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是珠江支流西江出海口的一个岛屿，其西面，是俗称“崖门”的海道，其东面，则是伶仃洋。“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著名的《过伶仃洋》的诗句就是在这里写的。也是在这一带，737年前（公元1279年），一个王朝为自身的存亡而苦苦挣扎，并留下了最后的绝唱。

在中国历史上，广东与广西、福建等地，因为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两宋以前，从来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或其他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风云际会无缘交集。然而在南宋末年，以及三百多年后的明末，广东、福建却都成了南宋及南明流亡政权最后的立足点，这当然也与它们僻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从新会城区往南，车行约50公里，进入一片山地。山势并不十分陡峻，林木葱郁。不久，一座巨大的仿宋代战船形状的大门出现在眼前，这里就是崖山海战纪念馆，也是当年宋元海战的遗址。

5月的广东，正是凤凰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崖山祠最高处的望海楼远眺，青山绿水间，但见一簇簇红艳，如同天上飘落的云锦。崖山海道，水汽氤氲，薄雾弥空。江对岸，平林漠漠，沙鸥起落。在出海口处，东面的崖山与西面的汤瓶山突然收束，形如一道门，故称“崖门”。

一

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宋恭帝赵显在杭州向元军统帅、中书右丞相伯颜奉表投降，宋军在南方的抵抗力量节节败退。为彻底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元军从杭州一路追击南逃的宋朝二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被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伶仃洋带往崖山，南宋陆上的抵抗力量基本消失，只剩下海上的二王势力。

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蒙古汉军元帅张弘范和副帅李恒率领数万元军从东南北三面把宋军包围在崖山。此时的南宋小朝廷，尚有军队数万，战船千余艘，连同文官、后宫及其他随行人员共约20余万人。决战前夕，有幕僚向宋军统帅张世杰建议，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万一失利，还可以向西撤退。此时的张世杰被长年累月的逃亡拖得心烦意乱，又担心分兵引起军心涣散，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并下令焚毁崖山上全部宫殿、房屋和集市（一说是张弘范派兵焚毁的）；又下令将千余艘宋军船只用绳索结成水寨，固定在海中的一块巨石上（即后世所称的“奇石”），赵昺的“龙舟”置于最中间。不久，张弘范军队赶到，封锁了崖山出海口，并派兵断绝了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吃了十多天干粮的宋军，口渴难耐，只能用手捧海水解渴，喝后呕泄不止，委顿不堪。这期间，张弘范还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被文天祥拒绝，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在张弘范强行要求下，文天祥只好把之前写的《过伶仃洋》诗抄写了一份给他。当看到诗的末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弘范笑而置之”。这一笑，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表露无遗。得知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三次让他前去招降，均被张世杰拒绝了：“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史载，当时除了宋军的千余艘战船外，新会西江、潭江一带的渔民也驾驶着一千多艘“乌疍船”前来协助宋军作战。

祥兴二年农历二月初六，一场海上大决战开始了。天亮时分，海水退潮，李恒从北面顺流攻击宋军，“世杰以淮兵殊死战，矢石蔽空”。中午，海水涨潮，南面元军又乘潮向北攻击。张世杰腹背受敌，却越战越勇。于是，张弘范用布幔将战船遮挡起来，将士兵藏在盾牌后，逐渐靠近宋军船只，宋军的箭簇把布幔射得像刺猬一般。张弘范又故意在战船上奏起音乐，让宋军误以为元军在举行宴饮。就在宋军麻痹松懈之时，元军迅速发起进攻，“弓、弩、火、石”齐发，顷刻攻破宋军七艘战船，宋军瞬间崩溃。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崖海上风雨交加，浓雾弥漫，“咫尺不相辨”。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砍断绳索，带十余船突围而去，并派小船冲到宋帝大船边，想把宋帝转移到小船上一齐出逃，但左丞相陆秀夫担心来人有诈，不肯让宋帝上小船。及至元兵逼近，陆秀夫估计难以逃脱，于是先仗剑将妻子孩子赶下海。他的妻子在海里紧紧抓住船梆不放。陆秀夫对她说，你还害怕我不来吗？都去都去。他的妻子这才放手落入海中。随后，陆秀夫对宋少帝赵昺说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注：指在杭州投降的宋恭帝赵显）辱已甚（注：已受到极大侮辱），陛下不可再辱！”于是背着九岁的宋少帝赵昺跳下海去。宋军船上的后宫、大臣以及众多随行者也纷纷跟着跳入海中。剩下的八百多艘战船尽数被张弘范掳去。“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在元军船上亲眼目睹宋军覆灭的文天祥悲恸欲绝，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宋军战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元军战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节选）几天后，出走交趾（在今越南境内）的张世杰，返回广东招集残部，在阳江对面的海陵岛海面遭遇飓风坠海而死。

