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应愿之地

书号：978-7-5360-7939-7

定价：30.00元

出版时间：201606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散文集，梁凤莲将对于广州的关注与思考，在寻常生活的体验中，坦诚地注视生活广州的时间和空间，真诚地注视涵蕴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拓展视野，走向世界，探寻城市独特的魅力与韵味，她用擅长的文学表达方式，来歌颂她热爱的家园，歌颂生活及生命。

作者简介：梁凤莲，女，广州人，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系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广州市优秀专家、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为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共出版个人著作32部，其中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１6部，代表作有《乱云飞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途》《容度之间——岭南文化与文学的内省及互证》《城市的拼图--广州市各区文化品牌研究》等；文学创作专集１6部，代表作有长篇系列小说《羊城烟雨》、《西关小姐》《东山大少》、散文专集《应愿之地》《广州散韵》等。

梁凤莲的广州情绪及其新女性主义写作

陈娃

翻阅《应愿之地》的书稿，一股老广州的人间烟火味扑面而来，梁凤莲气息的“那些广州――那些绵密曼妙的街巷；那些迤逦成片的骑楼；那些街巷里的曲折与衷肠；那些心念所属的治疗；那些靓汤好茶里神奇的精灵与蝶变；那些食肆店铺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临水听声的世俗……”一篇一篇，一瓣一瓣，如同长风浩荡下的紫荆花缓缓飘落，具象为一幅幅古雅风俗的版画，白玉兰的香味，麻石街小巷的叫卖声，珠江水面飘来红线女的粤曲《卖荔枝》…渐次铺展在眼前、鼻尖和耳畔，让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有那么瞬间，我觉得眼眶忽然潮湿，好像失落已久的“故乡”回来了，在时光与空间之外，乡愁像一只会变色的蜂鸟，在我跟前流转鸣唱。坚持以岭南立场来写作广东和广州的作家，应该有一些，对于这群人，无论熟悉或者陌生，我都想要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而其中我阅读得比较仔细的，对文本印象又比较深刻的人，男作家当属叶曙明，女作家就是梁凤莲。

“那时广州的骑楼，就如同那时时兴的旗袍或者大襟衫的镶边，顺着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缠绕，其绮丽婉转，一如滚边沿着旗袍曼妙的曲线，在城区房舍的铺摊中婀娜延展，勾划出广州一格成韵的风情，而这风韵与风情正是由这些别致的建筑牵手组成的音符，使得广州的城观有了不一样的情调与韵律。而且，还仿如那时中老年女性的大襟衫，把连袂成片的横街窄巷簇拥在衣衫的宽大里，从外表的端庄雅致到内里的琐碎热闹，亦如从骑楼转入小街小巷，就是地道浓郁的市井营生，该有的人生百态该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

――梁凤莲：《那些迤逦成片的骑楼》

骑楼，是广州传统市井文明的一抹重彩，在梁凤莲的浓墨勾画之下，它们“该有的人生百态该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应愿之地》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一股刻着时代烙印的“广州情绪”。英国女占星师莉娅.怀特豪斯最近撰文说：“…你只需要看着海洋是如何拍打陆地的，就会明白情绪对你的塑造模式…” “情绪”对人的塑造毋庸置疑，对作家文本的塑造也是一样，梁凤莲写作中有种广州情绪，张爱玲写作中有种上海情绪，“情绪 ”在这里成为了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共通的东西，而不同的“情绪”产生了不同的作家形态和文本个性。“情绪”是灵魂与肉体相依交战的分泌物，不是完全的感性，也不是纯然理性，它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水乳交融。梁凤莲散文中的这种“情绪”，可以说是我熟知的，日常得好像我们促膝而坐，话家常，吃点心，互赠女伴间才拿得出手的礼物……

