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莲继《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之后，沉潜多年，很“走心”地写出了《羊城烟雨》。这部长篇小说固然如前两部作品一样，写的是“本土题材”，可《羊城烟雨》呈现了凤莲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心灵成长”，具体表征是小说写出了其过去的作品早已约略隐现而尚不太深切的对于人生美学的思考，作品已经超越了“本土题材”的某种拘限，而显示出它完全具备进入文学“公共空间”的特质;它讲的是隐藏在时间背后的柔韧故事，以及所蕴含的柔韧美学，这是很“岭南”的，而其人生思考又不仅仅局限于“岭南”。

作品的主人公雨芊、雨荇，是一对姊妹，“荇与芊，都是水里的一种草，水流下的一种生物，它们必须活在一种优美的流动的滋养里，水灵水润的”，这是书中的话，而雨芊和雨荇，也正如水草一样，在“流动”的历史中柔韧地活着，而历史的“流动”，不一定总是“优美”的，很多时候，它裹挟着千千万万的人，人在其中浮沉、漂流，甚至呛水、挣扎，有时候不由分说，一个巨浪猛然袭来，人是否具有柔韧的心性就成了能否活下去的关键。这样的故事，很有珠三角的“水乡质地”，人物是水灵水润的，情节也是顺着时间或逆着时间地顺序或倒叙，构成了涵盖面较大的历史张力，也形成了类似于线装书出现之前的“蝴蝶装”结构，上卷为“姐姐雨芊的故事”，下卷为“妹妹雨荇的故事”，上卷的时间是从1950年代写到2010年，下卷则从2010年回溯至1960年代，这一对姐妹花，如水草般柔韧地存活于“波澜壮阔”的年代，她们各自的故事，时而胶着在一起，时而分途衍化，相互对照，适成“互文”，一部在手，犹如翻阅一本“蝴蝶装”书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父祖辈、同龄人，还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邻居们，也一同经受着“时代的考验”，一起见证着西关、广州城、珠三角乃至于全国的超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姐妹俩与其周边的亲友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一切为了卑微地“活着”，一切为了身边人得以“挨”得下去，一切为了在历史的“夹缝”里求得一步一步的自我成长，故而，在书中，令人深感凄怆的生离死别，活像蚂蚁般的忍辱偷生，以及暗生情愫而如镜花水月，身心破损却又以淡定的姿容、不失尊严的举止示人，诸如此类的“戏码”一一上演，读来不禁哀感人世之无常、庆幸人与人“心照”之可贵，全书折射出一种特定时代映衬下的生命本真形态。

生命的本真状态，每每在疾风暴雨、炎凉不定的社会环境里得以不被“遮蔽”而有条件地呈现。在凤莲的笔下，芸芸众生，好人居多，他们遭遇时代的淘洗，很多时候，是很无奈又很无助，可身份的卑微与生命的高贵成了一个“二元结构”，而对自尊的维护，对他人的体贴，对自我成长的期许，对柔韧地生存的坚守，都是能够维持这个“二元结构”在艰辛中“运转”的“活性养分”。他们因之成为不无缺点的好人，他们各自的人生因之具有人性美的特质，他们各自的故事因之而分别诉说着“柔韧”的奥秘。

可一切的一切，都已经隐藏在时间的背后，成为雨芊、雨荇一家的家族记忆，同时，也是属于她们所寄居的广州的城市记忆。凤莲在探寻着一种书写家族记忆与城市记忆的文学方式，它不纯粹是家族记忆，也不纯粹是城市记忆，而是两者的“交乘”，产生出一种“乘法”效应，家族记忆中的城市变迁，城市记忆中的家族命运，交相映发，相得益彰。这可以视为凤莲的叙事策略。

因而，小说内含三个层面：变动不居的历史，阴差阳错的人生，柔韧不屈的心性。这三个层面并非“板结化”的，而是类似于“长河小说”的写法，在时间的“长河”里，故事如滔滔江水，时而低回，时而澎湃，涌动着，翻腾着，所有的人与事在其间也随之涌动、翻腾。所以，整部小说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角色，那就是“时间”。它改变着一切，它是如此“诡异”，又是如此“多情”，甚至是，它可以如同“翻烧饼”一般将芸芸众生置于它的“魔法”之下，变着“花样”地从昨天走来，走进今天，迈向明天。