硝烟散尽，望着散落在海面上的断桅残楫，张弘范踌躇满志。史书记载，灭宋后，张弘范“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在崖山的南边，摩崖刻石，纪功而还）。这块石头，就是原先宋军在海面上用来固定战船的巨石，据说有二三丈高，后人又称其为“奇石”。张弘范在上头刻的什么字呢？一直以来都说刻的是“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又传明代陈白沙（即陈献章）愤其汉人率蒙古军灭了父母之邦，就在这十二个字前头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其实这是后人的演绎，因为张弘范出生在河北，那时河北已经是金人统治的区域。张弘范从来没有在宋境生活过，也没有在宋朝当过官。白沙先生是明代硕儒，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不会妄加一个“宋”字。更严重的错误是，元朝只有“镇国上将军”军职，而没有“镇国大将军”。元史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授张弘范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十五年，又授蒙古汉军都元帅，命其前去剿灭流亡的宋廷“二王”。张弘范灭宋一年后即去世了，在由其子张珪所立的墓志铭上把他的官职刻得清清楚楚：“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证明张弘范当的是“上将军”而非“大将军”。令人不解的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墨客或读过这段历史，或到过崖山，都把石刻上的字说成是“镇国大将军”，恐怕都是口耳相传，却无一人仔细核查，以致以讹传讹至今。

1486年（明成化22年），监察御史徐瑁因对奇石上十二字深恶痛绝，命人凿去，欲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由于众人对怎么写意见不一而未刻成。建国初期，为了疏通航道，原立于水道中间的凿字奇石被航道部门炸毁，奇石上的刻字内容再也无法考证。1964年初，新会县请国歌词作者田汉书写“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十三个行草大字，刻在原奇石所在的近岸崖壁上。其地在崖山祠南约3-4公里处的某海军基地内。（注：田汉题字落款日期为“四月一日”，因此，新会人应是在此之前约请田汉书写。）

二

数百年来，人们痛惜宋朝这样一个工商业极端发达、科技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朝代，毁于蒙古政权的铁蹄之下。翻阅历史，早在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已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大都市。《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小时生活在开封，宋室南迁后他回忆那时的东京（即汴京开封）：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东京梦华录序》）

这是北方都城的花花世界；东南的杭州，同样花团锦簇。柳永《望海潮》词歌咏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流传甚广。据说金朝皇帝完颜亮听到这首词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隔年他果然率六十万大军南下，放言“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却意外地死于内部兵变，梦想成空。

