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祛魅是现代性内在过程，是诸多现代乌托邦话语全面放逐传统的过程。对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当代性而言，问题成了乌托邦破碎之后人如何活下去，祛魅之后如何复魅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有五四启蒙现代性、左翼革命现代性、80年代新启蒙和90年代以降的审美现代性。可是，具有当代意识的艺术家，并不愿意在审美现代性的精致小木屋中蜷缩着，如何去确认的焦虑还在困扰他们——重返乡土，为乡土复魅是其中一种路径。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林渊液包括《乡神》（载《美文》2017年4期）《乡巫》（载《天涯》2015年4期）在内的散文创作。

林渊液有极强的写作自觉。我曾说过，她的写作经历了从性情写作到生命写作的过程。现在，她正在艰难地进行着新的蜕皮和转化，她正在致力于勘探生命与文化交互的大生命写作。之前的生命写作，她的着眼点在个体自我的生命历程，活着活着，突然产生重溯往事，理解生命的强烈念头，也因此拓展了写作的空间，如《黑白间》；现在，她要领悟的不仅是自我，而是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故乡的关系。她的散文当然是以一个“我”来运转的，这个“我”的关切依然是从自身体验出发，但这种体验已经渗透了对人的浓厚兴趣。

当林渊液用新目光打量乡土时，她发现了一种从前——认同启蒙现代性者——所不能看到的新乡土。她究竟写了什么乡土之“魅”呢？她写的甚至不是隐喻意义上的“魅”，而是事实上的“魅”——神和巫——只是，她又发现了这些事实上的“魅”如何成为乡土的精神之“魅”。

神和巫是很容易被启蒙现代性或科技现代性话语轻巧地打发的。我们还记得小时候刚从课本习得一些“进步”知识之后，是如何从父辈“迷信”的行动中获得智力优越感的。我们认为“迷信”终将被“科学”战胜，可后来“迷信”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常常被以科学话语包装一番重新出场。再后来，我们才知道，“迷信”居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话语体系；而“科学”不过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话语体系。“科学”对“迷信”祛魅之战断非攻无不克，很多时候反而被“和平演变”了。林渊液一提笔就言及巫顽强的生命力：

在我们潮汕平原，在乡间，巫的磷火明明灭灭，一不小心，就被哪一根火柴擦燃了。

林渊液于是发现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巫不但在乡土世界生生不息，在科技武装起来的城市世界，同样有市场：

这些巫们，各有各的绝活。有“巡家门”的，显的是各路神仙；有“拖死鬼”的，显的是自家的亡灵。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问过巫，得过其恩庇。城市里的生活似乎离巫很远，那些能够代表城市的特征，现代化建筑物、广场、路灯、笔直宽敞的大道、咖啡厅、宾馆、调酒器、计算机、手机、互联网……所有的意象都不利于巫的孵育。可是，说来稀奇，城里人也有心里打结的时候，十里八里外，他们不时会慕名寻访了来，穷乡僻壤只当作神仙殿堂。

巫事实上充当着乡土世界人们的心理医生。这里的“人们”包括那些终究不能在文化上挣脱乡土的都市人。纯粹的都市人，从生活方式到精神方式，并没有那么多。她的《乡巫》如此传神地刻画了巫为“都市其皮，乡土其里”的人们疗伤的过程：

红花婆眯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就把亡灵拖来了。亡灵先与大家寒暄几句：家宅大门口的左手边有一把老椅，年代久远了，还是他爷爷在世时用的。右手边有一个潴米水的搪缸，缸水深，阴气重，回去以后撤了吧。院子中间的莲花缸，这两年的莲花总也种不好……在场的一众蓦地就愣住了。神，太神了。心下便相信了十二分。亡灵如果是新丧的，儿女们见得阿父阿母出来，任是铁石心肠，聊着聊着也会哭成一团糨糊。媳妇们的哭反而是节制的，有要紧的事体需要她们过问呢。阴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忌日和年节吃得到祭祀吗，寒衣尺头是否足够了三年祭还要多烧一些吗，有没有碰到不讲理的厉鬼需要阳间帮忙来打点……阳间是强势的，可以明白给予的。而阴间是柔能克刚，亡灵虽然幽缈，却胸藏万象，手眼通天。建筑新厝与邻人口角了该不该退让，阿弟的泥水工生意稀了是否要转行，三妹受了夫家的气回来掉眼泪阿舅是不是该出头？这些都是要亡灵来指点的。城里人会没有为难的事吗？错了。衙门里职位大换岗何去何从，谁谁拉了一宗大生意风险不小接还是不接，一年一度晋升职称的时间到了，阿爸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很多人只消在红花婆这里一转，心便定了，即便事有不谐，红花婆吩咐了，初二、十六在家祭拜地主爷（就是土地爷）的时候加个什么仪式，她会下力帮忙的。这人暗下里就底气十足了。