飘到东，飘到西，穿行在浑沌与无着、浮躁与尘埃之间，惶恐地度过虚无的每一天，连惆怅地回头和张望都顾不上，怀旧也变得分外遥远及奢侈，成为了一种不可企及的“诗意”。而梁凤莲和她的《应愿之地》，于我是一种温柔而伤感的唤醒，复活了我沉寂已久的广州记忆。199４年，梁凤莲作为广东省作家协会首位签约作家，名声大噪，她的才子佳人式的文学婚礼更是轰动一时。我还记得，在婚礼前夕，凤莲姐姐吩咐我们这些文学圈的小弟妹们帮忙布置现场，一会指挥我在窗前插花，一会叫黄礼孩在墙上贴字……

我那时每天往返童心路上班，集采编于一身。在《广州之声.屏幕之友》头版，我刊发过一则凤莲伉俪婚礼的图文。二十多载春与秋，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问她，你还记得么？凤莲说，哈？真的吗？我都没那期的报纸…你们采访的都是大明星，你也没告诉我说要把我也登上去呀……说到这里，我们大笑，笑声中隐约可闻当年的纯真。凤莲说的不错，当时的广州电台（兼广州电视台）台长叶小帆，是一位高知文化女性，浑身的活力、能力和魄力，锐意进取、创新和改革，有许多开国内之先河的举措，《广州之声.屏幕之友》主编是潘健生，也是一位知名诗人，虽非大报，却是一份颇有“八卦”份量的文化娱乐报纸，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著名音乐、音像等机构和明星的注目，包括一些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风云人物，与文学的交感确实不大，但由于我这个文学青年与文学的关联，我将这份报纸寄赠给广州及国内外的作协和文友，因此知道它的人也不少，也有文友写些评论性文字给我，我也一律照登，甚至刊发过几次诗歌。那些在童心路度过的青葱岁月，像一股温暖又陈旧的海风，不经意地掀开记忆的窗帘，带给我曾经苍海的慨叹，却也没想到，帮我重温旧事的人，竟然又是凤莲姐姐。

在阅读《应愿之地》的过程中，我头脑中跳出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字眼，因此自作主张将梁凤莲散文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没有征得任何批评家的同意，也没有跟凤莲有过商榷，但确实有我的道理。

以我的个体阅读观察和文学直觉，当代散文令人诟病的地方不少，技艺上的创新几乎也陷于停滞。我笼统地以自己的方式分成几大类：文化大散文；小女人散文；心灵鸡汤散文；各种艺术随笔等。有些被推崇的包罗万象的大框架散文，无论题材视野，到谋篇布局，都显得巨大空灵，让人屏住呼吸来读，虽则郑重其事，却像端着一把椅子在罚站，不给坐下去，失却了自然意境，平常心态。再说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小女人散文，在一个日新月异、暴风骤雨的大时代，个体的情绪、感受、甚至于命运遭际、以及生命本身，在风驰电掣的时代列车滚滚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卑微，好比草芥渺小，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活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是每个人都遭遇到的严峻拷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小女人散文还是小男人散文（假设有小男人散文的话），都是对“个体”――“单独的人性”的一种重视，一种释放，是对个人生命意志的一种具体的抒发，它喊出了“我”的声音，“我”很重要，说出了女子（或男子）作为一种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独特感受，强调了女性（或男性）在自然和人类世界的存在感――不管从“人”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具有十分积极的进步意义。

