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信仰缺席、道德失准之后，谈论理想尚显奢侈，如何在理想凋零之后依旧相信且抒写诗意人生，发掘那刺骨的恶下面埋藏的善，就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处于“后现代”社会的我们无法规避的真相，也是文学逐渐边缘化，逐渐走向下半身、走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根由。当我们都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接纳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幻灭之后，一部由内而外都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的诞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就是周朝军的长篇小说《九月火车》。诚然，他是一个在成人世界中尚显稚嫩的“90后”，是一个善用迷宫式的叙事手法来为读者设置重重阅读障碍的年青作家，且在他既往发表的小说中多半还充斥着古拙的语言、复杂的修辞和玄奥的隐喻，但在这里，在组成《九月火车》的16万字里，隐喻消失了，长得让人窒息的长句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自传的直白叙说。在这直白的叙说中，他将真实的自己或者理想中的自己一刀刀解剖，然后袒露给读者。也许这样的袒露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有学者总结，2010年代之后，青春小说在图书市场上无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过多消耗了作者的个体经验，但这种经验又不能以同等速度在生活与创作中延伸。换言之，假如一个作家过份仰赖个体经验，他终究有一天要面对写无可写的创作窘境。值得庆幸的是，《九月火车》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青春小说，我们不会在阅读后抱怨自己把一整天的时间花费在了一个小青年儿的无病呻吟上。毫不讳言，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作品——青春与不严肃没有共生关系，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从《青春之歌》到《青春万岁》，这些言说青春与成长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在所谓的严肃文学话语圈里，大家之所以在“青春”面前言辞傲慢，缘于青春的含义与过往已大不相同。如今的青春，首先意味着网络时代的无聊青春，意味着自私、无担当，意味着放纵与虚无。早在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年代，我们已经可以窥见“现代生活”对于年轻人危险而暧昧的诱惑。同是玩音乐，同是“他妈的”，这些刘索拉们笔下的叛逆生活，在周朝军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已是生活的常态。但是，无论是刘索拉们还是周朝军们，“理想”是他们作品中无法回避的。正如《九月火车》前言中所说，“这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在“理想”已全面溃败的当下，这种逆“后现代”潮流而上的精神追溯，毫无疑问是需要勇气的，是严肃的。

二

在《九月火车》的世界里，主人公周剑鸣和周鹿鸣是双胞胎兄弟，哥哥剑鸣是鲁南师大哲学系学生，弟弟鹿鸣则是水县瓷厂装卸工。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活刚开始，剑鸣就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同样喜欢音乐的苏野、佴志全、关琳等人组成了一个“蓝莲花乐队”，成为了鲁南师大的风云人物。在一次学生集体事件中，“蓝莲花乐队”的成员在校长头上浇了红墨水。高傲的剑鸣不肯道歉，于是辅导员找来剑鸣的双胞胎弟弟鹿鸣顶替他向校长道歉。真相被剑鸣知道之后，他负气远走西安。再看鹿鸣这边，尽管干着装卸工的活，却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并与师大女生乔雅惺惺相惜。在工厂里，他受人排挤，失去工作，继而先后成为小学老师、邮差和“破烂王”。正当两兄弟踟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汶川地震突然降临。乔雅亲赴救援现场，在余震中失去了生命，剑鸣也在地震中成长，回归了学校。毕业之后，剑鸣与女友关琳浪迹天涯（当然周剑鸣也可能是留下女友自己远走高飞，作者一贯喜欢设置模糊的结局），而鹿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作家，同时也失去了爱情。

在16万字的篇幅里，小说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以剑鸣的校园生活为主，一条以鹿鸣的乡村生活为主，两条线铺就了一个巨大的叙事框架。暂且不论作者是否有驾驭这么大框架的能力，但他的格局和野心是显而易见的——他要把它写成一部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小说向我们展示了青春文学中不多见的乡村少年生活，并真实而犀利地指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这部小说既不同于《你别无选择》的现代派风格，也不同于常见的校园小说，甚至极大地淡化了言情成分。它立足于现实的视角，在真实中激荡着理想，在受难中反思着成长。随着开篇的油滑和打趣，逐步转化为结尾的沉重，主人公的青春也经受了一次残酷洗礼。

