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岭南文派”的概念有了发展，显然已不是“广味”所可以涵盖的，它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精神、商业伦理和开放意识的贯注，是最早对世俗性现代性和平民性的对应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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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广东经济大省地位的确立，寻求文化话语权的努力在学界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间广东学界就“岭南之谜”、“珠江大文化圈现象”、“广东影视现象”、“朝阳文化论”、“广东流行文化”等论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辩析；与此同时，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岭南文库”的出版为阶段性学术成果，对广东文化的现实和历史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接。这种正名和辩护当然是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文化支撑力提出的要求。

在对家底的清理和对新的成果的归纳总结中，一个长期以来不尽清晰的广东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来，“珠江大文化圈”的称谓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为广东文化在全国的文化定位确立了言说的座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日后人们谈论广东文化的三点共识，即：

从历史角度看，广东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这种独特性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品格；

从现实角度看，广东文化属于“无历史状态”的文化，它年轻而有活力，属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属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

从价值角度看，广东文化虽有自己独特发展的历史和品质，但由于长期以来以内地文化为正统，体现出一种盲从性，广东文化要想在新时期获得新的提升和飞跃，必须寻找新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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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文化的考证、梳理和正名，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与此相关开展的对广东文化身份、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尽管不约而同推出的都是“套餐式”广东文化，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对话基础和机制。按照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的说法，“广东文化”起码包含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思想文化与学术成就。岭南思想文化既开风气之先，又承继了中国学术的正统。惠能、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岭南文化的标识。

二是以中原汉人血统认同为依归的族群（或称“民系”）划分。岭南文化除了可划分为“汉族风俗文化”和“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外，更可根据方言分为“广府”、“客家”、“潮州”三大族群，它们都是岭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民间民俗文化。岭南地区的婚葬、节令、饮食等种种习俗，向被视为蛮风陋俗，后来逐步升格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广东话、粤语歌曲、粤菜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风北渐，随广货一起影响全国，甚至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木鱼书、粤曲、南音、咸水歌等也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民俗运动中早登大雅之堂，客家、潮汕文化研究目前更是风生水起，后来居上。

“广东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自然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这种“套餐式”广东文化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能参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广东文化的建构。所以，35年来不绝于耳的对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岭南文派、第三种批评等等话题的讨论，都是对“广东文化”的一种建构过程。当前，对“粤派批评”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题的提出也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延伸，是接着说，继续说，而不是新话题。

鉴于广东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海派文化的独有特征，早在30年代，欧阳山就创办过一个粤语文艺刊物《广州文艺》，提倡粤语小说和歌谣体的通俗文学。他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和黄谷柳的《虾球传》，都是成功的“广味”小说，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说相媲美。吴有恒也坚持探索运用粤语来表现地方特色之路，他还率先提出了“岭南文派”的倡导，在《应有个“岭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张南腔北调的。”“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然而，也不仅仅是为了避短。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他的作品通过精心加工提炼的地方俗语、民谚和歌谣，不同于北方方言词法和句法的词语和句子，继续“广味”小说的美学道路上跋涉。新时期以来的杨干华、刘西鸿等，在广味小说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岭南文派”尽管没有形成大面积的创作实践，但应该说是存在一条文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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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时期以来，“岭南文派”的概念有了发展，显然已不是“广味”所可以涵盖的，它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精神、商业伦理和开放意识的贯注，是最早对世俗性现代性和平民性的对应和演绎。客观来看，仅就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和新世纪文学十多年来，广东文学界标志性的名家、大师，跟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湖北来比，确实存在影响力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名家大师，其实范畴大抵不离1980年代启蒙时代沉淀下来的那一拨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锋文学。启蒙和先锋，作为一种是评价当代文学的普遍标准，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基本标准。这样一来，整体上相对平和、少剑走偏锋的广东文学，在那个时代就不会太受待见，沉淀下来作家，也就相对有限。所以，如果从已经完成的经典化的标准来看，广东文坛确实缺少像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承志、格非、余华等吨位比较重的名家大师。这点无可讳言。尽管随着近年来广东吸引了部分已经享誉国内文坛著名作家入粤，如邓一光、杨争光、鲍十、蒋子丹等，但尚未完全改变广东文坛在国内文学版图中的传统认识。