因此必须承认，小女人散文曾是中国女性主义散文写作的一个显著标本。然而，曾几何时，那些流淌在风气中的小女人散文，渐渐充溢一种娇弱绵软苍白无力的“小女人情绪”，总体上表现得像一枚灵魂干涸、情欲旺盛的花蝴蝶――不但题材上狭隘，内涵也单调单薄，至于社会道义层面更加无所担当，除了虚荣心，别无痛苦，除却男女之情，别无他爱；好像时刻都在以一个未成年女子的心态向生活撒娇、索求……这种写作，虽然是女性意识的写作，呈现喜怒哀乐的方式莫不出自女性手法，但本质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这是极端的“女性”泛滥，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这种对“性别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强调，本能地排斥了女人的“妻性”，特别是，根本不具备女人的“母性”，更别谈及世俗意义的日常化的“主妇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妇性”，可能不必要解释，我想说一下的是，什么是“女性”――我个人将它定义为：性别的本能之一，极端亢奋的“女性”情感和意识，在此必须以“男性”作为在场者和参照者，用最通俗的话来比喻，就是不分场合，见了男性就会本能地“撒娇”，本能地演示自己的性感魅力，本能地要求男性将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本能地要“争风吃醋”；再比方说，一个满脑子爱情梦幻的女人，哪怕活到四、五十岁，孩子生了几个，她也是很少母性的，这也是“能量守衡”的表现，伴随着过度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她的丈夫或情人或许在情爱上是满足的（同时也有可能因她的频繁出轨而嫉妒发疯），然而她的孩子却有可能感到缺失母爱……在真实的生活中，极强烈的“女性”会引发冲突和矛盾，产生分歧和犯罪；在文学的情境中，极端极致化的“女性”意识虽不至于引发危险，但却可能失却构建文字世界的风度、从容和达观，无法彰显人性的圆融和成熟。

在生活中我也留意到，极强烈的“女性”是不分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或出身背景的，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2016年，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作为参照，仍有一些很“女权”的女性，一方面要“极度掌控”，一方面要“绝对依赖”，体现出极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情感特征，这本身是矛盾的，也是有趣的，这种现象是女性性别自我发展的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值得人类学家考究。我记得作家马长山许多年前说过一番话，大意如此：给女士开门、让座，是尊重女性的表现，不给女士开门、让座，是尊重女权的表现……两者果真是不可调和吗？其实也未必。在写作中，也正是由于缺乏了一种将女人的“女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妇性”揉和搅拌在一起的“中和性”或者说“包容性”，由于缺乏了一种大生活背景的阅历和淬炼，由于缺乏了一种大博爱的情怀和悲悯，只有对自我的关爱和怜惜，没有对他者的同理和同情，只要求外界和“男性”的共鸣，却没有交付出对生活以及对“男性”的基本共鸣，不自觉地形成了极端女性情感特征的性别中心主义，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据我观察，至今没有引起写作者与批评界的注意，凡此种种，构成了女性主义散文写作的局限性，使许多文本成为一种肤浅的泛抒情；极端女性情绪的过分流露和放任，客观上削弱了女性主义写作的理性思维和包容意识，而且在写法上、文字上，也不见得有太多惊喜，谈不上艺术的突破，反而相映成拙，越是强调女性立场的写作，越不具备女性的天然禀赋和美学，天高地阔更显胸襟之窄陋，对于讲究一点的、境界高远一点的阅读者来说，会感到乏味和无趣，产生很多质疑和不认同感，失去对文学的尊重。如果散文写作者眼界不提升，性格不成长，而将初级阶段的女性主义写作视为日常、正常，甚至于在某些批评家的文本下变成“惊艳并伟大着”，这是对阅读者思考力和理解力的一种蔑视，也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自我建设与创造产生负能量影响。