书中的雨芊有一句话：“我们这代人的光影大部分将隐藏在时间背后。”不管是姐姐雨芊，还是妹妹雨荇，她们的故事，顺着来从1950年代讲述到2010年，或者倒过来从2010年回溯至1950年代，在在呈现着“变动不居的历史”。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转型，等等，是西关的，是广州的，是珠三角的，也是全国历史变迁的“曲折而浩大的流程”。

雨芊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西关，刚来世上，父亲已经远在“天边”。其时，孤单的母亲怀着双胞胎女婴，遭遇难产，雨芊居长，几乎没命，幸得助产士抢救过来，而同一胎的妹妹则夭折于母亲腹中。作为妹妹的雨荇，比雨芊小了好几岁，是父母日后在一个近乎“地下相会”的境遇里结合的产物。她们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曾经任职于报馆，才华出众，可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成了“劳教人员”，先是发配西北，后来又遣送韶关，再后来打发回原籍广东南海，活像一个“器具”，不停地被挪置。母亲，本是小学教师，娘家人多定居香港，而她背负着“劳教人员”老婆的身份，忍辱偷生，抚养一双女儿，还要照顾日渐年迈、身体日差的公公。夫妻离散，哪怕丈夫历经磨难回到原乡，雨妈也只能从西关到南海去“偷会”雨爸，雨荇的出生端赖于此，时在六十年代初。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营养不良，加以身体素质较弱，雨芊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右腿乏力，行走不便。上小学四年级时，幸得一位医生的医治与呵护，雨芊的病情得以稳定并未恶化。在那个父亲“缺席”、母亲艰辛“挨”日子的童年时期，身有残疾的雨芊，还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恶名，其状可怜，而出身铁路机务段的邻居小哥哥，根正苗红，却毫无机心，尽管也帮不上大忙，可面对日常生活里的琐琐碎碎，帮上一点小忙也足以让人深感暖心，雨芊正是在如此这般的邻里生活中渐渐长大，见证过“白卷英雄”的出现，算是读过书，算是就过业，也勉强算是在内心深处“恋过、爱过”而不见得有何正式的结果，但也还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情缘”；时光就这样流淌着，时光在“雕刻”着雨芊的容颜，时光也在考验着雨芊的耐受力与坚韧性。然而，她在领受着无情的岁月的同时，也感受着人与人心灵间的可以融化郁结的暖意，这是变动不居的历史最值得缅怀的“诗情”。雨荇的故事，比雨芊的多了一些色彩，她毕竟比姐姐小了几岁，姐姐“赶不上”的机缘她刚刚可以赶得上，比如读大学，比如更为体面地就业，比如拥有一份世俗的“成功感”，等等。但无论如何，姐妹俩互有差异的生命故事却在历史的层面上大致“同质”，都有一种随着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呈现出来的凄酸，都有一种面对历史变动的无奈，也都有一种虽然缺乏亮度却又不无亮色的人世“小确幸”。

凤莲对历史并不悲观，其笔下的人物故事，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人性之美总会存在，再怎么艰辛，再怎么难挨，总会有“挨”得下去的路数，卑微的身份没有什么，高贵的生命才是值得为之“挨”下去的最大理由。而在“挨世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点滴之恩，关键时刻的一声问候，困顿不堪时的“些许”援助，等等，对强化人性的柔韧度大有“奇效”。雨芊、雨荇的故事，充满着这样的叙事因素。这是《羊城烟雨》令人读来感到冷世里有暖意的地方。

