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和“魔幻现实”，是解读青年作家陈崇正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故事总发生在半步村，在这个相对集中的时空里，人物被不断唤醒，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唤醒陈崇正对于历史、时代、当下的感触，并杂糅了魔幻现实、民间传奇的叙事方式。

“世界正在剧烈的颠簸中失去形式，而陈崇正力图创造一种似乎源于萨满或精灵的幻术，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讲述。”评论家李敬泽如此评价了这位“80后”写作者。奇诡的想象力、变异的现实镜像，是陈崇正寻求小说接通现实的方式。因而他的小说都有复杂的情节和结实的密度——分身术、离魂术、巫术穿行其间，同时装置着乡村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种种现实映照，正如他所说，“小说如蜘蛛网一样布满生命的脉络，每一个丝线的颤动，都可以被感知”。

陈崇正热衷描写“分身术”这种技术，人被不断分割，是因为时间和情感的错位，“我在努力融入历史时发现了某种格格不入，也在这样的格格不入中发现了人世的况味”。人在时间里被折叠、分解，孤独、恐惧种种人生的底色也终将在时间里被消解，“这其中不可言说的诗意”正是他在小说里重复使用“分身术”的原因。

“要写能飞天入水的小说”，在最新出版的《黑镜分身术》一书的序言里，他如此勉励自己。飞天入水，即是小说既要有轻逸的气质，能够以想象力来超越日常逻辑，又要能迅速切入时代的机理，沉入现实的真实底色。他独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认识时代、当下的路径，在其间逆风飞翔。

记者：你的小说总发生在一个地方——半步村，有人称其为你的“文学地理”，在其中建立了一个言说与承载多种内容的空间。你曾说这样“既省事又能成系统”，但多次重复构建这个村庄横截面和纵向历史，应该有更多的考量。

陈崇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事原点。碰巧，我的叙事原点就是半步村。这个虚构的村庄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笔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谐音“半不存”的村落带有某种南方的寓言。如果不是半步村，也一定有另一个载体需要被用来承载我的想法和情绪。我多次试图用一大张白纸来描出半步村的地图，以期在小说中对村中各处的描述能更为严丝合缝，但我发现这样做非常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在于，半步村并非一个村庄，而是由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村庄组成，我当然可以将之具体画出来，像很多作家所做的那样，给出一种秩序。然而我似乎更愿意让它具备一种混沌的美感，让它有云雾缭绕，让它有各种模糊的边界，让它陌生而又自相矛盾。

有时候出现在一些场合，比如酒桌上，有些对文学不甚了然的朋友假装非常内行地问，你是写什么类型的小说的？我通常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我大概只能说我不是写类型小说的，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真的答不上来。但有一两回，旁边另外的朋友会帮我回答，他是写乡土文学的。很简单，你不是写半步村吗？当然是乡土小说了，久之我为了避免各种麻烦，也会直接答曰乡土小说。然后就会自然听到劝慰之声，比如莫言之后的乡土没有什么出路，城市文学会是未来主流之类的。然而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已然城乡莫辨了，农村城市化，城市也在农村化，哪里有真正的乡村了？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乡村？已经没有概念了。所以说，要去理解城市中的种种焦虑，要去深思这个时代的痛点和尴尬，切入点不在城市，不在工厂，不在流水线，不在咖啡厅，而在四不像的农村，在异化之后无法言说的农村。这个农村不是莫言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的农村，而是由推土机和远方没有乡愁的人们组成。

所以，如果说我在其中装入什么，那我什么都装不进去。毕竟作家并非思想家，作家应该做的事是去发现和呈现。即使如鲁迅那么聪明的作家，他面对凋零的故土，他的路数也是有选择的呈现。这种呈现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和情绪。是的，我反复强调这里面的情绪，只因为我在拆解和拼接中感受到了心头琴弦的颤动，那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来自陌生的当下，也来自遥远而值得缅怀与反思的过去。

记者：你的半步村是一个集合了魔幻、民间传奇、现实镜像的叙述空间，分身术、离魂术，甚至巫术、神秘力量都被你拉来使用，魔幻逐渐成为你小说的一个有力武器，其实你的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魔幻的，但这种夹杂着通俗小说叙述的先锋“魔幻”或者说“魔幻现实”确实成为你小说的重要风格。它们让你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了吗？

