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是以色列学者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着重讨论的问题。在阅读徯晗的长篇小说《星空·原野·燕子花》时，玛格丽特提出的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我。这种伴随，是对阅读的开启和照亮。在我看来，《星空·原野·燕子花》同样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并给出了独到的回答。

《星空·原野·燕子花》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用的题目叫《平原纪事》。它从1970年代初开始展开叙述，笔触一直延伸至1990年代末，时间跨度颇大。它所讲述的，主要是徐晓雯、林红缨、张敬之、杨柳等知识青年在这二十多年间所经历的种种。那是一段由“文革”、山上下乡、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历史。对历史的关切，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这种鲜明的历史意识，既源自徯晗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也和她的经验有直接关系。在访谈中，她也曾经谈到因政治原因而导致的家庭变故是如何影响到她的童年生活，又是如何过早地促使她开始思考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关系。她在写作中不只是关心她这代人的历史，同时也关心她的父辈的历史，与此不无关联。

《星空·原野·燕子花》的叙事时间的起点，和徯晗个人生命的起点，大抵是重合的。这部小说的叙事空间，也主要是她曾经生活过的江汉平原。因着这种具体经验的融入，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也具体而生动。如果走进这个世界的话，更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并直抵内心的求真意志。这种感受如此强烈。很显然，徯晗在试图打捞历史的真实，进而记录下来，但她的打捞方式和记录方式又首先是文学的。更准确地说，是小说的。作为一个深谙叙事艺术的小说家，她试图找到和内容相匹配的形式和结构，从而远离单纯的非虚构式的记录，走向虚构，也走向创造。

不能不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星空·原野·燕子花》的第二章有一个引子，第一句话便是：“必须有一个人以客观的叙述者的身份来讲述那段过去。”这代表着作者本人的声音和立场吗？我不能完全证实。但我相信，它很大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愿望和意志——试图客观公正地理解那段历史。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人物——重生，他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之一。重生是一个哑巴，能听，却不能开口说话。通过听，也通过看，他能够知晓世界的秘密。然而，说之于他又是困难的。对于世界，他大多时候如石头般沉默，无法通过口头语言来言说。但他又有强烈的“说”的欲望。想说而又无法很好地说，这可以说是对追寻客观本身的一种隐喻：客观是值得追寻的，求真意识是必要的，但要真正抵达客观和真理，又总是要面临重重困难。

这是历史叙事之难。《星空·原野·燕子花》承认这种困难，也直面这种困难。它有的章节，是从重生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这是一个类似全知的视角，几近于上帝的视角。而在另一些场合，小说又会从张敬之、徐晓雯、林红缨等主要人物的视角入手来讲述过往的一切。通过这种方式，小说很好地呈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些幽微的、复杂的感受，是在任何非文学的历史著作中都无法看到的。这是文学的独门。由此，外在的物理世界和内在的心灵世界相互交融，生生不息。

试图重返并再现一段并未真正远去的历史，进而理解人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这是《星空·原野·燕子花》的抱负。但客观地回望历史并再现那段历史，又不是徯晗写作这部小说的惟一抱负。它其实还寄寓着徯晗对人世的理想。

《星空·原野·燕子花》的字里行间，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它的世界是宽阔的。何以宽阔？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广度和空间广度，因为它的作者徯晗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整全的思想意识，有能力书写山上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有能力把握重大场面。宽阔，更是因为它的作者对他人的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哪怕所面对的只是虚构的人物。对于社会历史和人性内部的恶或局限，徯晗没有止于揭露与批判，而是走向反思与救赎。徯晗能够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不回避历史之恶和人性之恶，然而，对于那种复杂的过往，徯晗又不局限于呈现，而是始终有自己的人文关怀。这和她本人的写作抱负是有关系的。她深知在历史和现实当中，总是包含着许多的不公与不义，总是有许多恶的所在。然而，她并不放弃希望，也不会轻易忽视那些微弱的光芒。她深信，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止于揭露和批判，不能止于解构，而必须同时有一种建构的能力，能够给予读者带来慰藉性的温暖。

在书写那些灰暗的场景时，小说中经常会出现许多良善的、带有抚慰性质的声音。由于这部小说的不少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因此，这种声音有的时候是由小说的人物发出的。徐晓雯这个人物就很值得注意。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在历史转折的时期，她所遭受的困厄是非常多的。然而，她并不是一味地控诉，更不会选择投机。她始终有一种清洁的精神，有一种博大的、坚定的爱。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厄，她经常有一种自罪的意识，就像对于小说中那几个孩子的死。虽然她只是意外地卷入其中，但是她并没有为自己开脱，而是自觉地担负起责任。

她那种悔罪的声音，良善的声音，是动人的。

徐晓雯身上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叙事传统中其实相对少见，而是更接近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它与伟大的宗教精神，也是相通的。而有此精神气质的人物，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在徯晗的小说中出现。《温暖的平原》中的秀玉，便是她的孪生姊妹。“在阴冷潮湿的地方，我们需要温暖和光亮，在这光亮到达的地方，让我们彼此依偎着，取暖。” 这是《温暖的平原》的题记。温暖和光亮又来自何处？来自自带光芒的人，来自她们的内心以及她们的行动。当徯晗试图以小说来寄寓她对人世的理想，这种寄寓，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徐晓雯这样的人物。

徯晗既注意到历史本身的错综，也不忽视人物本身的丰富。小说中的林红缨在刚刚出场时并不讨人喜欢。对于爱情，她原本是执着的，执着到自私，执着到蛮不讲理。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林红缨的性格逐渐变得丰富。为了爱，她是勇于付出和牺牲的——前提是她觉得对方真的值得爱。如果对方并不是像她所想的那样，那么她也能够果断地割舍，真正意义上的敢爱敢恨。就像对张敬之，林红缨曾经那么爱他，几乎是以疯狂的方式来爱他，不管不顾地为他付出，飞蛾扑火般的热烈，然而，一旦发现张敬之原来是那么自私的一个人，林红缨也有巨大的决断能力。她执着于爱情，但她并不是爱情的傀儡。她有她的自由意志，如此鲜明如此强劲的自由意志。

在文章的开头，我曾谈到，玛格丽特的提问给我启发，照亮了一条可以进入《星空·原野·燕子花》这部小说的路。相应地，这部小说也可以启发读者来回答玛格丽特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权且提供一种或许并非标准答案的答案：对某些特定的人和事件的记忆，是义务，更是一种责任。记住本身就是合乎伦理的行为，因为它包含着对遗忘的抵抗。记忆的伦理不只是与过去有关，更与当下和未来有关。记住，不只是为了揭橥恶，而是包含着对善的呵护，进而努力重构一个更好的世界。记忆的方式还可以是文学的。由此，一种记忆的方式便是一种创造的方式。记忆即创造。

作者简介: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小说：问题与方法》《有风自南》《途中之镜》《遍地伤花》等。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先后入选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