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云老师是我们广东儿童文学的旗手，广东儿童文学这片沃土是她亲手开垦和耕耘的。我们都是她的种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和另一位儿童文学作者郁茹，创办了广东《少年文艺报》。就是这份小小的八开报纸，像一个小小的花圃，让一颗颗儿童文学创作的种子“着床”，生根，发芽，舒枝长叶，开花结果，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一个醒目方阵。

我认识敬爱的庆云老师是从《月亮的女儿》开始的，那时的我，对文学殿堂充满了向往，对这位能写出如此美好文字，为儿童创作出如此浪漫的世界的大作家充满了崇敬，同时也充满向往。总觉得她就是那月亮的女儿，从云中向我们走来。庆云老师认识我，是从我的一篇小小的文章《脚印》开始的。这一篇稚拙的文字，被她和郁茹老师从来稿的文字海洋中发现，她是那么的惊喜，很快就编发出来。而且，在第一届广东优秀儿童文学评奖上就获了奖。这是广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儿童文学评奖，我的名字排在长长的一串大师名字之后：黄庆云、郁茹、秦牧、岑桑……虽然自己是“叨陪末座”，但这个鼓励的意义深长，让我从此坚定了终生走文学道路，为儿童写作的决心。

可以说，以少年报告文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4）的一级作家刘小玲，是由黄庆云等儿童文学前辈成就的——是庆云老师拍板把我调进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广东作家协会《少年文艺报》工作，后来又跟随她创办《少男少女》杂志。我在她身边学习，学习怎样写作，怎样编杂志，怎样与读者建立密切关系；学习怎么在如山似海的来稿中发现佳作，学习她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坚定与从容。许多年过去，在庆云老师身边学习到的经验，依然成为我当编辑，当作家的行为准则。

师恩深重，师训难忘，此刻除了献上敬意之外，我更想回忆的是，自己在恩师身边获得的终身财富。

当我刚来到庆云老师身边时，遇到一位香港作家，出版人何紫先生，他是一个大块头，可是每次见到我们的庆云老师都是弯腰鞠躬地称“云姐姐”。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黄庆云老师创办的《新儿童》杂志的小读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粉丝”。因为崇敬的缘故，何紫先生后来为“云姐姐”及她的团队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暗暗想，原来当一名好编辑能发挥的作用是那么大，我将来一定要像老师那样，赢得读者的爱戴。后来，《少男少女》杂志也像《新儿童》那样有了读者信箱《回音壁》，我曾主持过这个栏目；而《新儿童》的易体《少先队员》也有读者信箱《真真姐姐》，我为这个栏目回复小读者来信五年多。这期间和读者建立了亲密关系。在庆云老师身边工作的编辑，都像她那样，把读者当作朋友，一直到今天，每年的九月，《少男少女》的读者都会自发举行活动，以回顾自己在《少男少女》学习的青春岁月。这种编辑和读者建立的关系，鼎承了庆云老师的风格，是长久甚至是永远的。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庆云老师留给我们的创作经验同样是宝贵的。她的作品语言纯静而浪漫，题材在生活中撮取，阅读时总有远观虹霓，近看花开的娱悦。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本人就从恩师的笔下汲取了不少营养，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而更重要的是，庆云老师那种为儿童写作永远不停笔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们。创办《少年文艺报》时，老师已经过了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但她仍是那样的英姿勃发，把日本漫画《丁当》引进国内，“大雄”、“静宜”“肥仔”这些易记好玩的名字都是她起的。“少年自我历险小说”也是庆云老师引进的。记得当时她把一本小书给我，要我编发在《少年文艺报》暑假合刊上。我把自己关在员村的宿舍里几天几夜，像拼图一样拼凑这些版块，虽然很辛苦，但觉得非常好玩。后来，李国伟也真的接过老师的“棒子“，把“少年自我历险小说”发展成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门类，对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到了接近七十高龄时，庆云老师竟又发起办一本中学生杂志的宏愿。名闻神州，几代青少年深受影响的《少男少女》杂志，就是在她的追求，她的坚持，她的呕心沥血中诞生的。一经问世，则非同凡响，其后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杂志办起来几年，庆云老师发表了《天鹅的绝唱》后，荣休到香港。当时我很为这篇文章感动，天鹅那不屈不舍的美丽形象长留心中——那在丑小鸭时代的坚忍和谦卑，那在天鹅湖上的优雅，那展翅长空的勃发和那绝唱中对生命的忠诚……是我们庆云老师的人格化身。当时，我们以为庆云老师是应该在香港安享晚年了，但没想到，她依然笔耕不矣。每一年去香港参加书展，都看到她的新作，香港的报刊上是她获奖的消息，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老师始终紧握她的笔，为她钟爱的儿童编写着一个个绮丽的梦，直到今天，已经接近百岁，还是鹤发童心，新作频发。是的，作家的职位是永远不会退休的，只要一息尚存，思考就不会停止，庆云老师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天鹅永远在歌唱。

（刘小玲：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审、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