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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伟:广东儿童文学应是珠江文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论坛”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7-07-03 作者:李国伟

当代广东儿童文学作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和流脉,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儿童文学所具有的童心、童真、童趣等共性外,在内质上还具有“地方叙事”的特征。

也就是说,当代广东儿童文学所叙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 “广东”、“珠江流域”这个地理空间,而这是一个容纳了自然地理、社会政治、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文化人类学因素的地域文化空间。当代广东儿童文学的叙事表层中隐含了广东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历史积淀,展现了广东的地理自然风貌、社会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构建珠江流域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塑造了广东人的群体行为方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意识、话语方式和表达机制。

在此意义上,当代广东儿童文学无疑是珠江文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广东儿童文学充分体现了珠江文化的地方生活特色

“地方生活”是我们考察当代广东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从当代广东儿童文学的地方生活叙事中我们可以探寻到广东民族、历史文化的演化、变迁,广东社会的宗教信仰、表现形态和文化功能,广东人的日常生活形态、方式,广东民间的风俗习性,广东的自然地理风貌等 “地方生活”和 “地方知识”。

因为珠江水系流域覆盖广东,广东不可复制的自然地理环境、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历史积淀、特定的社会文化精神塑造了广东儿童文学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学品格。在当代广东儿童文学的叙事铺展和叙述话语的指向中、在海洋、江河、水乡、雨巷、花街、艇仔粥等生活形态中,感受到了广东 “地方生活”的气息和脉搏。广东儿童文学作品叙事话语的背后经常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珠江流域地方文化气息,这种气息弥散和蕴藉在作品的每个细节之中,蕴涵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和内涵。这种文化气息使我们在精神上与珠江文化相碰撞和对话,使我们真正寻找到了广东儿童文学的文化之根和珠江文化对广东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与黄伟宗先生提出的珠江文派的特色的五个“气”,即“天气、地气、人气、珠气、海气”相契合。

由于广东儿童文学作家对广东地域环境、民族历史变迁、民间文化趋向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关注,并将其转化为一种 “地方叙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由形而上的文学隐喻者转换为现实的“地方生活”的描述者,并将这种描述不断地延伸和拓展。

无论是早期表现革命斗争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黄黄庆云的《刑场上的婚礼》、谷柳的《虾珠传》,还是到开放改革以后郁茹、陈子典创作的的广东童谣、曾应枫的《点击花城》,陈华清的《海边的珊瑚屋》、陈唯的《黄大仙的传说》,香杰新的《雨水水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李碧梅的《西尚的阿公》、黄德青的《村童》、何腾江的儿童诗《牵着蜗牛去散步》,甚至反映中国开放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少年儿童生活的郁秀的《花季雨季》、苏曼华的《走过罗湖桥》、杜梅的《男孩阿不》等,从中我们都可以既能探寻到广东人生活的历史遗迹和样态,又能体察到广东社会的生活和民风民俗,同时还能感知到广东人的敢为天下先,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共时性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  

二、广东儿童文学作家通过对珠江文化的直接感知,完成了自己的“地方身份”确认。

当代广东儿童文学作家在叙事文本中对于广东“地方生活”的讲述,一方面客观地呈现了珠江文化的原生态,另一方面在对 “地方生活”讲述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暗含着作家的感觉世界和自我认知的框架。广东儿童文学作家作为珠江文化内部的直接感知者、持有者和传承者,总是先验性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审视和体悟珠江文化,并在对珠江文化不断的叙述中逐渐生成一种无可替代的 “地方感”,这种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对作家的叙事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珠海的儿童文学作家陈唯之所以会在新创作的童话《肩膀上的黄大仙》选择讲述黄大仙这个广东民间神话和传说,主要原因并不是作家的知识积累、知识类型和知识经验在起支配性的作用,而是地方感在起作用,并在地方感中潜隐着作家对 “地方身份”的确认。也就是说,广东儿童文学作家对广东“地方生活”的讲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把珠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寻找自己与广东历史、社会、民族、种群文化之间的内在文化关联,并确认由此而生成的文化身份。

以祖籍广东顺德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应枫、祖籍新丰的陈子典、祖籍东莞的香新杰、祖籍茂名的黄德青、祖籍珠海的陈唯等为例,他们以广东本土人身份、始终生活在珠江流域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其一直处于珠江文化的影响之中。因此,他们能够对珠江文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更为直接、深刻的体悟,广东这片土地是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对珠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感知和思考。在别人能看见一处细节的地方,他们能找出多处细节; 在别人能感到一种情感的地方,他们能发现多种情感; 在一个文化符号上他们能体会到多重含义。因此,在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总能感知到作家始终在珠江文化内部进行叙事,时刻保持着向珠江文化本质接近的欲望,并不断为我们呈现出珠江文化的知识细节和整体形态。