当然，冷世里不免出现很多阴差阳错的人生。这类故事构成了《羊城烟雨》的故事主体。且以雨爸为例。雨爸的经历是雨芊、雨荇们家族记忆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位昔日报馆里的才子，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被划为“异类”，成了“劳教人员”，其整个家庭顿时陷入困境，尤其是讲究“出身”的时代，这一点给他的家人尤其是下一代造成极大的困扰和焦虑。而一家之主，被硬生生地“抽离”出来，其本人也成了这个社会的“赘馀”，广州而西北，西北而韶关，韶关而南海，多地流转，本来生性敏感的书生却只能将种种非人的感受埋藏心底，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令自己的家人“好过”一点。这个文弱书生，竟然冒起险来，偷渡香港，不期然遇到施以援手的恩人，得以在新界藏身。本来，他对雨妈深爱有加，活着回到故乡，是为了妻子和女儿，还有病病怏怏的老父亲，可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跟恩人的女儿成亲，重组家庭，再行生儿育女。他重组一个家庭，为的是希望能够有能力救助自己的原有家庭，能够给他们悄悄送去某些生活必需品。这简直是一个悖论，是造物给雨爸开的一个很大的“玩笑”。如此阴差阳错，可以想见，一个巨大的难题已经横亘于雨爸面前。雨爸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活在人生的“夹缝”之中，且不说动机如何，其行为举止不无可议之处，其性格也不无弱点甚至是缺点，可是，他并非无情无义，雨妈她们的确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南风窗”而生活略有改善。这类故事，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并不鲜见。其实，雨爸的形象还可以写得更丰满一些，他内心的矛盾、不安、内疚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安慰”，都可以再深入描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呈现人生的多种真实面向，《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名著恰是范例。凤莲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个要点，并有所尝试，希望日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回到《羊城烟雨》文本，该书写雨芊、雨荇的爱恋故事，她们各有所爱，却也爱得含蓄，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错过时机，可又很执著，很痴情；在那个“禁欲”的时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与现在的年轻人相比，简直是不得要领，正是不得要领，自不免就产生不少阴差阳错的故事；再加上还有不少机缘以外的因素明里暗里“发酵”，如随着改革开放，北方姑娘南下广州，自己对心仪的对象尚未开口，对方已经被爽朗的北方姑娘“捷足先登”，只好徒叹奈何。南方女子在爱恋方面有其“弱势”，可正是这样，她们在情场上的矜持与谨慎，却是“岭南叙事”的颇有特色的部分。她们很温柔，也很柔韧，内敛而不失风度，内热而持守分寸，南方的故事有其迷人的朦胧感与“润泽度”。

生活在一个跨度较大的“历史流程”里，雨芊、雨荇的人生，有不幸，有挫折，甚至有不少酸楚，可她们不仅见证着历史艰难地前行，而且在各自的人生航道上也算避过了不少急流险滩，载浮载沉，柔韧地成长。对于这一点，雨妈从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成长史有独到的感悟。雨妈，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高于雨爸。因为，凤莲所发现的“柔韧美学”，不仅体现在雨芊、雨荇身上，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雨妈的所有经历之中。她的丈夫，含冤被驱遣在先，离家重组家庭在后，这对于一个家庭主妇而言，都意味着接踵而来的“灾难”。一个知识女性，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不得不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不得不以自己文弱的身躯承受家庭变故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其内心的悲哀、无助、凄凉，可想而知。可是，雨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忍受了本来不应到来的一切，她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还有公公有尊严地活下去，她将身为职业女性正当的人生追求深埋心底，她善意对待周边的每一个人，更为难得的是，她吞下了身为女人、妻子、“黑五类”老婆、丈夫身边又有一个女人的种种的屈辱，淡然地活着。这是岭南文学史上少见的女性形象，这是现当代小说史上少见的“母亲”。雨妈因为爱着含冤受苦的丈夫，因为护着已经变得凄凉的家，这一位原来的小学女教师能屈能伸，以自己灵巧的双手做女红，帮补家用，而别人一点一滴的帮助，她都铭记在心，时代一点一滴的进步，她更是敏锐省察。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七十多岁的雨妈回顾前尘，心心念念于变幻的风云和“好彩”活下来的桩桩件件的往事，淡然说：“（雨芊、雨荇）她们俩都不是幸运儿，好在还算有惊无险，所有的惊惊乍乍，都归复平淡无奇，到头来还有安稳，就是比较好彩了。这么说来，也还算是幸运的。”本来是造化弄人，而苍生何辜要遭受那么多的磨难，可雨妈以柔韧的心性“消化”了生命中的种种“不幸”，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阅历，转化为自己的人生财富，转化为评判时代进步的一把“尺子”。雨妈没有宗教信仰，她们那一辈人在“扫四旧”的语境里生活，几乎没有机缘接触宗教，可是，雨妈却有一种佛家常说的“平常心”，她对“幸运”的理解就归结为“平淡”与“安稳”。她与命运“讲和”，这是岭南人的一种精神气质，既不屈服于命运，又并非“刚烈”地而是柔韧地面对命运的考验，最后在可以消化一切的前提下跟命运“握手”。

凤莲从雨妈等人身上深切地发现了这样一种人生美学。雨妈拥有一份淡然和坦然，她感知到人生在风雨雷电之后尚然可以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澄明心境。这不是哲学，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