同样是女性主义散文写作，梁凤莲散文中的女性情绪流露却并不极端和刻意，不但不极端，而且很温婉，很善良，有时甚至很谦卑，忍让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没有一种对男性话语权色厉内荏的指责，没有咄咄逼人的强势――而你也完全不必担心，这样的女性写作是“不平等”的。恰好相反，我觉得这样平和的“女性情绪”才应该是常识化和常态化的，这跟凤莲平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比较吻合，她实在很客气，很有礼数，很重视别人的感受，从不流露出贡高我慢的心态。凤莲是贤妻良母，有一个安乐的家庭，是一个处女星座的好主妇，非常讲究完美，家里的每一寸地板都擦拭得光洁如新，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女性写作情绪的节制和内敛，固然跟她“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家庭观念有关，也跟她的“学者”思维同样脱不开关系。身为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优秀专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等头衔的梁凤莲，著作等身，载誉无数，共出版学术及文学个人著作28部，其中文学代表作有长篇系列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巷娈》，散文集《被命运催赶的夜晚》、《远去的诺言》、《广州散韵——相遇或者错过》、《广州散韵——情语或者诺言》等等。她是暨南大学文学与文化博士，后来又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进行博士后的研究，这样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广东省，甚至在中国文学界，就她的高学历而言，确实令人瞩目，然而，她的才识、女性定位、性情操守以及学者型包容性思维对她的写作产生的影响，则更值得引起关注，这使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具有了相对的超越性与独特性。这本以女性心态、学者胸怀、赤子情绪交织而成的《应愿之地》，是女学者厚积薄发的心语倾诉，是向一座城市致以敬爱的深情表达，既有原汁原味的生活积累，又有历史追问以及人性思辩，呈现出一种女性主义写作的深广度。文字当中有一种反思力，不但关爱“我”，怜惜“我”，更关爱“我们”，怜惜“我们”，这个“我们”，并不只是“同性”，还有“异性”，以此构成了女性写作的“包容性”。我感到她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觉醒、超越和创新，她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出发，但又越过了自己的小宇宙，将视野投放在无边无际的现实世界里，也同时向无始无终的哲学精神领域伸延。从一个女人的文学状态，可以观照她的生命状态，从一个女人的写作姿态，也可以洞见她的日常生活。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二十年中，梁凤莲早已经开始了她的女性性别成长的个体跋涉，不以性别抱屈，也不以性别自傲，她抛开了性别的困扰，终于做到了把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开发和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磨砺和完善，以此方式，她竟完成了女性性别成长和女性主义写作拓展的双重提升――感知到这一点，我很是惊喜，无论梁凤莲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也都意味着她开始了一种新女性主义的文本写作，不再重复别人，也不再重复自己，正如毕加索所说――世界期待我们去创造，而不是重复。新女性主义写作能挖掘到什么宝藏，是否能将中国女性性别成长的空间和容量真正拓宽，仍需要拭目以待。

现在再回头看看作家马长山提出的“女性”与“女权”的有趣比方，两者到底怎么调和，这当然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两性差异”。男女两性是有天然生理差别的，从婴胎期的染色体差别开始，在构造、体态、体能、声音等方面的差异都是明显的，这种差异很可能会造成情感表达、心智发育、思维方式、兴趣爱好、职业选择等各种各样的差别。我们一直强调的“两性平等”，原是指社会地位和精神意义上的平等，如果方方面面都要求一律平等，也是有违常识的。1910年8月，在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下成立三.八国际妇女节，次年开始正式施行，当然有一定政治色彩。后来德国有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说，70年代我们不再（需要）有妇女节了。话虽如此，在七、八十年代，德国接连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维护妇女权益，自此以后，在街头抛掷廉价的文胸、内裤之类的妇女节游行活动日渐式微。所以，妇女节在德国起源，却并不在德国持续地喧嚣。再后来，大概是2000年底，我在汉堡读到了《Emma》（《爱玛》）杂志，之后订阅了多年。创办人艾丽丝.史娃泽是德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杂志里面的文章许多都由女性主义作家书写，我也不觉得她们在观点或内容上有过度自恋的“女性”主张。艾丽丝.史娃泽在2010年发表观点说，妇女节是社会主义式的母亲节。从“妇女节”到“母亲节”，这是内涵全新的定义；“母亲”与“妇女”之间，有从属的亲缘关联，前者却更具体，更有职能感和社会性，这是一种传统角色的回归，是不是也在呼唤妇女们焕发和回归她们的“母性”呢？这个只是我的私人揣测。但不管怎么说，我可以用我的所见所闻证明，德国女士们在总体的性格方面都趋向于“中性”、“主妇性”和“母性”，一般都不愿意更不习惯开发“性别资源”，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们在精神层面上早就已经实现了“两性平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有独立心，作为一个“社会人”有平等心，作为一种“性别”有自尊心，她们是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女性”，也是真正强大的“女性”，“政治家默克尔夫人”不知道算不算有说服力？我在德国时，曾就默克尔夫人当时的衣着过于“古板严肃”发表过看法（当时的默克尔夫人正在积极竞选），登在欧华导报上，而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男人）大致是这样对我说的：默克尔夫人是科学家，又不是明星，用不着穿得花枝招展的…所以，中国男性作家马长山的“应该给女士让座还是不让座”的纠结，对于德国男性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德国的女士们根本不在乎男士们让不让座，如果你在妇女节这天，要求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三八快乐”，恐怕双方都会尴尬不已。

