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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 |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

更新时间:2017-10-16 来源:广东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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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7年8月10日)

平装: 324页

开本: 32

书号:978-7-5321-6358-8

定价:39.00元

内容简介:本书融合文学与哲学,从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宗教信仰的类型与意义、写作与人生的内在关联等议题入手来理解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认为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史铁生的作品整体可以视为史铁生个人的一部精神自传。全书为理解史铁生的作品提供了现象学的视角,也为人文主义现象学如何应用于文学研究做出了新的尝试。

作者简介: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小说:问题与方法》《有风自南》《途中之镜》《遍地伤花》等。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先后入选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

《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后记

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记得报考博士时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计划,谈谈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定的是从类型学等角度入手来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历史演变。后来之所以没有继续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我还不想过多地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是希望找到学问与人生相结合的路径,让学术研究可以成为“生命的学问”。当然,像洪子诚、陈思和、陈平原这样的大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可以融入个人的生命关怀,他们的思与言,总有许多“压在纸背的心情”在。我向往这种境界,却自知还无法抵达,只好以更直接的方式来面对生命的问题。

于是便开始考虑换题目,改为研究史铁生。我者与他者,“我”与“世界”,生与死,病患与存在,有限与无限,写作与生命,信仰与意义……在史铁生的著作中,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探讨随处可见,无日或忘。想要了解“生命的学问”,读史铁生的著作,也包括读他这个人,不失为有效的路径。然而,我要开展的毕竟是学术研究,要写作的是博士论文而不是心灵鸡汤式的感悟,因而必须严格地在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来进行提问或重新提问,把无效的、无意义的问题剔除在外。我曾想过从思想史、文学史、叙事学等角度来切入,做文献综述时却发现不少学者已写下非常精彩的文章,无须重复。之所以坚持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注意到,从哲学的角度入手,依然有很大的言说空间。也可以说,这同样是研究史铁生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所有人读史铁生的作品时都会注意到,他身上有非常鲜明的哲学气质。孙郁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这是非常有洞见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就整体而言,史铁生的哲学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哲学?老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这些关联都有,但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我隐隐觉得,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借助现象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并重构史铁生的思想整体,让其思想脉络变得清晰可见。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史铁生在作品中也明确地表示要“从哲学现象学上来看”问题,并且先后引用过海德格尔、图姆斯、巴什拉、萨特等现象学哲学家的观点,邓晓芒、赵毅衡、周国平等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史铁生的思想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哲学家的思想有“家族相似”的特点。然而,他们从此一角度对史铁生所进行的解读,只涉及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个别文本,带有鲜明的“直观”成分,整体的阐释与深入的论证仍是缺乏的。既然如此,就有了学术传统,也有了开展研究的空间。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从现象学的角度入手,史铁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原来有这么清晰的脉络,其内在逻辑又是这么的紧密。

在完成论文后再来做这样那样的归纳,似乎是非常轻松的事。形成结论的过程,却是由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追问与言说构成的。在硕士阶段,我所读的专业是科技哲学,对现象学和解释学就很感兴趣,硕士论文主要是研究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动笔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准备。然而,为了能够更好地打开这一课题的讨论空间,我不得不再次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蒂里希、舍勒、梅洛-庞蒂、威廉•詹姆斯、舒茨、图姆斯等人的现象学著作,也包括在不少议题上能够与现象学哲学家形成对话关系的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思想家的著作,以求有充足的思想资源。写作论文的过程,实际上成了一个感性与理性不断交织、冲突、平衡的过程,也是在否定与肯定这两极之间不断自我搏斗的过程。随着论文工作的持续展开,我心中那因探询生命之基本问题而燃起的火焰并未熄灭,却也逐渐变得隐秘。我固然没有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外,然而,论文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也许已是理性多于感性。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的目标也有所扩展。我既希望通过梳理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来了解“生命的学问”,试图以现象学作为主要的思想资源来照亮史铁生的思想整体,同时也尝试通过这次写作实践来探索人文主义现象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目标合在一起,也许是过于庞大了,并不是一部篇幅不算太长的著作所能实现的。这次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不过是让一个阶段的探索和思考暂时落定。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海德格尔的话:思想是在一条道路上的行进,是“在途中”。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依然只是一面途中之镜。