三、广东儿童文学作家以“儿童本位叙事”与“地方叙事”相结合,自觉融入到珠江文派作家群中。

珠江文化存在状态总是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广东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作家的文学精神根源、思维方式、审美机制和叙述模式无不受到珠江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并逐渐建构起独特的具有特定价值伦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经常以隐性而非显性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因此,当代广东儿童文学中就始终存在两种相互缠绕的叙事方式: 一种是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共同审美特质的“儿童本位”叙事,一种是珠江文化在儿童文学中弥散所带来的相异于一般儿童文学的 “地方叙事”,二者在文本中以显性和隐形的方式存在。但两种叙事在文本中并不相互冲突和割裂,而是相互支撑和融合。

东莞香新杰的《雨水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以及湛江陈华清最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海边少年儿童生活的长篇小说,《海边的珊瑚屋》都可以说是两种叙事方式相契合的成功个案。作者的一切 “地方叙事”都是从儿童文学视角去观察、体验和阐释,并将其融合在讲述儿童事件的具体文本情境中,从具体儿童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代语境、情节关联和文本关系中进行“地方叙事”。

香杰新长期从事环保工作,又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东莞环境的变迁,内心有很多感触,对少年时代的东莞生活环境很向往,也很惋惜,便有了一种“乡愁”。其儿童小说《雨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石头开满花》的写作缘起,是被习主席那句“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的话所触动。香新杰以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乡村几个少年的生活为线索,讲述工业化之前东莞的乡村生态。小说由一个个人物的趣事与生活片断构成,讲他们掏鸟窝、捅黄蜂、扒火车等顽皮、可笑的想法和行动,再现了那个年代纯真的童趣,传递对童年的思念,对传统乡村的思念,展示出岭南乡村的无限诗意。同时也表达出对工业化破坏美丽乡村的担忧。

《海边的珊瑚屋》同样行走在渔村社会的肌理与血肉中,又通过童年视角剥去了社会历史政治情境的杂糅与浑浊,重在写童年记忆的纯净与斑斓。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珠江文化特有的地方语境、风土人情和地方儿童游戏等细节。

这现两位作者通过深入珠江文化的具体情景中去讲述故事,以珠江文化的文化逻辑来阐释广东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特征,强化了作品所叙述故事的时代性和地域特色。在富有传奇性的现实生活描写的基础上,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艺术色彩,构成了广东儿童文学别样的情趣。

以珠江文化为底蕴的当代广东儿童文学的“地方叙事”说明,“地方叙事”作为儿童文学写作的一种方式和路向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向。这种写作方式让我们感知到珠江文化完全可以在儿童文学中延续和承传。同时,广东儿童文学作家也可以通过“地方叙事”来拓展自己的文化空间,彰显对珠江文化的理解,并取得与其他地域儿童文学对话的可能性。

四、广东儿童文学作家通过思考、反省和认知,为珠江文派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不能光讲大道理。坚守并不意味着保守,“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同样,对于传统的珠江文派的传承,不仅仅在于传统经典的儿童诵读和记忆,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对其进行现代转型。在传统积淀的基础上,广东儿童文学作家面对当代生存境遇,提出自己的思考、反省和认知,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广东的儿童文学早年已有黄庆云的《刑场上的婚礼》、黄谷柳的《虾球传》和郁茹的童谣等经典作品,近二十年来,一批广东儿童文学作家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对珠江文派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共时性等特性,有了更新的拓展。

以深圳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例,深圳儿童文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改革先行和面临港澳,商品经济发达,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的特点,使特区的儿童文学在题材和作品观念,在传统珠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品格。

比如深圳的儿童文学作家郁秀的《花季雨季》,以及杜梅的小说《男孩阿不》同样呈现出“儿童本位叙事”与“地方叙事”的特点,既写出深圳当地的风土风俗,也写出了新移民一代的貌似“另类”的生活。如《花季雨季》中反映的学生早恋、和老师的观念冲突、学生打暑假工,在当时是得风气之先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地生活形态郁秀的作品中率先表现,也是珠江文派敢为天下先的文学表现。

而从外省入粤的深圳儿童文学作家苏曼华的《走过罗湖桥》同样是烙上了深圳烙印的,具有珠江文派特特征的作品。一群讲白话的香港的孩子,每天走过罗湖桥,来到深圳上学,放学后,又走过罗湖桥回到香港的家,这些走过罗湖桥的孩子的语言、生活细节,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也独一无二的,这更是珠江文派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共时性等特性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而苏曼华作为入粤作家者,其在作品中依托以珠江文化为基础的“地方叙事”,并以“儿童本位叙事”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反省和认知,对珠江文派和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是一种传承中的创新。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广东儿童文学是珠江文派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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