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宵著作 《越人城记》

虞宵，本名虞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清远市连山县吉田镇，祖籍浙江金华，越人后裔，广府人系。二十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主要从事乡村、城市文学和民俗、社区文化研究。现为《红棉》杂志主编，深圳市龙岗区作协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浮萍上的蜻蜓》《越人城记》等4部，有散文、诗歌和论文发表在《中国作家》《中华辞赋》《作品》等刊物。

作为同时代人，作家虞宵的个人经历就是风云时代漂泊一族的一个缩影。她来自人潮深处，带着百越族罕有的“倔强、敏感”，不卑不亢，言词简洁精练，以冷静和克制写下所见、所闻、所遇、所思以及所爱，如面对汪洋大海，无论波平如镜抑或狂风恶浪，让人每每涌上来的却是往事的回归和心灵的顿悟。她以深刻的个人体验诠释纷繁时代下人物的命运，饱含正义与博爱情怀，彰显人格之力，这是我阅读虞宵散文集《越人城记》后获得的强烈感受。

在《生死遗忘》篇中，作家以近距离射击的姿势带领读者来到生活战场，再现和思索了城中村这一社会命题。“城中村的十元店最受欢迎，一套房几个房间，密密麻麻摆放着上下铺，过道逼仄，稍胖一点的人要侧身才能挤过。房间充斥着汗臭、脚臭、体臭、口臭。晚上你的耳朵会被一片呼噜声、梦呓声包围，让你无法入睡，也要强迫自己入睡。”无论是否有过类似经历，近在眉睫的名词和动词让你的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全部张开，如临其境或昔日重现，精确的文字一片一片剥离了生活的洋葱，辛辣之感已到心眼之上。貌似平淡的描述蕴藏着痛入骨髓的分享，那就是异乡人对现实和明天的双重无法把握，如影随形的失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血淋淋的生死存亡情节。文中列出的命案让人悲愤交加，抑或扼腕叹息，以及引发深层次的自我审视和安全防范意识，也正是文章的精神价值所在，而非一般道听途说的诸多闲文，博人一笑或点击。

“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写作者，做一个关注现实的写作者，一个时光中的闲逛者，生活夹缝中的观察者。”目及之处，从乡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内到国外，从过去到现在，人生万象，作家虞宵的笔墨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情感流露，而是以点带面，以少胜多，或以“小”题材见“大”意义，折射出更多的、纷繁时代背景和大众生活，通过具体问题和经验道出个人真知灼见，这是一种担当和人格魅力。

《发廊简史》展示的是鲜活的现代浮世绘和个体命运的无力感。发廊，这个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歧义的名词已形成一种特殊符号，并产生巨大的心理隔离带。然而，作家用心记录了一个清远发廊妹的故事，她自食其力，依靠一手一流洗头手艺默默生活在暖昧的灯光下，“清远妹的这双手，在十年的洗头生涯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旷日持久地洗、揉、搓，把岁月洗得发白，把时光搓成碎片。”这些毫无修饰的词句托举起一个普通劳动者勤劳、敬业、忍耐、坚强的代言形象。如果强调写作“趣味”，作家虞宵敏锐的目光穿过世俗不屑一顾形成的“密云迷雾”，以事实为依据，突出人的精神光泽和内在生命力量。

关于命运，无论是面对个人还是时代，都需要内在的判断力和进取精神。在物欲横流、道德溃败的生存困境中，是摇旗呐喊不忘初心还是随波逐流举手投降？《人间心事》讲述了一个小伙子在深圳八年，又返回到北方小县城的故事，掺杂了人生飘浮感和失落感。作家并不徒留感叹，而是正面分析问题之核：“我们都有原罪，但我们总是惯性地将一切压力，一切不如意归于社会，归于体制，却从不自省。”现代人的浮躁之处正在于推卸责任、缺乏自省精神以及乐观、豁达大度的心境，事业一旦受阻，就是埋怨、回避或放弃，有始无终。“面对某些不怀好意的目光和流言蜚语，于是，我大笑一百声，然后聚一吨能量，继续仰头前行。”作家以身说法，豪气吞云，矢志不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正如散文集《越人城记》序中所记：“我赤脚走在南粤的大地上。”“赤脚”二字暗含精髓，除了传递出作家个人体验的艰难险阻和真情实感，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无所畏惧和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