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评论》的编辑来信，告诉我说正在策划做一期“作为批评家的小说家”专辑，嘱咐我参与并谈谈个人的写作观。写作观与批评观，这几年我已写了不少，至今想法并无很大的改变，然而在他设定的这个话题下来谈论，我仍有不少话想要说。

我不知道另外两位参与这个专辑的同行是什么感觉，于我而言，在“作为批评家的小说家”这个题目下谈个人的写作观，实在是有些压力、需要提振勇气的。因为它意味着，参与者首先是批评家，其批评家的身份是得到认可的，此外还得写小说并且写得不差，忽略批评家之名亦能以小说家的身份立足于世。由此，压力的来源就比较明显了。对于我，敢于谈论它的勇气的最大来源，其实在于这个话题还有另一重意义：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于我，或许都不成熟，我未必称得上“家”，然而它们对于理解我之为我，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我，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得以前与友人对话时，我曾经说过，我是以文学批评来表达我的“信”，以小说创作来表达我的“疑”。现在想来，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小说创作中。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叫《为什么我不可以游泳》，主要是写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他们的父母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独自到家里的游泳池去学习游泳，哥哥勇勇因为救弟弟猛猛而死去，备受惊吓的猛猛则因此产生认知障碍，有一段时间无法很好地认识自己，也无法很好地认识世界。在小说中，猛猛最终恢复正常了，不过他的父母并不。孩子的父母，其实仍在正常与疯癫之间。这篇小说所叙之事是残酷的，色调是暗沉的，然而也并非毫无亮色。人生的不确定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无感，种种可归属于“疑”的范畴的所在，大概是这篇小说的主要构成；“信”的成分，则在于它肯定了亲情的意义：哥哥为了救弟弟可以死，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可以为孩子克服认知障碍而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笔墨，大概是有些温情的。

在写作长篇小说《遍地伤花》时，我则试图比以往更深地突入恶的领域，也更决绝地表达我的“疑”。如今回过头来看这部小说，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取了一个校园文学色彩过浓的书名。每每在图书馆里遇到这本书，它大多是被摆在校园文学一栏。虽然《遍地伤花》中有写大学生活的场景，但是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园文学。因此，我时常希望能替它挪一下位置。应该把它归到哪一类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即使我挪动了位置，它最终依然会被看作是校园文学。

如果允许我重新给它命名的话，我现在宁可取一个更朴素同时更贴近文本实际的名字:《模仿者》。小说中所写到的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周克还是顾长风，不管是筱麦还是陈碧玉，他们都处在一个自我教化的阶段。如何自我教化呢？其实是从模仿开始的。小说中写到不少诗人都在模仿他们的前辈：魏尔伦、兰波、北岛、海子、于坚……不只是写作上模仿，生活上也同样如此。不过他们也就是停留在模仿的阶段，并没有能够超越模仿，走向创造。比如小说中的顾长风，他试图成为恶魔诗人，但他其实并没有恶魔诗人应有的创造力。充其量，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个人的劣迹辩护罢了。他死在模仿的途中。他并没有真正成为自己。他是可悲的。

写作《遍地伤花》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多问题去写的。比如说消费社会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比如说80后一代人所遭遇的社会困境和精神困境。又比如说，如果只是以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思想资源，一个人能很好地成为自己吗？我觉得并不能。因为现代主义文学有它自身的局限。艺术层面有局限，思想层面也同样有局限。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很多时候讲求以暴制暴，重视策略，其运思方式是片面而激进的。他们重视“破”而不重视“立”。他们的作品往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所挺立起的精神，也更多是“疑”而不是“信”。而我的写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所受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对于这种写作方式，我个人是有所警惕的，或者说我一直不愿意走这样的路。因此，在《遍地伤花》的“后记”中，我曾明确表示我并不认可小说中那些人物的价值观，也不认可他们的行事方式。然而，我在写作中，也并没有写出真正正面积极的、具备审美属性的人物。甚至下笔构思小说时，所看到的也多是令人悲观失望的所在。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能力问题，也跟现代主义文学对我的影响过于深重有关系。

从对个体生命的建构的层面来说，小说创作对我的意义可以说并不大。我甚至设想，如果我只写小说，一路写下来，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人，一个有许多怪癖却不自知的人。我感到庆幸的是，因为机缘巧合，我走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扩大了我的阅读范围，使得我不局限于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而是对宗教、哲学、艺术和历史等领域的著作也有所关注。虽然我离我所渴望成为的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必须承认，这种阅读教化了我，给了我的生命很多有益的养分，也使得我能够相对全面、相对客观地去理解人之为人，以及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一直写小说，我会有很浓的厌世的情绪。可是如今，对生活，对工作，我时常有一种喜悦，甚至是感激。这种喜悦和感激，并不在于我完成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在于，经过这几年的误打误撞，我感觉我可以开始了。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走的路，如果我能有足够的耐心和意志，我想可以沿着这条路持续走下去。最终会在哪里停下？是我想要的吗？我并不知道，也不愿意多想。暂且先走着吧。能在路上，在途中，能暂且先走着，这就挺好。

我现在依然觉得，真正好的小说，应是绝望中有希望的，有批判的力度同时不失抚慰的意义。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依然是鲁迅。前段时间，有一位作家在文章中谈到，他觉得鲁迅还不够绝望，因而鲁迅的写作和思想是有限度的。他甚至觉得鲁迅太小清新了。我不太认同这样的判断。鲁迅的绝望是深度的绝望，也是一种深刻的绝望。与此同时，他为反抗绝望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这使得鲁迅的世界是广阔的，鲁迅的思想是充满张力的。其实要绝望到底并没有什么难度，在写作中把人物从困境推向绝境，也并非什么难事。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如何能让人物在绝境中重生。

这两年，我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上。然而，我也不时有一种提笔写小说的冲动。在我的电脑里，其实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的种种，都与小说创作有关：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小说的题目，吸引我的意象和人物的形象，一些有趣的片段……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动笔把心中的作品写出来，并且是否有能力写得让自己满意，让读者满意。然而，这种“准备着”的状态，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保持着一种看的努力：不只是从批评家的角度来看，来思考，同时也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来思考。这不只是努力获得双重视力的问题，同时也使得两个不同的“我”经常处于对话的、互动的状态。正是因为对小说的这种强烈兴趣，这些年我在批评实践中最为重视的，其实还是小说。我在文学批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与我在小说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切身性，我不知道对我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成全还是限制，但是我目前还是乐于保持这种状态。当我有一天真的从批评中抽身而出，更多地回到小说创作，我也期待，这些年的批评活动对作为小说作者的我会有所促进。

2017年6月2日，广州

个人简介: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途中之镜》《遍地伤花》等。先后入选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湖北省优秀学位论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