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至广东，始终不敢有论，是由于未得甚解。广东大，广东深奥，广东具独特性、复杂性和前瞻性，难以看透。 

中国人在先秦以后发现了七个天府之国，是关中、成都、并州、江南、闽中、幽蓟和盛京，竟缺了广东。实际上论沃野，论气候，论物产，论舒适，广东为天府之国是无愧的，可惜它距中原太远，中原王朝得其之利少了一点，遂未得其号。

广东在南岭以南，南海以北。照风水先生的观点，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当然属于咸阳了，是上上之畛。广东还有珠江，它的三角一带尤为富饶和温润。

今年我有幸走了广州、惠州和深圳，见鱼见虾，见蔬见果，不胜其鲜。举目陆上，丘陵起伏，树木䓤郁，稻田与荷塘兼有情韵。涉足海岸，日夕霞绚，夜月光明，尤其沙细风软，戏以白浪，显然潜藏着什么诱惑。想想长安，遂觉广东人更是有福的。

那么谁是广东人呢？

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用石斧石锤之属，足见广东开发之早。到了先秦，有中原王朝称江南人，包括岭南人，包括今之广东人，为诸越或百越，足见江南部落之杂。大约广东一带的人为南越，以别于吴越、扬越或闽越。不过诸越或百越终于同化在汉族之中了，这也是由生存法则决定的，任何酋长也无奈。尽管如此，广东人似乎仍是别具一格，其小麦肤色，灵如海魚，骨肉匀，密度大。

广东人里也有客家人，他们分数次迁移于斯。北方人，包括中原人，只有在秦始皇时代是以强者的身份往广东去的，其余多是躲难。历史上五胡占据中原，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金人入主中原，蒙古人入主中原，满族人入主中原，太平天国运动，都导致了中原人背井离乡，落户江南以至岭南，包括落户广东的，他们遂为广东人里的客家人。客家人迁移便活，于是世界上就遍住客家人了。

20 世纪80 年代，社会改革并开放，从而有四面八方之士往广东去创业发财，转换命运。春秋几十，他们也就成了广东人。如果称他们为广东人还略显勉强，那么称他们的子孙为广东人大约是合乎情理的吧！

广东显然是包容之地，每隔一段，便有一批新鲜之民进而居之。这扩大了广东，并给广东输送了生力和魅力。然而谁是原始意义上的广东人呢？他们在哪里呢？他们被稀释了，被掩蔽了，被淹没了。不过他们并未消亡，他们仍在传续，或是沉淀在我难以发现的地方吧！总之，在广东看到的广东人，我以为都是真正的广东人。

神话上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这应该是有根据的，它无非曲折地表达了一颗慧星砸向大陆导致的天文与地理现象而已。西北多山，有草原以游牧，平畴以农耕。东南沿海，水产之饶，舟楫之利，除了台风偶尔作威，似乎不费牛马之劳，也能居之安逸。黄河以北，秦岭以北，淮河以北，包括中原一再出现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反复进行的王朝更迭，对东南似乎冲击不大。反之，每隔一段，社会的震荡就会向江南和岭南输入一批精英，此谓之客家人。其尽管是失败者，然而能做逃脱者，谁不是豪门世家呢？

关键是，公元前21 世纪到公元19 世纪，或公元前221 年秦立到公元1911年清灭，足有四千年或两千年，指导中国发展的文章、礼乐和儒术，一直在北方酝酿，并从来以习惯化和磨道化的方式更迭权力。然而自1840 年以后，从大陆的东南，从江南，从岭南，从面海的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出现了新的思想，其异于传统的思想，以对中国进行变法或革命。

从广州至惠州，再至深圳，六天时间，过桥穿洞，望气观潮，也够我推究了。我屈指而数，近代以来，风流之士多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和广东。当然，各地的风土有别，其人的风格也有别。不过总之，近代以来，改造中国的智库是在江南，是在岭南。

饮广东水，食广东米，走在广东的路上，便难免深味广东。

我以为广东人在历史上再受压迫，再受剥削，再受穷，再受苦，它也不出李自成或黄巢这样的角色。既使出了造反的领袖，他也难以有效动员群众，是因为在广东稍有劳动，人就能生存，何必要为饮食而冒死？似乎也无将相宁有种乎之问，是因为广东人的日子比将相的日子还舒服，何必要冒死当将相呢？苏轼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以进取立身的苏轼，在广东待一待，也乐得无意出仕了，可见广东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是多么凌厉。

广东人在历史上虽然也接受孔孟之道，不过细察，它自有一套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自有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广东人当然是中国人，不过它是一种低调而坚韧的中国人，不求异，也不趋同。南海以北，南岭以南，属于广东人的家园。

以环境之故，广东人方便海外贸易。他们大约属于以贸易的途径，最早进入世界秩序的中国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也许不晚于汉武帝的丝绸之路。他们应该是以贸易之道，最早直视西方社会的中国人。特别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贸易的体验和感受，他们获得了新的改造中国的思想。他们也在源远流长的贸易关系之中，发现了平等和公正的意义。 

19 世纪以后，有很多广东人连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使中国进入先进民族之林。虽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和湖南，也有大量图强之士涌现，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尽情作为，然而细察，广东人的筹谋似乎更为深远。我在广东数日，有10 位广东人总是浮出我的脑子，他们是：黄遵宪、邓世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苏曼殊、邓演达、叶公超。

叶挺和叶剑英当然也是我反复琢磨的广东人，他们也是为救国救民而杰出的。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为什么从1978年发韧的改革开放要选在广东进行？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它显然也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我以为，选在广东进行如此重要的社会改造与变革，完全基于广东的优势，这就是它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及其以贸易的钥匙了解世界和交于世界的文化心理。还有，以海外贸易的积累，他们本具开放的视野。

广东之旅的意外收获，是我知道了江南和岭南的希望之窗。沿海所蕴藏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精神财富。希望总是有的，这使我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