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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宝章: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与惠州

更新时间:2017-06-12

2015年11月17日,与同事赴惠州公干。

惠州在广州东面,距广州近两个小时车程。沿途风物,似曾相识。同事告诉我,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职,并留下了许多诗文。闻说,内心不免惊喜:不意甫到广东,即与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全能型天才邂逅于惠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闪耀着珠玉般光芒的诗句,以及他的磅礴恣肆的散文,他的随性放浪的书法……曾经让青少年时的我一次次惊艳不已,滋养了我的性灵。

惠州是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开阔整洁。东江水穿城而过,水质清澈,因此东江还有一项使命,即向香港供水。我们入住的惠州西湖宾馆,景致清幽。从宾馆望去,远处一堤如痕,曲桥如带,湖面几处山石如古诗中的青螺探出水面。当地人说,西湖有众多的景物与苏轼有关,他的最后的红顔知己王朝云也葬在这里。

苏轼一生似乎总是与西湖有缘。他先后两次在杭州为官。第一次,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因与朝中变法派政见不同,苏轼自请外放为官,(政见不合,自请外放,似乎是宋朝官员的惯常做法。既可表示自己人格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避祸。),任杭州通判。在这里他邂逅了晚年的人生伴侣王朝云。据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一次受邀到西湖宴饮,被舞姿曼妙的王朝云打动,即兴赋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人说,这首诗表达了苏轼初见王朝云时的美好感觉。随后主人将王朝云送与苏轼为侍女,后为侍妾。第二次,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期间,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堤岸,解决了百姓出行困难,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把这条堤岸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巧的是,苏轼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条“苏堤”。史载,当时西湖两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极为不便。苏轼倡议筑堤修桥,并带头“助施犀带”(捐出犀牛角腰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修成,苏轼写诗描述了当时百姓喜庆的场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也把这条堤命名为苏堤。“苏堤玩月”成为西湖八景之一。杭州、惠州之外,苏轼在任安徽颍州太守时还在当地疏浚了一个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它们都是苏轼为政一方时的惠民之举。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西湖寻幽。进入西湖大门,不远处即是苏堤,一块大石上刻着“苏堤玩月”四个字。苏堤两旁湖水轻漾,绿影婆娑。堤上晨练的人三三两两。堤对岸,一山如屏,即孤山;有塔高耸,即泗州塔。塔始建于唐朝末年,苏轼寓居惠州时称之为“大圣塔”,并在《江月》诗中对湖光塔影作了极美的描绘:“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从大圣塔下,沿路问当地人苏东坡纪念馆及王朝云葬处,均能一一指点。

王朝云的墓地就在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边上的松林之中,墓旁有一座亭名“六如”。周边松树稠密,环境幽静。当年,苏轼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几个侍妾相继离他而去,唯独王朝云跟着他到惠州。那一年,苏轼已经59岁,垂暮之年,王朝云才30岁出头。朝云体弱,日子在与“经卷药炉”相伴中度过。未曾料到,第三年,王朝云还是得病而亡。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墓志铭说,王朝云粗通佛法,临终前,口诵《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语而逝。下葬后,孤山栖禅寺的僧人取《金刚经》句义,在朝云墓旁建“六如亭”来纪念她。关于王朝云,还有一则故事,说东坡有一天退朝,吃过饭,摸着肚皮对侍儿说:“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一婢马上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说:“满腹都是学识。”坡也不以为然。至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由此对王朝云更加爱怜。所以朝云死后,苏轼为她写了一副楹联,表达对她的怀念:“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据说历史上惠州的老百姓常于农历十二月初五王朝云生辰日拜祭她,恐怕也是敬重她的为人吧。

苏轼一生,因为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仕途坎坷,几起几落。除了短暂做过京官外,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贬外放,可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年),因以“文字毁谤君相”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文字狱”了。(中国“文字狱”可谓历史久远。在专制制度下,臣子、百姓因与君主一言不合而身陷囹圄甚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数不胜数。至清代,“文字狱”登峰造极。)因为宋太祖“圣朝不诛名士”的遗训,苏轼侥幸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一个小地方的军事助理)。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朝中政敌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在赴任的路上,又再贬为宁远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2年零10个月共940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160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

惠州地属岭南。唐宋时期,岭南一带仍被视为“瘴疠之乡”,是流放犯官罪臣的地方,也是一种极重的惩罚。当年韩愈因力谏唐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他有一首写给侄孙韩湘的诗这样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认定自己必死于岭南的瘴气。同样被贬岭南,苏轼的诗文中,却很少见到自怨自乂的文字。相反在逆境中,他却能写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以及“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样的诗句,表现出随遇而安的闲适心境。这不能不与两个人不同个性、学养有关。韩愈给人印象更多的像是一个正人君子,谨守儒家道统,一门子心思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而苏轼则更加旷达,更富艺术气质。苏轼作为士林领袖,内心当然会有儒家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你看他在密州为太守时,带着全城百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何等意气风发,内心渴望着皇帝能够再用他为国立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又深受老、庄及佛家的影响。苏轼的弟弟苏辙说,苏轼早年跟父亲学贾谊、陆贽(汉、唐时期著名的政论家)等人的文章,后来“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因此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或境况,他时时流露出摒弃名利,追求自由的老庄哲学思想,如《临江仙》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平生”,以及《前赤壁赋》中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向往。

自由与名利,从古至今,多少人在这二者间苦苦挣扎,身心俱损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唯有具大智慧者能看得穿,能放得下。苏轼即属于后者。《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位大夫先行前往致意,对他说:“楚王欲将国事相烦累。”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现在用竹箱装着它,用绸缎盖着它,供奉在庙堂里。 你们说,这只乌龟是宁可死去,留下骨头来彰显尊贵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好呢?”两位大夫说:“自然还是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了。”这是庄子典型的对待名利与自由的态度。苏轼对庄子思想情有独钟,深受他的影响。 反映在人生态度上,在顺境中他能畅意尽欢,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当其从京官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仍然能“幅巾芒屦,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被贬惠州,“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甚至在被贬到海南儋州,在没有基本的饮食炊具,缺医少药,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也能啃着芋头,喝着淡水,以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应该说,老庄的崇尚自由,轻视名利的思想,帮助苏轼疏解了不少因仕途不顺而带来的人生压力。

苏轼何其不幸,在其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人生垂老之年,于此痛失幼子(王朝云在惠州曾生一子,不满周岁而夭折)和爱侣;苏轼何其有幸,惠州官员百姓以极大的友善和包容,接纳了他的戴罪之身,给予他平静安适的生活。而苏轼也以他的仁心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才华,为惠州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众多珍贵的诗篇,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4年后遇赦北返。此时的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饱经宦海风涛、世态炎凉之后,心灰意冷的苏东坡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自嘲。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州。

(2015年11月初稿,2017年4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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