无论中国的人文环境有多少特殊性，女性成为“母亲”，男性成为“父亲”，这种两性自然分工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不妨承认差异，却大可不必过分去强调差异。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与男性是友爱的，真正的女性主义写作，与男权话语也并不意味着剧烈冲突。男女两性的性别发展是相辅相承的，两性的成长依赖于互相促进彼此启发，这也决定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成长，需要男性的共同成长作为伴随。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曲折发展，折射出当代中国男性的心智成长度和个性成熟度，而两性成长的契合度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人性发展的总成熟度。从世界文学的大生态来说，光有男人在写作，光有男人话语的文学，或光有女性主义写作，光有女性意识的笼罩，都必然会导致阴阳失衡―― 一个精神健旺、饱满有序的文学时空，是两性共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深刻又丰富的人性共鸣结晶体。

写到这里，想起藏传佛教家希阿荣博堪布曾这样说过“人”和“人性”：“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塑造者和负荷者。关于一个时代的劫运，其实无须问别人，看看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行动就能知道。共同的因缘，唯有大家一起在思想、行动上改正、进化，才能慢慢扭转。解铃还须系铃人。”――不以出家出世、与世无争为理由来回避“时代与人”，也许对当代的文学、文人、文本，也是一种开示。

我以前也写诗歌，写散文，现在主要是写作小说，有时也写点博客文章。作为一个散漫的自由写作者，并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或流派，也没有刻意去考究人性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然而事实却又证明，人性与文学一直在互相交汇，互相影响，互通有无。文学就是人学，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这句话具有永恒的意味。我旅居德国多年，自从数年前回归家国乡土，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有不少文学发小已经名满天下，见面也偶生隔膜之感，不复当年的亲爱热诚。只有凤莲还是如常的亲切，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那十年，好像我从没有去国离乡，一直都在，我们彼此在精神生活中仿佛有着从不间断的沟通……我有时很感触，我大概――或许――甚至肯定――也成为了梁凤莲广州情绪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吧？一波涟漪？一次瞬间？或一个原生态的符号？所以她才会如此地善待于我？每次评论家协会年会散会后，还没等我回到家，她的电话就打来了，她说人多没有跟我好好地说说话，因此在电话中，我们常常一说又是半小时，电话这端和那端的人，都在抢着讲话，凤莲有时会幽幽地叹息道：唉，打电话跟我争着讲话的人，就是你啦。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一隅，凤莲诚恳地邀请甚至是“央求”我去她家做客，去啦，去啦，我给你煮马来西亚咖啡哦――在这个人与人通联方式最丰富、人与人距离却最遥远的后互联网及新智能时代，人们宁可与机器人为伴、与AlphaGo对弈、也没有信心与兴趣跟人交流的时代，在人声鼎沸的大广州城，一个明明忙得不可开交的、社会活动繁多的广州文化名媛，却抱着最真实的初心请朋友上家里去聊天，这样的人和事应该很稀罕、很稀罕了好不好？！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宅女”，轻易不出门、不家访的人，我说好吧，去坐半小时就走，结果是聊了好几个小时……