陈崇正：这几年的创作，我似乎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笔触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写实的，这在《半步村叙事》中得到表现；另一类，则更为奇思妙想。对我而言，小说的难度考验上，如果无法深刻，那么也无妨让笔下的世界更加有趣。就如我让“破爷”一次次走进半步村，这个不存在的人物，和不存在的魂机一样，代表了诗意对破碎的一次次进军，分身术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长矛在空中举着。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姿势能表达什么，或者说，我只是遵从了内心的某一种自觉：应该如此，于是便如此。从技术上考量，这样的“奇技淫巧”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在炫技方面，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分身术等技术设定的组装方式：根在岭南，根在潮汕平原，但折射和吸收的，其实是我一次次旅途所见，一次次走街串巷，那些难得的采集。比如《黑镜分身术》中有个女孩叫谭琳，其原型就是我某次一个人到湘西凤凰旅行遇到的一个姑娘。那天从冷清的沈从文墓回来，我无意间走进了一家手绘店，店里挂满了各式的衣服，斑斓的，和还没有上色的白衬衫。一个女孩蹲在地上低头摆弄着调色盘。这女孩就姓谭，我坐在店里跟她聊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白纸一样的姑娘，长得漂亮，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也无意用什么纯洁之类的形容词来赞美她，相反，那是真空一样的空白：读完中专，学会手绘，然后就开了这样一家店。来来往往多数是跟她一样喜欢文艺风的小姑娘，信息的输入非常简单。我是第一个愿意坐在杂乱的店里跟她聊天的旅客，我们加了微信，然后其实就没有再联系了。两种生活方式，就如两条平行线，我每天都上蹿下跳地瞎忙，把自己搞得好像做什么大事情的一样可笑；而她大概就每天有规律地画画，卖她的白衬衫，会对很多人说她很无聊。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朋友圈里开始发一些酒吧的照片，以及一些在深夜骑行中认识的朋友，便知道她的生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她此后的生活，便是这个小说中另外人物的原型，比如她自己的分身，比如另一个奔放的姑娘关满。我想象的触觉，一直在观察着这样类似的人物，然后我悄悄将之组装到我的半步村世界之中，同时封上了叙事的密码。

记者：无论是分身术、离魂术还是别的什么，其实对应的是现实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处境，荒诞之下是一种现实焦虑，时代大潮碾压重塑了许多东西——乡村、情感、人性，可以发觉你对时代、历史、现实的兴趣很深。

陈崇正：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技术正在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我常常想，一个生活在1997年的人，该如何想想这个2017年的夏天：摩拜、微信、人工智能和王者荣耀。面对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也有它的侧面。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站在伟大时代的侧面，幽微的侧面，暗痕遍布的侧面。那里有普通生活的全部纹理，那是作家应该在的地方。在时代的侧面，有许多普通人经历过1997年，经历过“非典”时期，经历过悄然发生的信息时代。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具备重大意义。生命对他们来说，是由具体的一个个事件构成的。这么聊过于玄乎，还是举个例子，比如《葵花分身术》中，有两个来自中国香港的老人，原型是我在福建土楼围龙屋里遇到的两个中国台湾老人，他们是过来寻祖的。我跟他们有过短暂的攀谈，近乎于碎片的一个记忆，只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山风从围龙屋的门口吹进来。但那个下午的聊天，居然让我念念不忘，回响至今。直到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两个老人突然就浮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布满口袋的马甲，他就是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眼镜和记事的小本子的。这两个老人，一定早就忘记了当日那个找他们问东问西的小胖子，从他们的角度看过来，我不过是他们寻亲之路上的某个路人。而他们对我来说，代表了一类人的共同记忆，夹带着战火、饥饿和奔逃的人们。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记忆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我们以为会牢牢记住的，总是被淡忘；而某些不经意的情景，会随着时间而奔突、侵袭、反刍，如同一个焦急的孩子，要你知道它一直都没有被时间冲走。所以说，我们不过是在时间里被折叠的人罢了，因为我们的记忆储存方式，已经完美地帮我们折叠了我们的前半生。

记者：陈培浩在与你的一次对话中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在做加法，文学地理加上时代、历史忧虑，再加上魔幻象征，在实与虚的辩证中让很多东西澄明、露出水面。最近出版的《黑镜分身术》一书是一次集中展现，但你却在序言里说担心自己走了偏锋，怕走什么偏锋？这样的叙述又会继续多久？

陈崇正：对我来说，我大概是暂时使用了分身术。我不会长期迷恋某种技术。或者说，我还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就如《黑镜分身术》书中的五个故事，它们分别写于不同的时间，所以也具备各不相同的五种形态，而不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叠加。或者说，我进行的是流动的加法，这是我的游戏。或者这种游戏方式会继续进行下去，也或者会有新的玩法。在众相纷纭的庞大世界面前，当作家穷尽想象希望介入现实的时候，他将别无选择地滑向先锋。而这种先锋，便注定是流动的先锋。所以，先锋在被定义之前，都会被认为无法远走的偏锋。

记者：其实孤独、恐惧、虚无，你小说里这些元素也有很多，甚至这些东西才是你小说真正的底色，这些可能是你对人的生存感觉的一种认知。

陈崇正：如果人生是一个巨大的游戏，那么，让我们完美进入沉浸式体验的，正是孤独、恐惧、虚无之类的生存底色。能让我们觉得我们活在时间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孤独和恐惧，终将会在时间里被消解，这其中有不可言说的诗意。对小说家而言，慢火炖煮这些终将消解的生存感觉，控制好火候，就可以在其中安插任意的插件，比如分身术，比如其他的想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