残酷青春，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文学中往往伴随着对80后一代成长的解读，也伴随着性、暴力和边缘文化。春树早在发表《北京娃娃》之时，就为人们展现了这种“朋克”式的青春，并建立起人们对于残酷青春的固定印象。她颠倒了“残酷”的定义，把那种无所事事的堕落和无休止的失恋称为残酷，并不厌其烦地展现音乐、酒精、性、暴力等等迷醉的狂欢，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周朝军显然比同龄人认识更为深刻。虽然《九月火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摇滚，甚至部分情节还要依靠音乐来发酵——如周剑鸣通过借吉他认识了女友关琳，在卖唱被城管驱赶的过程中认识了苏野和佴志全，在西安通过卖唱得到了生活费和另一位好心大姐的照顾——故事开始于音乐，也成全于音乐，但一把吉他，支撑的是周剑鸣纯粹的理想和信念，是他对人生的热望。假如单纯与春树笔下的朋克少女比较，摇滚少年周剑鸣显然更为底层的。在春树笔下，乐队不是用来挣钱的，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寄托，作为北京原住民的她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她毅然辍学奔赴乐队，是因为她想象能有乐队成员的拥抱与倾听，能有一种纯粹而激烈的感情；而在《九月火车》中，周剑鸣卖唱糊口，挣扎在自尊与生存中。他背起吉他走天涯，但这个天涯是一个没有安稳住所、没有华服美食的天涯，是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流浪。比起那种纯粹的叛逆和理想，周剑鸣的音乐梦想显然更为现实，也更为卑微，正因为如此现实和卑微，才代表了理想的高度。没有现实作为对照的理想是无根之理想，而从金钱浸润中蓬勃而出的理想，则更具有力度。因此，与其说周朝军塑造了几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其实深刻理解了现实的残酷。从来没有一种生活是完美的，这是《九月火车》着力表达的东西。比如，在结局中，同样立志于音乐道路的佴志全，在北京，与女友唯佳只能租住在阴冷的小平房里奢望明天。小说以春秋笔法写到唯佳为了男友的理想牺牲了色相，其中过程作者隐而不说，但越是掩饰，就越能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好在周朝军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结局中——佴志全和唯佳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帝都生活的风浪中，他们还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

当然，这还远不能代表《九月火车》所能达到的的高度，书写完残酷青春，周朝军从年青人的命运中跳脱出来，继续关注更为广阔的现实。小说中描写到三次学生事件，第一次起因于学生宿舍紧缺，校方把学生们安排到离学校很远的、条件很差的宿舍中。学生上学路上不安全，于是周剑鸣就给校长拍了桌子，换来的是五门课不及格，继而引发学生集体示威；第二次是学校的小卖部狗仗人势，打伤学生，事件经网络发酵，以周剑鸣为首的“蓝莲花乐队”直接朝校长头上泼了墨，这次周剑鸣得到的是“开除”；第三次集体事件从校园走向了社会，还涉外，周剑鸣的室友胖三在日本公司实习期间，不仅受尽折磨，还被克扣工资，辞职不成反被打到失聪。这一次，讨说法的学生得到了校长的支持，大家合力为胖三讨回了公道，校长与学生达成和解，并重新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这些看似戏剧化实际极现实的事件，在不动声色中触及了某些规则的边缘。在以往的青春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敢如此直白地把的集体行为写得如此酐畅淋漓理直气壮。周朝军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几次群体事件，一方面完美塑造了周剑鸣的热血青年形象，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生活图景。周朝军笔下的青年非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堕落，反而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精神。但现实生活过于平凡，容纳理想的方式仅仅只是向校长示威，年轻人的生活也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及周边。为了让笔下的人物挣脱校园的束缚，周朝军把汶川地震写进了小说。周剑鸣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能在某种大的历史场景去表达自己的理想，甚至他们不知自己在历史中处于何种地位。从小镇来到大学校园，仿佛就是一个普通人能触及到的最宽广的道路了。但地震让年青人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昂和悲怆感，他们终于能在一个时代性的事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周剑鸣的脑海中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诗，他把所有不相关的苦难变成自己的重负，意欲与整个世界决战，从而获得心目中的崇高感。这样的反叛，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自然是徒劳的，但却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得以保持精神独立的一大法宝。

