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本小说集，名为《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里有一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与非，我与万物，都是相生相待相化的。这听起来很玄，却与我们有关。只要我们生存着，就一定有着生存的烦恼，就有着对死亡的思考。我们在一日三餐中静数时光，却在举筷的一刹那，看到窗外银杏叶黄了，继而随风飘落。此时我们陷入沉思，曾经也是这样的场景，与我们同桌举筷的老人，现在何处？多年后，也会有人在这个场景下，怀念已经离去的我们。正是这生死之间的领悟，让我们渴求生死之间绽现的意义之光，在超越生死的层面领会生命。

读书的时候，我曾在美国一所大学待过几个月。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为我小说处女作《彼岸天堂》的来源。美国当地同学邀请我去教堂，我听到神圣的赞歌从四方响起，我看到大家互相拥抱着忏悔，并表达爱意。一位红脸颊的老人问我，你看到自己的灵魂了吗？我不禁问，我的灵魂在哪里？而我就像跪在雪地里向达摩求法的少年神光，当达摩问我心在哪里时，我寻找那心，却不知道心在何处？

我承认，哥特式教堂里的音乐很神圣，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那飞升的教堂尖顶上，我却没有看到我灵魂的栖息。那时我想，我一直努力追求那种哲学上、灵魂上的超越到底在哪里？

直到我读到《维摩诘经》里的一句话“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把众生的病当成我的病，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我突然明白，我必须在另一个维度追求人生的意义，向上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体味每一种人生，关心每一种人生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我小说写作的原点。我想，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有的担当。在我看来，一粒尘沙也是一个圆满足具的世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人的不圆满，就是这个世界的不圆满。我并不仅仅把这种担当作为所谓的亲近生活，因为我们本在生活中。我更希望在生活中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淬炼出精神，并让生活中的人们不时抬头看看天空。学哲学和写小说好像是两条道路。实际，这两条道路如同两段旋律，将会在某处融为一个乐章。就像物理学家在寻找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弦理论，我也在寻找能够统摄我人生的那根弦。

我曾在政府做过扶贫工作，某次工作中我遇到“阿娟”，她是我小说《方死方生》里“阿娟”的现实原型。她养活着残疾丈夫、孩子，还有患精神疾病的弟弟、弟媳和孩子。我站在他们面前，她弟弟坐在地上对我傻笑，弟媳跑到门口捡起鸡屎塞进嘴里。阿娟刚上完夜班，头发灰白，驼着背。她痛苦地看着这一切，却没有力气去阻拦。在他们面前，我笑不出来，更哭不出来。我想，是什么给了她勇气去担当这一切？在人性被认为是自私的前提下，她如何可以做到利他？但讽刺的是，她对家庭的拯救的方式又让她陷入道德的泥潭。这是否意味着，在道德崩溃的人世间，还可以另一种蔑视道德来显示神性的微光？此外，我还想用“方死方生”来谈论一种相对性，关于女警察与阿娟的幸或不幸，还有我们每个人看待事物的道德评判。

《罪愆》这篇小说也取材于几个真实案件，但我并不想分析案件，展示侦破过程。我特意用了“愆”字。这个字也是“罪过”的意思，但这个字的构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想用“愆”上面那个“衍”字来暗示罪恶的衍生，用“心”来询问我们每个读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关于罪恶蔓延的故事。因父母出外打工，小兔在少女时被邻居老人强奸，导致后来她心灵创伤，在某种触发下杀死了台湾商人。保安林军企图保护小兔而顶罪。警察郑维平知道真相，但无法决定应该逮捕谁。他对小兔有发自内心的喜爱，又不愿意无辜的林军死去。结局是一种悲剧式浪漫，郑维平企图带着小兔亡命天涯。其实，这可以看作是郑维平对自己生活的反叛和企图。好像他不再是重复价值或者遵从价值，而是要创造价值。我更想探寻的是，这罪恶的蔓延从哪里产生？是人之罪？还是社会之罪？会否成为一代人的悲剧？

《彼岸天堂》本身就带着讽刺，彼岸是否真有天堂？如果对于欲望来说，那天堂也许是地狱。但我想讨论的是，欲望是否就不合理？所以，对女主人公林雅，我当然无法评判，但我尊重她的选择，也许她没有选择。对男主人公肖恩来说也是这样，他仅仅只需要一点尊重。人们所想的往往不同于所遇的，所做的也不会同于所赞同的。这就是人生的悖论。人生就像驾车，拉车的是黑白两匹马。我们以为可以驯服马车，因为白马很听话，按照我们的意愿前进。但我们不知道还有一匹黑马，它随时会失去控制，任由我们如何抽鞭，还是会偏离轨道，把人生带去无法预测的境地。但这本身，就是人生。我很难定义在我眼里的文学是什么。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里说：“文学的正当性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无须思考。”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着，我眼里的文学是什么。我把写小说作为探索文学的开始。作为不那么年轻的新人，我缺乏练习和技巧，我必须以勇气对抗恐惧。那勇气来自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告诉我的手，把这些写下来。我每写完一篇小说，会关上电脑，到林中去漫步。在自然中我不需要考虑太多，有关技巧、标准种种，我仅仅是在直观，在感受，体会一束光从树叶缝隙穿过，斑驳的影子里有无法描述的美。用心感受世界，用语言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想，只要文学还有审美的意义，它一定会永远存在。

我在写作中也有困惑。中国并没有小说的强大传统，我必然要走向西方的伟大小说经典。但从内核层面来说，对惯常学习的西方世界体透人性的经典，我总觉得隔着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东方内心根本的视域不同。我们并不善于分割看待一切，分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让善恶镶嵌在人生中，并纠结人性。也许我们更加根本的文化起点是大化流衍的生生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妙悟一切，追求心性的完整和自由。如同我前面所说，领会生命本身。我记得有一位印度诗人说，我们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人家的。我想，如果总是亦步亦趋，没有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文化气质的小说，我们能否创造真正的经典。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透过翻译，现代汉语也在演变，词语组合更加开放，句式呈现复合的迷人态势，语序也在变化中增添意味。我们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所有关于世界文学的伟大，必然也在我们的文学语言中体现。这并不是胡乱杂糅，却是历史的另一种契机，我似乎能感觉一种具有新审美感的汉语语言范式即将形成。同时，如果我们能把外化的形式内化于我们的文化，并与民族文化精神相结合，我们的文学将有另一番气象。我并不敢说，这是一个在现代意义上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但至少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愿是其中一位反思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