《乡巫》有一个有趣的结构，它通过“我”一次探访乡巫红花婆的经历，既观察了乡巫的工作、功能，同时追问着亡灵与生者的关系。或者说，林渊液事实上真正想勘探的是奶奶的生命密码。这是作品在“巫”之外的另一层。如果说其他人能够在巫身上轻易获得寄托的话（譬如“我”婆婆的心病就是被红花婆疗愈的），那么乡巫之魅并不能成为“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认同资源。“我”迅速地意识到红花婆的破绽，她并不能为“我”邀来奶奶的亡灵——“我”和奶奶隔世对话的通道并不由巫提供，“我”对巫的兴趣显然来自于一个已晓生命滋味的女知识分子寻魅的需要。

小时候，“我”对奶奶的生命并无兴趣，现在“我”对奶奶的兴趣其实来自于自身的生命困惑。“我”强烈地渴求着通过对另一个女子——  一个真切地在世上走过的身边人——生命的辨认来确认自身。这是对生命的返观，也是对乡土的返观。这种中年之际向祖辈的回望，事实上在很多文学家身上都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对爷爷奶奶们故事的讲述，去展望一种充满原力的生命状态；朵渔的《高启武传》则通过对大跃进时代祖父对真话的朴素坚守，在血缘史上寻觅到抵抗谎言时代的资源。朵渔那首诗最后一句写道：

　　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

“抽象思念”，精神寻魅是这类文学寻祖现象的真实动因。奶奶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十几岁奶奶从海边小村庄被卖，来到太姑姑的家里帮佣，据说，很得太姑姑心意。爷爷来太姑姑家里寄读，才子佳人朝夕相处，衷曲便互通了。奶奶自幼没有名字，爷爷给她取名恒芳，皆因他自己名为瘦梅。一支瘦梅恒芳馥，爷爷谅必是在名字里寄寓了深意的。爷爷一生从医，严谨而不拘泥，医名甚好，况且文才了得，书法精湛，如果生在当今，应是花月风雅的人物吧。惜乎生逢乱世，爷爷一生辛苦遭逢，多年蒙冤流放，“文革”开始之后，爷爷纵身跃入江底，彻底以一支瘦梅的形象遗世了。这一支瘦梅身边的女人……她起早摸黑的，担过番薯，卖过桃李，走过深山，下过海墘……她生过二女一男，二女俱因贫病夭折，只有父亲独子传承下来。

奶奶的疼爱使奶孙之间建立了强烈的认同感，如今我想到奶奶那里去追问的是：一个女人，是什么力量让她在中年丧夫的困境中撑着单薄的身子骨，将穷山恶水活得面不改色而细水长流呢？一个已经晓得了生命酸涩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疑惑，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捎去的问候：亲爱的奶奶，你的认同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挺着瘦梅已落之后的残枝呢？这是一个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寻魅的问题。正是在意义已经成为问题的现代性视野中，才会有这样的追问。遭遇乡巫红花婆，作者大概只能感慨终究无法在乡土中还乡。

可是这番返观，也许让她明白了：世界是在复杂的暧昧性中存在的，其他人或许可以在巫中复魅，可她终究不能；反过来，虽然她不能在巫中复魅，但并不影响巫在乡土世界继续生生不息。

真伪判断对于巫来说真有那么重要吗？她只是一个民间的心理治疗师，不用药不用石，在伤口上呵气成烟，那血便止了，新的肉芽生长起来，人的元气也便生长起来……如果我们的乡村，还有人需要在红花婆的咒语声中获得安静，获得能量，那么，就让她留在山村的门楼和山墙里吧。

到达奶奶的那个世界，想必还有别的路子可通。

是的，复魅也非轻而易举，复魅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公式，每个遭遇现代性的人们，都只能孤独地去继续个人的复魅之路。这也是另一种收获。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