三

《九月火车》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调和了全书过于激昂的理想主义情结。周鹿鸣作为双胞胎哥哥周剑鸣的另一面，低调而坚强。他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自己成为一名装卸工，出卖苦力，但从未停止思考，他将生产的经验写成论文，获得厂领导的赏识，但现实并没有眷顾这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他在拒绝了厂领导的离婚女儿的示爱之后，遭到了众人的排挤。失去工作之后，他与小姨水芬也被动地卷入了镇上钱、李两家人的官场争斗中，鹿鸣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一波三折。在困境中，支撑他的是女友乔雅的赏识和鼓励，但在汶川地震数月后的一次余震中，乔雅也不幸遇难。周鹿鸣这一形象，即使是在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们需要追溯到路遥的黄土高坡，才能理解周鹿鸣的精神依附。假如说周剑鸣的理想是在城市的繁华中保留一个心灵的出口，那么周鹿鸣则是对哺育他的大地报以深情。尽管在小说的最后周鹿鸣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作家，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成名只是一个奋斗的附属品，奋斗本身即是目的。周鹿鸣是一个心中没有丑恶、没有自卑和不甘，对一切苦难泰然视之的底层人物形象。无论生活的面目如何狰狞，周鹿鸣始终没有迷失自我。在恶的环境中提炼出来的善意，总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层次，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原来90后作家也能写好底层，写好乡村。乡村有灵魂，这种灵魂不仅让50后一代恋恋不舍，也让90后作家周朝军把握住了即将逝去的乡村给人带来的最后一丝精神慰藉。

在对乡村人物的描写中，周朝军给当代文学贡献了两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水芬小姨，一个是大舅。周鹿鸣的性格受水芬的影响，她陪伴鹿鸣长大，相当于他的母亲。但这个美丽淳朴的女人，背负着“克夫”的诅咒，两任丈夫都相继暴毙，这尽管是发生在现代乡村，也仍旧是极为轰动的事件。不同于其它描写女性命运或者批判乡村落后观念的作品，《九月火车》并不直接抒发恨意，也没有设置直接的批判对象。首先，水芬的两任丈夫死亡是小概率事件，纯属意外；其次，水芬的不幸并不是由他人导致的。既没有外界的加害者，也没有主观的恨意，水芬的悲剧因而上升至某种哲学或者宗教层面的——众生皆苦。人生要面对无尽的偶然性，人在这种时刻充满偶然的世界中，活得像一株坚韧的植物，尽管被雨水冲刷，被风吹倒，却用根基牢牢抓紧大地。这让我们想起余华的《活着》，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人除了接受命运别无他法；也让我们想起萧红的《生死场》，人腐烂的肉身浸满了蛆，却也必须瞪大那枯槁的眼睛。这种挣扎的生命，受难的美学，就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乡村之魂。同样，鹿鸣的大舅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是“地主之后”，与相爱的人不能相守。姑娘嫁给了别人，再也没回过柳溪镇。五十多年以后，她回来了，终生未婚的大舅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尽管提到大舅的篇幅非常少，仍可窥见作者对于上一代人命运的深切思考。小说中另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表叔”——表叔年轻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却被当权者掉包了高考试卷，而其不能反抗、不能言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身上的“地主成分”。让我惊讶的人是，历史的伤痕，仍在作者这个90后的记忆里延续着；他记忆着，言说着，不让若干年之后的下一代忘记。这种传承，显示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责任感，也让小说有了更为沉重的社会意义。而大舅这个人物形象，寥寥几笔足却刻画出了他的朴实和深情。身为弱者，在人生被摧残得一无所有之后，仍能忠于自我，忠于感情。这既是乡村之魂，也是作为一个人最真实、最绚烂的生命绽放。

在苦难中抵达一种诗意的存在之境，是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给读者的深刻启示。借由周鹿鸣、水芬、大舅这些人物，周朝军得以在小说中建立一种“新乡村”形象。这里，既没有夸张的悲情，也没有尖锐的批判，有的只是淡淡的落寞，和对存在意义的追索。不管外界如何卑琐，不管生命本身多么残酷，所有人都有着某种清醒的自觉，不轻易降低自己对于理想的标准。这比单纯为了批判而写底层，或者为了同情而为底层发声，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毕竟，现实中不是只有追求宝马LV的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谈着不负责任的恋爱，还有一种如周鹿鸣这样的人，真实存在着。这些善良的人，需要被正视，被铭记。

