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潮汕平原上一棵开花的树。这是从潮汕系列散文创作开始之时，就在心中形成的一个念想。

第一次提到“树”，那是一篇创作谈《散文，像一棵树生长》。大约是在六年前，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极大怀疑，曾经的那些文字有如枝枝叶叶，风一吹来，便没有了赋形。我是在那时重新阅读作家苇岸的。他给我带来的震撼，并不是某一个篇章达到了何种高度，而是他的个人生活完全叠合在他的写作里。那种写作是有着根系的，那是他的生活哲学。他的哲学也并不系统，但那总归是属于他一个人的。那些文字窜出了土壤开枝散叶，不管风吹雨打，它永远是一棵完整的树。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写作理想：像一棵树一样生活和写作，开根，缄默着自由生长。

树与土壤，向来有一种契阔平生的情谊。当我确立自己关于“树”的理想的同时，个人写作的生活资源问题也被揭开了。我生在潮汕平原，长在潮汕平原，年少时，我的内心经常会叛逃出去很远，可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她牵扯着走回来。我发现，在以往的文字里，不管浮面上是否把它表述，它的血脉都强势地伸张、充盈在字里行间。站在这片土地之上，我才能奢谈思想和灵魂。我相信，这是一片有着魔性、有着肥力、有着磁性的母体特征的土地，从出生的那时开始，她就已把我彻底揽获。

可是，一棵树它能否选择自己的土壤呢？如果不能，它该如何自处？这事情显然曾经把我困扰过。微博上留有这么一段话，见证着曾经的内心波澜：一个写作者如果有着跨越语言、文化、国家、文明等等的强烈欲望或着命运，那就不停地去折腾、迁徙和发见吧，他们有想象力，有远程和动态的激情。就如加缪、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如其不然，那就呆在原地，在同一座城市里，同一条街道上，站立和思想吧。根须自然会潜入土壤，养分自然会运送上来。就如帕慕克、福克纳和爱丽丝·门罗。

数年前，中国作协召开“岭南文学新实力”广东十位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作为参与者，此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岭南文化体系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包括岭南文学和岭南文学批评。这个本应令人沮丧的发现，在某个层面反而呼应了我内在的思考。正在酝酿当中的潮汕人文系列散文的创作，似乎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地域文学的写作自来不少，但优秀作品从来不多。关于如何解决创作问题，我很是认真作了一些总结：其一，地域文化应该退避到背景的位置，让感性的本土体验成为文学的质地，让地域的文化背景上升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背景，完成地域与超地域的对话。其二，永恒的现代性问题。当时，我认同一个观点，人类大文化的走向不一定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而或许会重返古典。这个返回，不是倒退，而是在现代性——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对古典资源的重新开掘与提升。现代与过去，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前往与返回，其实是在对故乡文化的不断进入和背离中进行体验和重新考量。或许可以这么说，这种写作，也不单单是地域文学的创作，而是，在地域的土壤上进行一场精神的历险。

当年虚张声势的思考，多少有些祭旗出师的味道。可是，很快地，达达马蹄就陷入了迷境。这一场仗，便很有些堂吉诃德战风车的迂阔与可笑。故乡还是那个故乡，不同的是人的内心。在对故乡的回访中，我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母语文化的认同危机。狂风来袭，暴雨当空，一场洗劫过后，整棵树杂乱横斜，叶落枝残……

这种对母语文化盘郁错节的情感，应是非我独有。文友陈培浩先前也表达过对潮汕文化的不满，刺绣、木雕、瓷艺、潮剧……他觉得这些盛行的物化的文化符号，已无法表达当代人的经验，跟当代生活毫无关系。作为一个有现代性思考的作者，很容易在这片土地上感到疏离。对深度知识分子生活的向往，成为大家的共识。数年来走的这一段路，因此也得身边朋友的眷顾和鼓励。这一年夏天，朋友们在我家里举办了一场微研讨。几位都是饮韩江水，说潮汕方言，他们分别是陈培浩、林培源和陈润庭。大家丢给我的话题是“文学与地域——从乡土到城市”。那一天，从文学到人生，从白昼到黑夜，大家聊得很开，有些话题也很深入。可是，轮到我说话，我竟无话可说，就像是一个逐梦人恍惚之间醒悟了，那许多日子以来的追逐，原来只是一个错觉。在文学的星球上，地域也好，时代也好，都只是经纬线而已，它们织就的只能是表层，惟有人，惟有人心和人性，才生长在星球的核心。关于地域文学的提出，极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我用了许多年的努力来推翻许多年前的投注。

幸好，还有文字来收拾残局，还有文字来见证。

如今，它们呈现为这一册《穿过小黑屋的那条韩江》。

我不能够确保自己的创作到达什么境地， “一棵开花的树”，或许很容易让人想起满树繁花，炫彩夺目。其实，金凤树和蓝花楹固然是开花的树，樟树和石栗何尝不是。即便是松树，那花不见得谁都会看见，可是，谁能否认它不是一棵开花的树？我只能这样说，开花也是一种写作的理想。它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结不了果，或者，它的存在外人根本就是无视的，但它，绝对与孕育和开放的愿景有关。

201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