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7日，与同事赴惠州公干。

惠州在广州东面，距广州近两个小时车程。沿途风物，似曾相识。同事告诉我，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职，并留下了许多诗文。闻说，内心不免惊喜：不意甫到广东，即与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全能型天才邂逅于惠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闪耀着珠玉般光芒的诗句，以及他的磅礴恣肆的散文，他的随性放浪的书法……曾经让青少年时的我一次次惊艳不已，滋养了我的性灵。

惠州是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开阔整洁。东江水穿城而过，水质清澈，因此东江还有一项使命，即向香港供水。我们入住的惠州西湖宾馆，景致清幽。从宾馆望去，远处一堤如痕，曲桥如带，湖面几处山石如古诗中的青螺探出水面。当地人说，西湖有众多的景物与苏轼有关，他的最后的红顔知己王朝云也葬在这里。

苏轼一生似乎总是与西湖有缘。他先后两次在杭州为官。第一次，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因与朝中变法派政见不同，苏轼自请外放为官，（政见不合，自请外放，似乎是宋朝官员的惯常做法。既可表示自己人格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避祸。），任杭州通判。在这里他邂逅了晚年的人生伴侣王朝云。据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一次受邀到西湖宴饮，被舞姿曼妙的王朝云打动，即兴赋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人说，这首诗表达了苏轼初见王朝云时的美好感觉。随后主人将王朝云送与苏轼为侍女，后为侍妾。第二次，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期间，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堤岸，解决了百姓出行困难，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把这条堤岸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巧的是，苏轼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条“苏堤”。史载，当时西湖两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极为不便。苏轼倡议筑堤修桥，并带头“助施犀带”（捐出犀牛角腰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修成，苏轼写诗描述了当时百姓喜庆的场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也把这条堤命名为苏堤。“苏堤玩月”成为西湖八景之一。杭州、惠州之外，苏轼在任安徽颍州太守时还在当地疏浚了一个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它们都是苏轼为政一方时的惠民之举。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西湖寻幽。进入西湖大门，不远处即是苏堤，一块大石上刻着“苏堤玩月”四个字。苏堤两旁湖水轻漾，绿影婆娑。堤上晨练的人三三两两。堤对岸，一山如屏，即孤山；有塔高耸，即泗州塔。塔始建于唐朝末年，苏轼寓居惠州时称之为“大圣塔”，并在《江月》诗中对湖光塔影作了极美的描绘：“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从大圣塔下，沿路问当地人苏东坡纪念馆及王朝云葬处，均能一一指点。

王朝云的墓地就在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边上的松林之中，墓旁有一座亭名“六如”。周边松树稠密，环境幽静。当年，苏轼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几个侍妾相继离他而去，唯独王朝云跟着他到惠州。那一年，苏轼已经59岁，垂暮之年，王朝云才30岁出头。朝云体弱，日子在与“经卷药炉”相伴中度过。未曾料到，第三年，王朝云还是得病而亡。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墓志铭说，王朝云粗通佛法，临终前，口诵《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语而逝。下葬后，孤山栖禅寺的僧人取《金刚经》句义，在朝云墓旁建“六如亭”来纪念她。关于王朝云，还有一则故事，说东坡有一天退朝，吃过饭，摸着肚皮对侍儿说：“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一婢马上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说：“满腹都是学识。”坡也不以为然。至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由此对王朝云更加爱怜。所以朝云死后，苏轼为她写了一副楹联，表达对她的怀念：“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据说历史上惠州的老百姓常于农历十二月初五王朝云生辰日拜祭她，恐怕也是敬重她的为人吧。

苏轼一生，因为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仕途坎坷，几起几落。除了短暂做过京官外，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贬外放，可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年），因以“文字毁谤君相”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文字狱”了。（中国“文字狱”可谓历史久远。在专制制度下，臣子、百姓因与君主一言不合而身陷囹圄甚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数不胜数。至清代，“文字狱”登峰造极。）因为宋太祖“圣朝不诛名士”的遗训，苏轼侥幸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一个小地方的军事助理）。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朝中政敌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在赴任的路上，又再贬为宁远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2年零10个月共940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160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

惠州地属岭南。唐宋时期，岭南一带仍被视为“瘴疠之乡”，是流放犯官罪臣的地方，也是一种极重的惩罚。当年韩愈因力谏唐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他有一首写给侄孙韩湘的诗这样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认定自己必死于岭南的瘴气。同样被贬岭南，苏轼的诗文中，却很少见到自怨自乂的文字。相反在逆境中，他却能写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以及“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样的诗句，表现出随遇而安的闲适心境。这不能不与两个人不同个性、学养有关。韩愈给人印象更多的像是一个正人君子，谨守儒家道统，一门子心思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而苏轼则更加旷达，更富艺术气质。苏轼作为士林领袖，内心当然会有儒家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你看他在密州为太守时，带着全城百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何等意气风发，内心渴望着皇帝能够再用他为国立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又深受老、庄及佛家的影响。苏轼的弟弟苏辙说，苏轼早年跟父亲学贾谊、陆贽（汉、唐时期著名的政论家）等人的文章，后来“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因此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或境况，他时时流露出摒弃名利，追求自由的老庄哲学思想，如《临江仙》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平生”，以及《前赤壁赋》中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向往。

自由与名利，从古至今，多少人在这二者间苦苦挣扎，身心俱损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唯有具大智慧者能看得穿，能放得下。苏轼即属于后者。《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位大夫先行前往致意，对他说：“楚王欲将国事相烦累。”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现在用竹箱装着它，用绸缎盖着它，供奉在庙堂里。 你们说，这只乌龟是宁可死去，留下骨头来彰显尊贵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好呢？”两位大夫说：“自然还是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了。”这是庄子典型的对待名利与自由的态度。苏轼对庄子思想情有独钟，深受他的影响。 反映在人生态度上，在顺境中他能畅意尽欢，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当其从京官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仍然能“幅巾芒屦，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被贬惠州，“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甚至在被贬到海南儋州，在没有基本的饮食炊具，缺医少药，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也能啃着芋头，喝着淡水，以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应该说，老庄的崇尚自由，轻视名利的思想，帮助苏轼疏解了不少因仕途不顺而带来的人生压力。

苏轼何其不幸，在其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人生垂老之年，于此痛失幼子（王朝云在惠州曾生一子，不满周岁而夭折）和爱侣；苏轼何其有幸，惠州官员百姓以极大的友善和包容，接纳了他的戴罪之身，给予他平静安适的生活。而苏轼也以他的仁心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才华，为惠州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众多珍贵的诗篇，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4年后遇赦北返。此时的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饱经宦海风涛、世态炎凉之后，心灰意冷的苏东坡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自嘲。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州。

（2015年11月初稿，2017年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