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文化界，要有革命的学风和文风，要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堪称代表光明的一种“新写作作风”文派，是最能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派。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事业之两翼；首者是土壤，后者是庄稼，两者有似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探讨粤派批评，理当深入探讨珠江文派。

珠江文派是广东文艺领域与“岭南画派”、“广东音乐”并列的作家文派，曾有人称之“岭南文派”。这是就地域而言的文派称谓。笔者认为，这个作家文派，应当有个既标志地域又表明文化特质的派名，应称之“珠江文派”为宜。因为珠江水系流域覆盖广东及岭南地域（所以珠江文化包括广东及岭南文化）；当今“泛珠三角”（9十2）地域合作，即是以珠江水系流域及其文化为支撑；珠江水系文化即珠江文化。这是一种具有水系文化形态及系统的水域文化，是我国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于世界水系文化之林的一种大江大河文化。

从文派的特质上说，珠江文派者，写作气派相通之广东作家群是也。何谓之“气”？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浅白言之，“气”即精神、气质。何谓“气派”，即写作的作风和气度。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文化界，要有革命的学风和文风，要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区的人民文艺，堪称代表光明的一种“新写作作风”文派，是最能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派。这种文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传遍全国，自建国后，逐步泛化并衍化为许多各有自身民族、民系、水系、地域文化特质和写作气派的作家群，也即是文派。珠江文派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中国文派中的一个。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和影响，与早已知名的山西“山药蛋派”、河北的“荷花淀派”、湖南的“湘军”相比并不逊色，只不过其有实无名而己。

这部《珠江文典》（下称《文典》）所选的26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是珠江文派存在并长期发展的一个实证，也是珠江文派作家群以其“写作气派”相通而凝聚为“群”、为“派”的实证。这批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至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广东作家，他们的活跃年代，与《文艺报》开辟《经典作家》专版所介绍的作家大致相同，所以我们也称他们为广东新文学经典作家。他们的活跃年代及其成就，是珠江文派走向成熟的标志。

本书着重对这批经典作家“记住乡愁”的作品进行选析，并以《文典》为名，既是以其为“记住乡愁”作品之典范，又有以其珠江文派代表作之意。众所周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提出的号召。鼓励各地开展“记住乡愁”创作，正是实现全国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也是鼓励或发现文学流派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着重从这途径选析这批作家的代表作，并以此透析广东作家群以“写作气派”相通的“气”之所在。

一是“天气”，包括自然气候环境和时代精神之“气”。珠江文派作家的作品，大都很注重以独特的南方气候与自然山水风物的景象，再现所写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时代精神，往往天时之“气”与时代之“气”，融汇于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粤派风韵。最突出的代表是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两书所写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大革命的时代风云和时代精种，都投影于一幅幅浓郁的岭南风情画中，甚至一年四季的节气变化和社会斗争的风云变幻，都细致入微地融现于“乞巧”、“人日”之类时令节日活动的描写上；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分别以“乡”、“山”、“海”的岭南地理风貌，展现了华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代画卷；杨奇的《风雨同舟》、萧殷的《桃子又熟了……》，以亲临其境的时令与时代气候一体的实场实景，分别实录了抗战胜利后和平谈判时期与建囯前夕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等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黄秋耘的《雾失搂台》和岑桑的《如果雨下个不停》，将“文革”年代的社会心态和灾难寓于岭南多雾多雨的自然景象之中；杨应彬的《山颂》和《水的赞歌》，以岭南的山水风貌寓现了昂扬时代的凌云壮志；郁茹的《落雨大，水浸街》，以广东特有的天气民谣，特有粤味地体现了深圳特区新办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二是“地气”，即广东独特的风土习俗之“气”。“山水”即地方风土，“乡愁”即乡恋，主要体现于地方风情习俗。广东作家个个都是写风土人情的高手，本土创作几乎篇篇都有习俗。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之一秦牧，以长篇散文《土地》纵横捭阖地抒写了传统的土地崇拜习俗，并在著名散文《花城》中，以对传统花巿习俗的精美描写，热烈地歌颂了广东人种花、爱花、赏花的崇高美德和奋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精神，使千年古城广州增加了一个美好的名字一一“花城”；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以珠江河上的变幻水声，诉说了蛋家人的水上风情和在黑暗年代中的秋风秋雨；于逢在《金沙洲》中通过〔龙舟节日〕习俗描写，体现了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特质；黄庆云在《一个传统的理想》，以阿婆崇拜的习俗赞颂了广东人传统的寻根问祖观念。