我刚从德国汉堡回到广州那两年，曾经得了很严重的“失语症”，无论与人面对面交谈，还是打电话，都会忽然间语塞、结巴，词不达意，紧张得脸发红，有时在电话中失语达一分钟之久，才可以憋出第二句话来，往往急得泪眼已婆娑，偏偏却是缺失了一句汉语的修辞和表达；看报纸或看电视新闻也有类似的障碍，好像忽然间什么都变得陌生起来…曾经，老爹和老妈都以为我生了“怪病”，为此忧心忡忡，那些日子，我拒绝故事和回忆，也特别畏惧社交，远离了一切文学圈子，甚至去趟超市都感到羞怯……异乡和故乡如同幻影如同错觉，我同时怀疑过它们的真实存在。有时觉得独在异乡为异客，也好过身在故乡为异客，但也许最好的慰藉和解脱方法是，只把故乡作异乡，象异乡人一样重新去热爱。任教于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刘慧儒老师，是中国最早一批赴德留学生，说起故乡的话题时，他曾经一言以蔽之：故乡，并不存在。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我更加倚赖与凤莲的这种真心无饰的交往，我看重凤莲散文中的真实、真诚与真性情。要从诗歌和小说中看出“文如其人”，要求“文如其人”，这是一种妄想，也是一种没有文学常识的苛刻；然而，散文的内涵和属性决定了它有一种“真实”的品质，与人间的气场最为相通，甚至比报告文学更为讲究“真实可信”，从文字的情绪中更容易触摸到写作者心灵的温度。

世上除了金银珠宝，很多物质都带有闪闪发光的功能，比如能够把人刺痛流血的碎玻璃，靠近时寒气逼人，而远观时竟然也具有非同小可的动人光泽。在这个复杂无间的世态中，在人与文字的身体表里，都可能有意无意地镶嵌着人性的“碎玻璃”，阅读者感到受伤，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与梁凤莲接近，与她的文字相亲，我却是放心和安然，这也许是一种熟稔，也许仅仅是直觉，凤莲的身上，一定也有我所未见识到的棱角和锋芒，我所未感知到的柔媚与风流，但她的身上，我知道，她已经拔除了所有的“碎玻璃”，她是平常心的，真诚的，温暖的，包容的，当然，她也是倔强的，不甘平庸的，不辞艰难的。她有严重的腰椎和颈椎问题，经常疼痛发作，但绝没有一天耽误写作，她有相亲相爱的丈夫与儿子，有安闲生活的条件，却也从未有一天放弃过理想和追求。

梁凤莲将她的广州情绪托付给那些绵绵密密的文字，像岭南三月雨季淅淅沥沥落个不停的细雨，谜一般丝一样的细雨，让人喘不过气，也无法轻浮，只能慢慢地沉浸和感悟。她的文字中有尘世的忧郁和哀愁，有灵魂的无告与挣扎，有知识女性的自尊与矜持，有天真，有热梦，有冰凉的琥珀，也有狂野的鲸，却没有飞扬跋扈的矫情和伪装，也不见什么怨念、醋意与敌视，凤莲就是凤莲，她就是水中的一朵莲，高挑秀丽，有着自己的姿态和坚守，美得那样茁壮坚强；但她也是本色的，是柔软的，是一个性情温良恭俭的广州本土淑女，是一个也会在风雨中摇曳和哭泣的女性……她在《时间之外》所投注的真实无虚的爱与情感，那种生于斯、长于斯、血浓于水的故园情结，她对广州所表达的感恩和感动――“我的内心与状态都是这座城市的氛围气场所孕育所赐予的”，因为有辽阔也有细腻，有见识更有情怀，有涓涓溪流奔赴大海的无悔同执著、勇气与承担，因而构筑了一道独立的绰约的风景线；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天地间，她不卑不亢，郁郁葱葱，你一定看见了她的存在。这本书由“那些广州”、 “那些影像物事”、“那些异乡”交响成章，那些有着执迷不悟的痛感和痴情、那些渗透着温热而潮湿的广州情绪的文字，成为了一个文学广州女性最有说服力的代言。

2016- 3- 19  广州花地湾

陈惠如，笔名陈娃，生于广东。毕业于大学英语系，曾留学德国汉堡和美国乔治城。已出版有诗集《初》、散文集《纯情岁月》《真正的爱情是单相思》、短篇小说集《我是一只梦游的青鸟》，长篇小说《汉堡鸡尾酒》、长篇童话《想变人的小猴子》等，旅居德国多年，现居广州，自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