但是，这是评价标准——主要是启蒙、形式和乡土标准导致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从现代性经验的传递这个角度看，我们则会看到广东文学其实凭借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石涛等书写的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刘斯奋对知识分子小说文雅传统的坚守，林贤治、筱敏等对学者散文、思想随笔的卓越贡献，张欣、张梅对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细捕捉描摹，陈国凯、吕雷、廖琪、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杨黎光、杨克、范若丁、肖建国、乔雪竹、彭名燕、李兰妮、吴启泰、南翔、曹征路、郭小东、熊育群、魏微、盛可以、东荡子、黄金明、王十月、郑小琼、王威廉、吴君、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孙向学、丁力、蔡东、毕亮、厚圃、陈再见等对广东既定文学形象的不断刷新，肖殷、饶芃子、黄伟宗、黄树森、黄修己、蒋述卓、林岗、谢有顺、陈剑晖、杨宏海等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建树等，都已构成文学粤军的基本面貌，也使得文学粤军，其实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无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历史地看，粤派批评的倡导和探索，不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代以来，广东学人对广东成为中国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个学术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中外学者也有多人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民国时期，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20 世纪20至30年代，相继聚集北京的广东学人渐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肇祖复函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 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也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之语。可见广东学人在近代以降在全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由于广东文化重商言实、好急功近利的原因，无论文学还是学问，广东本地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以至于出现“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桑兵语）的现象，广东似乎不太宜于非功利的文学和学问的发展。同样是陈寅恪，他也慨叹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所以一百年间，在广东本地生活和从事学术、文学的大家并不多，或者可以这样说，广东籍的文学、学术大家，只能出现在移居外地之后（如梁启超、陈垣、张荫麟、陈受颐、黄节、容肇祖、容庚、商承祚、伦明、容肇祖、罗香林、岑仲勉、钟敬文、饶宗颐、黄药眠、洪子诚、杨义、陈思和、陈平原、温儒敏、黄子平等）。

这是历史的经验。毫无疑问，对于粤派批评这一话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说到底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或者说是一种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学派的一种在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的当代回应。广东文艺理论和批评，依托广东文化的深厚积淀，依托文学创作领域岭南文派等的实践（美术界则有岭南画派），依托新时期以来的新的文化因子和成就的基础，这样的自觉探寻和建构，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也呈现出来一定面貌的。只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对于制约粤派批评的各种因素，需要特别予以警醒、警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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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学派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思想成果。一般来说，形成一个学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要集聚一批学术同人。三是要有较多学术阵地。四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积淀。

粤派批评的建立，有如下几点可以探讨：

优势：一是区位优势，靠近香港，相对来讲能够较快捷享受全球学术咨询和交流平台。二是移民文化优势，带来了文化丰富的多样性，也带来了更多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三是经济发达，学术理论从业人员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四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前沿性问题优势，有利于形成超前的问题意识。五是有学术兼容并蓄的优势，多种传承的研究者在次汇聚、碰撞、交融，减少了对师承、地域等关系的依赖性，学术民主意识更易形成。

基础：就改革开放35年来的考察，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在广东学术批评领域（宽泛意义上的粤派学术），师承性、问题性的学术圈子，大致有如下一些：饶芃子及弟子的文艺学研究，黄伟宗及弟子的珠江文化研究、广东本土作家作品研究，黄树森及弟子的岭南文化与文学实证、对策研究，黄修己及弟子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叶春生及弟子的区域民俗研究，康宝成等及弟子的戏曲民俗学研究，黄天骥及弟子的戏曲学研究，吴承学、彭玉平及诸弟子的古典文学文体学研究，蒋述卓及弟子的城市诗学研究，程文超及弟子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艾晓明及弟子的女性主义研究，陈春生、刘志伟、程美宝等及弟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周大鸣及弟子的都市人类学研究，景海峰、蒋庆等新儒学研究，林岗、高小康等的文艺学研究，甘阳及弟子的新保守主义文化研究，谢有顺及弟子的当代文学叙事伦理批评，曾经在广东工作的张柠、洪治纲等学者精细的文本研究，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打工文学研究等等，还有其他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圈子若干。单是挑出其中的文学批评流派，也无法一一列举。

劣势：一是区域性文化重商言实，人心浮躁，学术界同样会受影响；二是学术研究基础不厚实，大学、研究院所，吸纳、培植不了足够多的名家大师；三是缺少学术阵地，全国重要影响的文学和学术期刊、重要的学术理论论坛，相对较少；四是是对基础社会科学的重视不足，实用性的、对策性的研究相对更受重视，文学艺术和学术基础理论方面的重视度相对薄弱。

基于上述判断，如果有效破解学派建立过程中的上述问题，扎硬寨，打硬仗，稳步做起，相信粤派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将会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为学派的粤派批评，理当也会呈现出更加清晰的形象。

作者简介

于爱成，男，1970年10月生于山东高密。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等学术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理论与批评文章多篇。曾获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