我必须借此机会表达我的谢意。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导谢有顺教授。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在读硕士一年级时,我曾到复旦大学去旁听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当时陈思和、王晓明、王尧、黄子平、许子东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场。更巧的是,会议即将开始时,谢老师走了进来,然后在我身旁坐下。这是我第一次与谢老师见面,那时的我自然无法预料,多年后会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他在博士论文选题上给我充分的自由,又给予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感谢有顺师多年来的言传身教。

感谢陈晓明、程光炜、张新颖、林岗、陆键东、周丽昀、倪志娟、张均、陈少华、江冰、申霞艳、郭冰茹、胡传吉等学者。在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等不同场合,他们先后对我的研究提出宝贵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张燕玲老师。本书的不少章节,先后发表于她主编的《南方文坛》杂志。记得张老师告诉我打算在“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我的作品专辑时,我还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并且与她素未谋面。这让我深受鼓舞,也深感荣幸。本书中谈史铁生的宗教信仰问题的章节,发表于这一专辑并有幸获得《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写作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获奖,但这样的肯定与奖掖,确实给从博士阶段才开始在中文系读书的我非常大的激励,也促使我以更加郑重的方式去对待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因此,我还要感谢参与论文评审的各位评委。从晚清以来,构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心话语,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在这样一种语境中,主流的文学批评一直是社会历史批评,重视的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去解释文学,肯定文学的意义。也许是与我的个人性情和知识结构有关,我虽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言路——完全脱离这一言路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也是无效的,更看重的却是如何融合文学与哲学,借助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来探询一种生命哲学。这种运思方式是相对边缘的,在往后的岁月里,它很可能依然会相对边缘,却又是我最为看重的。感谢各位评委注意到这种并不宏大也不洪亮的声音。

感谢《民治·新城市文学》的执行主编裴亚红老师。这些年,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不少人事难免令人灰心丧气,而裴亚红老师对待文学的公心和热诚,面对作品时的洞见,对晚辈的提携,均让我受益良多,一直感念于心。我还要感谢朱燕玲、王涘海、李寂荡、陆梅、周明全、蔡家园、马新亚、郑瞳、李晁、杜小烨、傅小平、金莹等师友。我有不少文章都是因为他们的邀约或敦促才得以完成,或是经他们之手发表。与他们各自体面、相互尊重的交往方式,让我得以愉悦地思考与言说。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入选中山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项目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2017年度重大题材项目,感谢我母校的老师以及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与同事对我的鼓励与肯定。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胡远行先生、林雅琳女士、胡艳秋女士的督促与宽容,还有他们为本书所做的专业细致的工作。

感谢金理、杨庆祥、黄平、徯晗、蔡东、文珍等朋友,感谢任瑜、刘秀丽、陈劲松、王威廉、苏沙丽、唐诗人等同门。写作,意味着为思想和现实寻找词语,为精神赋型,这个过程总是充满艰辛,甚至充满捕风的虚妄。由此,同行与朋友之间的互相砥砺就变得格外重要——既是扩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必要条件,也是抵御虚妄、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的妻子梁海霞,多年来与我一同喜悦,一同悲伤。你懂我要多于我懂得自己。还有我两岁多的儿子,给我带来了无可替代的欢乐。你看取世界的方式,让我重又体会到新鲜的第一眼的魅力,得以部分地重返时间的河流;我希望你也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感受到存在与时间的丰富意义。事实上,对于你们,还有我的其他亲人,说再多的感谢与感激都嫌不够。

201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