四

通过小镇柳溪，周朝军写出了一个作家对于故乡的爱与悲悯。固守着理想主义的周剑鸣、周鹿鸣身上，那些纯净而坚韧的品质，并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拔高，而是作者对于时代崇高精神的注解与希冀。这种希冀的根源，正是出于对爱的信心。作者可以不爱这个社会，不爱任何其他人，但他爱故乡，爱故乡曾经的少年。这让我们想到雷平阳的那首《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这逐渐缩小的范围，也是周朝军理想的载体。他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泛、虚无的理想，而是面对亲人、朋友和过去的自己所滋生出来的那种深切的同情心，是每个人身上曾有过的真实的、可以触摸的梦——比如说大舅和水芬的爱情，比如说周剑鸣的音乐梦想和鹿鸣的写作梦想。这种理想和同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故乡人物的美化，构成了小说基本的审美基调，因而带有着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乡村的灵光带着梦幻和唯美，和浓厚的乌托邦情结，让每一个远在天边的游子，一想起故乡就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心痛和深沉的情感。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其实并不乏这种带有神性的灵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描写乡土的作家都会视故乡为某种精神信仰，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如莫言和贾平凹。周朝军在小说中不自觉地写到渡口：

初次来水县的人，一过河，就有了如梦似幻的感觉。青山绿水，竹筏子，摆渡人，对于见惯了灯红酒绿的人们，总有一种隔世之感，仿佛自己不是置身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东部乡村，而是到了某个上世纪初的南方小镇。

但很快话锋一转，略带戏谑地写道：

待见了镇里人，骑着电动车、摩托车，开着小轿车走街串巷，或者拿着手机说着与河对岸并无二致的本地方言，才恍然悟到自己还是在原来的世界，心头诧异着，人口繁密的鲁南，偏偏就还藏着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呢！

桃源还是那个桃源，但却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人性美好、不沾世俗烟火气的边城。在这里也能看出周朝军这一代90后作家笔下的乡村，天然就具有了复杂的特征。他眼中的景色仍是美好的，亲人是善良的，但他也清楚知道事实上的乡村远不止于此。现代化这条必由之路，让乡村的神性与其世俗性逐渐剥离，“灵光”变成某种尴尬的存在，甚至逐渐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种对乌托邦的想象。 

显然，在《九月火车》中，作者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悖谬的对立机制。他的理想主义的范围缩小至身边熟悉的人，而这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家族势力、工厂领导、工人、有后台的小卖部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加害者。乡村中的人情，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旷达，正如小说中所说，平时那些憨厚老实的工人们，因为厂长的命令，很快孤立了周鹿鸣：

在自身利益面前，这些农闲时强健的装卸工、农忙时粗粝的庄稼汉子，身体内隐匿的自私的小农意识，很快就抬头了。

被现代化、工业化所染指的乡村，不仅有了手机、电动车、小汽车，也获得了与资本息息相关的逐利特性。乡村也得以实现“祛魅”的过程，向城市逐渐靠拢，其理想化的淳朴人性被世俗挤压，逐步走向了历史边缘。描述这种变化是有意义的，对周朝军这样一个年轻作家来说，体会这种变化，以及理想的消逝所带来的虚无感，是一种必要的历练。乡村少年走向城市，所经历的种种平凡、无趣、无序的人生，是作者借以观照整个人生的立足点。随着肉身的死亡，以及那些可见的悲剧，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真正凸显了出来，那是一种哲学意味上的孤独，是必要的顺应，是无为的反抗。当然，作品的意义，也包括这种反抗的徒劳。

关于乡村，关于乌托邦，关于现实，关于反抗，关于理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心目中的现实才是现实。詹姆斯·伍德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和小说家循环往复地攻击某种现实主义，为的是宣扬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在表达的技巧上，文学作品总是可以分出高下；但在对于现实和理想的理解，始终是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的，而且很遗憾，很多人其实并不能互相理解。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地抨击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或者那些用自身经历所凝聚成的抒情文字，认为这是肤浅的理想，堕落的生活——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呢？

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必然要由理想来呼应。不讳谈理想，是对一部好作品的内在要求，这一点，《九月火车》做到了——这种真实的自我敞开，足以令人印象深刻。其对于乡村现代化格局的把握，对于年轻人的精神困惑的描写，包括人在灾难面前的自省，都已经具有了某种严肃的思想性。当我们默认了理想的幻灭，并以谈论理想为耻的时候，也许更需要有人为信念、为自由、为乡村乌托邦和纯洁的爱情作证，为破败的理想作证，并倔强而坚韧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