三是“人气”，包括在千姿百态的作家风格、人物典型、乡里亲情之间相通之“人气”。入选《文典》作品的作者，都是各有艺术风格的作家：欧阳山的执着，陈残云的洒脱，秦牧的广博，杜埃的宽厚，吴有恒的豁达，黄谷柳的平真，黄秋耘的淡远，萧殷的求实，杨奇的精细……但他们又都共有相通之“人气”，即：珠江恋、岭南情、粤海风；他们笔下的人物，如周炳、区桃、许火照、许凤英、虾球、阿娣、刘琴……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的典型，又都是一派别有“广式”风姿的俊男靓女；他们所写的乡土作品，如杜埃《乡情曲》、楼栖《周年祭》、易巩《杉寮村》、韦丘《沙田夜话》，芦获《渔村潮汐》、紫风《阿螺姨母》、贺青《杜鹃的叫声》、曾敏之《鸟声》和陶萍《梅花村散记》，都分别在各有特色的客家、潮汕、广府、渔村、山区、城中小区的民系乡里描写中，贯串着“人气”相通的乡里亲情。

四是“珠气”，即珠江文化气质、特质、内涵之相通。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提出珠江文化概念并开创珠江文化领域，就是从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珠江岸边》等作品中发现并开始以多学科交叉系统工作进行研究的，故称陈残云是“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总体上可以说，广东作家群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写到珠江水、珠江史、珠江情，都以不同年代的题材、故事、文体展现珠江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所以说是“珠气”相通。除陈残云外，《文典》所选秦牧《愤怒的海》中的《珠江水长》、杜埃《花尾渡》、华嘉《荔技湾夜》、曾炜《海珠桥抒怀》、易巩《珠江河上》、关振东《夜游珠江》、林遐《撑渡阿婷》等珠江题材作品，既在总体上系列地反映了珠江在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风貌和发展，又分别在个体上展现了珠江文化开放性、包容性、领潮性、重商性、实效性的特质；由此亦可看到，珠江文化特质正是广东作家群相通之“珠气”。

五是“海气”，即海洋文化及宽宏如海纳百川之大“气”。中国三大江河文化各有独特风格：黄河文化如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江文化如苏轼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珠江文化如张九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见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最大区别，是海洋性特强。因为珠江流域海岸线最长，江海一体，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从此启航，分布世界华人华侨最多，海洋和华侨题材作品也最多。20世纪80年代，秦牧的《愤怒的海》、杜埃的《风雨太平洋》、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等华侨题材长篇小说接连问世，轰动一时。由此，吴有恒提出《应该有个岭南文派》。显然，这是从这批作品看到广东作家群具有相通并特强之“海气”而提出的主张。堪称珠江文派泰斗的欧阳山有言：“古今中外法，东南西北调”，前句指创作方法，后者指文学语言。这是他数十年创作实践总结出的理论，也是珠江文派作家群相通的宽宏“海气”在创作风格上的精辟概括，可谓画龙点睛之语。还值得汪意的是，这批经典作家成员，部分是走南闯北的岭南人，部分是多年前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广”，这也当是珠江文派特有“海气”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五“气”，是广东作家相通为“派”的血脉，是珠江文派的风骨和特质。欧阳山、陈残云、秦牧等经典作家，以“记住乡愁”的经典作品，留下以广东本土为主的山水乡愁记忆，又从中创造并留下以“五气”相通而聚为文派的历史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当今广东作家队伍，大多从外省入粤不久，对广东本土生活体验尚不深，写作气派的相通和凝聚力有待加强，如能像这批前辈作家那样，以“记住乡愁”而坚持深入广东本土生活与创作，以“五气”相通而承传并发展珠江文派，广东文学的更大并持久繁荣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

黄伟宗，现为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珠江文化理论的首创者和倡导者，当代中国珠江文化工程的实践者，总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填补中国珠江流域文化史空白，专著有《黄伟宗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