一个王朝的兴起与灭亡总是有多种原因。有宋一代，强敌环伺，辽、西夏、金、蒙元等游牧民族政权，先后与王朝共存，相伴始终。但一部宋代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它的“崇文抑武”和“苟且偷安”。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禁军首领）的身份，在陈桥自导自演了一幕“黄袍加身”的戏剧，兵不血刃夺得后周政权。这一侥幸行径竟然成了他的一桩心病。因为担心将领们故伎重演，建政之初，他就以“杯酒释兵权”剥夺了一些将领的军权，并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军事将领的权力，比如由文官执掌枢密院（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宋代武官当上枢密使的只有曹彬、狄青、韩世忠、岳飞等少数人。），削弱地方军事长官的管辖权、财政支配权、调兵权，实行“更戍”法（轮换驻地，兵无常帅，将无常兵）等等。赵匡胤有一句名言：一百个文官纵使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大。这种刻骨铭心的对武臣防范，自然使得有宋一代，军事将领再难形成藩镇割据势力，威胁中央政权，但同时造成了宋朝武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低下。南宋朱熹在总结宋朝国力软弱的原因时曾经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文天祥在南宋灭亡前夕也上疏痛陈“宋惩五季之乱（惩：以……为戒；五季：指唐亡以后北方先后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寝弱：渐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所以一遇强敌，宋朝只能割地、纳币纳绢求和。两宋期间，宋朝分别与辽、西夏、金签署了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庆历和议（以上北宋）、宋金绍兴和议、宋金隆兴和议（以上南宋）等四次和议，每次多则“岁贡”二三十万两匹（银子、绢），少则几万两匹；而且还要自贬辈份，称呼敌国统治者为叔皇帝、伯皇帝等等。宋与辽、金、元的北方疆界也被迫从黄河以北退到黄河以南，从黄河以南退到淮水-大散关，从淮水-大散关再退到长江一线。“靖康之变”，徽“靖康之变”，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金意志空前高，一大批忠义之士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老将宗泽在驻守东京期间，一年之内连上二十几份奏章，力主高宗还都东京主持抗金，但宋高宗赵构却为保住自己的皇权，坚持求和政策，对他的这些奏章置之不理。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1128年7月29日），宗泽忧愤成疾，临终前连呼三声“过河（黄河）！过河！过河！”宗泽死后，岳飞继承遗志，岳家军所向披靡，一度打到汴京附近的朱仙镇。正当岳飞豪情满怀，准备指日渡河，并扬言要把金人赶回老巢，与诸将举杯痛饮（“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为辽、金政权的发祥地。）之时，一天之内，十二道撤军金牌却从临安（杭州）马不停蹄地送到了他所在的前线。“（岳）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面对功败垂成，岳飞满腔悲愤。当岳飞准备班师回朝时，当地百姓拦在马前恸哭，诉说道：“我们顶着香盆、运粮草来迎接官军，金人都知道。相公走了，我们将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下来。”“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为了等待百姓随其南迁，岳飞特意停留了五天，跟随他往南迁徙的百姓拖家带口，像赶集一样，挤满了道路（“从而南者如市”）。（《宋史·岳飞传》）然而，岳飞没有想到，更加悲惨的政治迫害在等着他。为了扫清求和路上的最大障碍，金人与宋高宗、秦桧等都必置岳飞于死地。随着大理寺狱中那一声声“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呼喊，宋朝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随风而逝。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在岳飞被迫害死前一个月，南宋朝廷迫不及待地与金朝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割让从前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南宋再次与金国签订和议：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宋朝每年给金朝的“岁贡”改称“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宋王朝再次以屈辱的和议换得了政权的苟安。

和戎诏下十五年，　　

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　

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白发。

（陆游《关山月》）

当陆游愤慨南宋统治者一味苟且偷安，置中原失地于不顾，悲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同上）时，在江南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辛弃疾遥望“楚天千里清秋”，独自“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在统治阶层的苟安政策下，他们一个慨叹自己“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一个万般无奈地戏称“却把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曾上《美芹十论》和《九议》奏章，提出抗金军事策略，被当政者束之高阁。），在自我解嘲中内心悲凉如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湖的歌舞通宵达旦，无日或休，南迁的达官贵人们在醉生梦死中已经忘记了故园风物，“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意），有几个人还会在意“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终于有一天，蒙古帝国狂飙突起，千千万万只铁蹄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曾经强悍一时的西辽、西夏、金、宋王朝转瞬间灰飞烟灭，都以为可以永世保有的荣华富贵、锦绣乾坤，顿时化作华胥一梦。

三

公元960年，当赵匡胤从周世宗柴荣的孤儿寡母手上夺得后周政权时，他是否会想到，320年后，他的江山也会在幼儿的手上失去？这难道是宿命吗？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天，当我站在崖山顶上，眺望曾经的古战场，时光如潮水漫过我的周身，一个王朝的影子仿佛正消失在远处的岚色烟光里。岁月抚平了一切。当年刀光剑影、箭石纷飞、硝烟弥漫、舟楫交攻的海面，如今平静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水面依然宽阔，但已不到原先的三分之一，岸边的一片绿野平畴，曾是当年折戟沉沙处。

    江山易主，王朝更迭。几千年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着这一循环剧。每一次朝代的更迭，无非是从姬家人入主天下，换成嬴家人、刘家人、赵家人、朱家人……。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的政治运作、社会管理带来制度性的改变，老百姓永远是社会最卑微的群体，是各种权力砧板上的鱼肉。黑格尔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抛开一些过激的言辞，如果从政治文明的进化角度来看，黑格尔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当王朝肌体内流动的依然是专制独裁与世袭的血液，天下是赵家的还是朱家的对老百姓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一点，古代的中国百姓虽然没有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思辨，却也能直观地表达出他们的感受：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元·张养浩·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

（2016年6月初稿，2017年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