物或一个中心事件，作品的主干还是人物与事件；《瘟疫：人类的影子》 差不多可以说是杨黎光创作发生变化的一部过渡性作品，这部以2003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非典”为中心事件的长篇报告文学虽也还可以说出一个中心事件，但事实上，这个中心的边界已经从“非典”延伸到了人类瘟疫的演变史；再往后到了 《中山路》 的问世，所谓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便基本荡然无存，作品的主角儿变成了N条名为“中山路”的路，骨子里则是自1840年以降所开始的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人物与事件完全被问题所取代。

而杨黎光最新问世的长篇报告文学 《横琴——对一个新30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则更是将这种演变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部作品说不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捋不出啥惊心动魄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片名叫“横琴”的地方和作者的“十个观察与分析”：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且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中国下一个30年究竟该如何走下去？

如此宏大的问题又岂是一部我们曾经习见的即使是长篇的报告文学所能负载？因此，我曾经在 《横琴》 的研讨会上说到自己的阅读感受时戏言“自己基本没办法像以往阅读报告文学那样来看这部作品，而更多时候就像是在读一部有关社会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阅读的速度也因此而慢得很。”

我这样的描述在当时的确不含任何或褒或贬的价值评判，而只是对自己阅读状态的一种客观写照，且自己的这种感受在当时与会的其他专家中竟也有些共鸣，只不过当时在会上大家并没有就 《横琴》 的文体多作纠缠，而都是以“思辨”一词一言带过。事后再一想，如果较真儿，还真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学化的研究报告肯定既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报告文学也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报告，那么它是否有可能变异成长为报告文学大树上的另一新枝？

当然，传统的报告文学在文体上其实也一直在悄然嬗变着，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品大多的确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或事件展开，而愈往后，这个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半径则不停地在扩大、维度不停地在增多，以至一度出现了以“大”为美的报告文学，多少有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文学化的倾向。而大家之所以对报告文学出现历史的文学化或文学化的历史倾向不存多少异议，我想还是因为人物与事件这两个报告文学的基本要素依然还在，丢失的只有新闻性这一点。而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则显然不同了，它所面对的毕竟不是人物不是事件而是问题，这的确可能会令一些人由此而从报告文学的文体角度提出质疑。再说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报告，有些文学化或许还不是问题，致命的还在于支撑起研究报告的是要求有更多的数据与实证，这些东西恐怕又是报告文学所难容的，这也是我认为 《横琴》 只是像而终究不是研究报告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写作从以思辨见长走向现在的“非驴非马”的确给报告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提出 了一个新的课题：是在传统报告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开疆拓域还是干脆剑走偏锋另辟蹊径？

仍旧以 《横琴》 为例，杨黎光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初衷就是要以珠海横琴新区为新30年改革样本并对其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进行“十个观察与分析”，如此宏大的叙事，的确很难通过一两个中心人物或事件的传统报告文学写法而得以实现，因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认定：正是这种创作初衷决定了杨黎光选择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式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比之于传统报告文学的写作，《横琴》 之长首先在于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见广阔，作家的思考也可以来得更直接；其次由于作家这种职业的敏感导致了他对某些问题的观察与捕捉比之于专业学者更加独特和迅捷；第三自然就是作家的文学能力决定了他笔下的感染力与影响力要强于专业学者。而 《横琴》 之短，如果立足于文学，则由于作者偏于“观察与分析”，因而整部作品确有理性大于文学性、概念大于形象的特点，这样一来，读者的接受就必然少了些潜移默化而多了些被灌输被教化；反过来如果立足于研究，则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专业学者，终究感性与形象之类已不可挽救地融入他的血液，因此在某些专业判断上或许失之于偏。而正是这样一种成败得失分明的写作或许已经道明了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式写作本身的长长短短，再往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体其自身的长短不也正是自身的必然宿命吗？天命如此，剩下的问题还是要看作者如何“运”了。

让粤商来阐释“中国经验”

□贺绍俊

杨黎光是一位难得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似乎他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每写一个题材都会成功，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利益于他的两大优势。其一是强大的叙述能力，其二是深邃的思考能力。如他所写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以不急不缓、条分缕析的叙述，营造了一个精致、玄奥的艺术世界，受到广泛好评。但我更看重杨黎光的思考能力，这使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超越了纯粹对社会事件的报告，而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是杨黎光最新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的两大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在讲述粤商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尝试着梳理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清晰轨迹，对中国为什么会走出一条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杨黎光对道路充满了兴趣。在写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之前，他曾写过一篇关于道路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山路》。他发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都有一条被命名“中山路”的道路，当然他的这部作品并不是展现这些道路的街景，而是一步步从具体的道路进入抽象的道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他通过“中山路”这一现象证实了一个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革命先贤求索奋斗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前辈们的所有精神遗产。《大国商帮》可以说是延伸了《中山路》的思考，杨黎光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做的事就是进一步探寻这些精神遗产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可以说，这部作品仍然是杨黎光对“道路”的研究，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

这部作品的研究不乏新的见解。粤商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当时的商业发展是时代趋势，不仅形成了粤商，也有晋商、徽商等等。我们有不少关于晋商、徽商等各种关于中国商业史的文学作品，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像杨黎光的《大国商帮》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感。我以为，杨黎光之所以有了要为粤商写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冲动，完全缘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敏感。这个现实问题就是总结“中国经验”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宏大的世纪课题。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一条繁荣和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不是照搬别人已有的模本，是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出来的新路，那么，中国经验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概括和阐释的。许多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这一研究工作，这也逐渐成为中外思想界的热点。杨黎光以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敏感目光关注到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热点，而且他找到了自己的思路。在他看来，“中国经验”尽管是我们自己的独创，但它不是平空造出来的，既然它生长在中国大地上，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以往走过的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找到了粤商与中国改革开放现实的联结点。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总是能够得风气之先，并不是偶然的，许多现代性的理念在粤商形成的过程中就同时铸就了。这首先利益于广东与海洋的关系，海洋培育了广东人的开放性的现代思维。《大国商帮》专门有一章讨论时间问题，就显出了杨黎光在这一点上的思考之深邃。因为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时间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是把握和调节现代精神的深层枢纽，现代机械制造业开启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生产出现代时间的计量工具——机械钟表，依据时钟实现了“时间标准化”，从此人类社会便以精确的时间刻度检测着现代化的进程，也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正是从这种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杨黎光告诉我们，粤商的起步是从接受“世界时间”开始的。一些看似平常的现象，在杨黎光的细致勘测下，就成为了最生动的论证材料。如他讲述被称为近代百货业之父的粤商马应彪在上海开创百货业，所秉持的是不同于传统贸易买卖的现代商业理念，其中引用了一个细节：“先施、新新等四大公司率先在建筑外观上使用霓虹灯，成为‘夜上海’的标志性景观。”因为传统商业只有“幌子”或招牌，霓虹灯的使用代表了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它是与现代百货业相吻合的。杨黎光紧紧抓住粤商“面向大海，对外开放”的性格来立论，梳理了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当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来临时，粤商的优势更加得到充分的展示，粤商的精神遗产也就顺理成章地融入到改革开放的整体设计蓝图之中。由此我们也更加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不仅是当代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