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学，这个定律是有道理的。地方性之于文学写作的重要价值，日益显著。即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地方性写作的胜利。它表明，最好的文学，往往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带着地方的烙印，有着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

岭南文学更是如此。

这三十几年来，岭南这块土地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同时也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移民到这里，社会形态和过去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文学叙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

比如，过去讲岭南文学、广味小说，好像离不开西关小姐，骑楼，叹早茶，今天若只写这些，就太狭窄了。

（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在两广、福建、海南等地，曾经是城镇的主要建筑形式。）

今日的广东，它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变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这才是真实而内在的岭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种现代生活形态正在成型，作家们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经历它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它的混乱和悲伤。

这也形成了岭南文学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日常性为标志的软性文化的兴盛。

在当代中国，这种市民文化、软性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渐渐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元。

广州就是一个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这是广州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州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导，她也无法像北京那样获得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广州也不像上海，有那么辉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传统和貌似高雅的生活习气，她无法将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效地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国人模仿的样板。

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人性的尊重。这是一个柔软的城市，是一个自由、松弛、能让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的城市，一个适合生活、但未必适合思考的城市。

◈ 二 ◈

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作家笔下，他们描绘的重点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书写物质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三、呈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中的岭南精神。

先说物质生活。

物质的力量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在迅速改变现代人的内心和生活。岭南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已经开始体会迅速崛起的物质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和改造。所谓的物质生活，当然包括我们常说的吃、喝、玩、乐，广东人重视这个，看起来庸俗，也符合人性的需要。

但也应看到，物质的膨胀，将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固有关系。看起来是物质的变化，它的背后，其实改变的是人的精神。

物质里也蕴含着精神，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

物质既让人愉悦，也让人感到受压迫。我感觉，广东年轻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写出了物质本身这一复杂的力量，并见证了物质生活是如何成为岭南的主流生活的。典型的，如小女人散文、新副刊文体等，都发轫于广东，这些是岭南文学的新优势，但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上，比如小说、诗歌的写作上，这种软性的对物质的书写，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

应该承认，广东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显得陈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也正在被一种柔软的日常生活所吞噬，这反应在广东作家的写作上，就成了一种矛盾。

再说边缘人群。

广东有大量的移民，他们从外地来广东生活、工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移民在一开始必定是边缘人群，移民生活也必定是一种边缘生活。当然，边缘人群很多也会奋斗成为主流人群。

但在广东，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绝望，快乐和悲伤。

你可以说他们是边缘人，是弱势群体，但他们也是转型期的中国前进的主要力量。通过他们，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比如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丁燕的《工厂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他们的写作，是生活在广东的边缘群体极好的精神传记。

至于变化中的岭南精神，这和广东拥有了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关。比如刚才说到的边缘人群，他们的苦恼、压力、困惑、甚至绝望，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的现代经验，不仅是指享有现代的生活和物质，还得承认现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现在的广东，有乐观，也有悲观，有希望，但也有绝望。而在过去岭南文学的经验里，悲观和绝望是几乎缺席的，作家一讲到岭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关美女呀，人性化的生活图景呀，等等，过于古典了。

现在的岭南呢，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还保留着，但新质的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须面对。

◈ 三 ◈

只有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才能写出真正健全的岭南。

这跟岭南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有关。北京、上海的历史传承，一直以来都是有紧密的延续性的，岭南的历史传承却显得比较薄弱。也就是说，现在的广东和以前的广东是两回事了，甚至可以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

当下的广东，其文化主体已经不是本土的广东人，而多是从外地来的人。也就是说，古老的广东并没有多少东西是传承到现在并一直还影响现在的。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张爱玲、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书，至今还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广东没有这样的文化荣幸，仅有的几本被广东人老挂在嘴边的本土“名著”，也只是影响了上一代人，在新一代岭南人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比如像杨克、肖建国、田瑛、邓一光、艾云、薛忆沩、南翔、张欣、熊育群、陈启文、卢卫平、盛可以、魏微、王十月、李傻傻、吴君、塞壬、王威廉、徯晗、蔡东、庞贝、徐东、丁燕、马拉、旧海棠、郭爽、钟二毛等一大一大批作家，都着力于书写各自在广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经验，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书写来呈现当下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借助文学这一样式来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表现出这些城市的精神气质。

我以为，这些作家已经构成了岭南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力量，也为我们重塑了一个文学岭南的形象。

这一点，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诗歌写作的人口和诗歌活动的热度而言，大家都说广东是诗歌大省，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莱耳创办的“诗生活网站”，在诗歌界都成了极为重要的符号。以这三个阵地为中心，广东活跃着一大批诗人，他们也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诗歌活动。

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岭南的文学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面对当下现实的心灵。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作家与移民作家如何结合和互动，这依然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生活在岭南的作家们思考。

尽管这片土地贡献了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经验，但广东作家却还没写出真正大气、厚重的作品与之相配，可见，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也都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一个新的文学岭南正在建构之中，但她已呈现出来的新异面貌，同样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