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家黄耀华新作《日照清东陵》的最大亮点，是其对历史文学文本作出的探索性的创新尝试。

1.从文体上看，《日照清东陵》采用了非虚构文学的形式，对清代几个主要朝代的帝王及相关人物和事件，形成一个个看似相对独立的板块，甚至是断片式、碎片式的章节，却又以相对串连、可连接的叙述方式进行的历史文学文本设计，是一种典型的文本创新。

我们可以把《日照清东陵》定义为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可以将其定义为历史传记或历史报告文学，因为《日照清东陵》并不像传统意义的长篇小说那样，有明确的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主线，也不像传统长篇小说那样拥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和可读性。但《日照清东陵》究竟算是长篇小说还是传记文学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文体对作家们的传统的历史文学创作，以及对读者们的传统的历史文学阅读，不敢说是一种颠覆，一种撕裂，但肯定可以说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创新。

2.从作品架构上看，作者并没有赋于《日照清东陵》十分清晰的主题思想、主要人物、主要矛盾冲突事件，支撑起《日照清东陵》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的，只是一些板块式、碎片式的历史细节和情节，以及特写式的历史人物描写。

 宏大叙事里突显历史必然性，微言大义背后，同样也可以隐含着个体命运的偶然和乖谬。咸丰的帝师杜受田在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并不被人特别关注的人物，而在《日照清东陵》中，作者通过人物特写的方式，用了单独一节，把杜受田放在风云起伏的历史大环境进行了介绍和描写，让杜受田这个人物，在清代历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也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种板块式、甚至是碎片式的架构，在历史文学写作中颇为鲜见，可以说也是一种创新。

3.在历史文学中的人物塑造上，《日照清东陵》也有自己新的思路。

在我国的历史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着历史叙述真实性的真诚追求、传统文化全方位抒写的严肃态度和现代意义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照清东陵》没有纠缠在这些矛盾中，作者没有像历史虚无主义者那样去戏说，更没有像教科书一样去介绍历史，而是在历史写作中，更侧重人性的展现。

比如，作者通过大量的正史、野史比对，对重要历史人物慈禧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后，从人性的角度，对这个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对慈禧是这样描写的：

“人们或以为慈禧身为皇太后，可以穷情极意、为所欲为；其实相反，她不过是个做事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女人家，许多主张受到大臣们的抵制，也不敢坚持，十分无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样，耳朵根软，容易受人影响，受情绪左右，有时情绪一来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作者认为慈禧何曾是个政治家，一直是个女人家而已。

而在历史文学中一直受忽视，被认为是个令人同情和可怜的角色，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的东太后慈安，作者则通过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描写，告诉读者，这是一个致命的历史误判。东太后慈安其实是个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物，甚至超过机敏狡黠的慈禧。

历史文学能够成为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厚重之作，必定承载着足以让人们振奋、深思的富于理性内涵的元素。“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罢，历史文学需要振起艺术想象的翅膀，以史为鉴，以史喻今，尽情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真实，而完成这些使命或责任，精神价值或思想力是极其必要的因素。

可以说，《日照清东陵》在文本上选择了以展现历史人物的人性作为写作切入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4、在作品的主题思想表达上，《日照清东陵》中也有自己新的设计。

文学的一边是历史，另一边是哲学。人类存在的总和，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构成历史本体。而我们见到的并不是历史原貌，而是书写的、记载的、讲述的历史。批评家常说，“50后”作家的现实主义历史重构，“60后”作家的先锋主义历史拆解，“70后”作家回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汇路口的历史反思，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考量。

黄耀华作为70后的作家，在《日照清东陵》中，他虽然也在对人物和事实的细节与语言处理上，表达了今天对历史的文学关怀。也不时在书中以今天的现实立场去评说种种与文献史实交错迷离的历史，在这种迷离中发现一种真实性。

但深入到《日照清东陵》历史的路径、表现历史的角度，剖析历史的策略，雕刻历史的意图，可以发现，在黄耀华笔下，这些不仅仅是历史，更多的却是一种哲学的思索。而这种思索，和因为这种思索得出的种种结论，也更多地由读者自己去完成。

可以说，黄耀华找到了那个阿里阿德涅线团，镜子在他手中像一个带有复杂图案的魔方，他不是旋转回完整的六面，而是故意把图案拆散，就像那些板块式的历史和碎片式的细节，以及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人物特写，魔方的每一面留下一个线索，由读者自行去拼出完整的清代历史真相、以及与当今世界和人生人性的联系。

作者在历史文学创作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源自作者多次亲赴清东陵现场的考察、以及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把握的自信，这种探索和创新值得鼓励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