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

    《文学评论》杂志已走过六十年路程了。它敏锐地感应着时代变革的浪潮，始终贴近时代的脉搏，始终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步伐同节奏，为新中国文学研究树起了一根标杆与旗帜，并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心目中的最爱，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我是1977年才上的大学，愚智开启甚晚，《文学评论》的前二十年路程我没有相伴而行，但它自1978年复刊以来的四十年路程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路程，我却有幸能感受它的感受，脉动它的脉动，并深情地投入并参与它的事业，伴随它的成熟我也成为它的一名同行者，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也从它的成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文学评论》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它非常具有节点意识和学科意识，也就是说它能非常敏锐地把握住文学随时代变化的节奏，在关键点上去观察文学、分析文学、引领文学。如在1978、1979年间，发起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1984年就开设了“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笔谈，它是1985、1986年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的先声；之后，它开设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文艺理论新建设”、“社会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笔谈”、“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二十世纪文学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等等栏目。对节点的把握，既是一种文学与时代的回应，又是一种学科史的建设，因为在相关的节点讨论文学重要的问题以及讨论有关文学发展的节点问题，都是可以进入学科史之内的。像“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抓住的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时间意义上的分析，讨论的结果是可以促发某些问题进入文学史的。同样，“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栏目，从1996年开设一直延伸到2009年，达十三年之久，它既是对“二十世纪文学”概念讨论的一种深化，又具有文学史学的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栏目则是对文学研究的研究，就更有学科史的意义了。

    《文学评论》对栏目的设置还能抓住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关键问题来展开讨论，并借此推动与引领文学研究的走向。像1997年开设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栏目，就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文艺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有深度的讨论，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厚重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也是在参加这场讨论当中开始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的（我的文章是《论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的融合》，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又比如2004、2005年“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栏目，虽然是由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与他的学生的争论引起的，但此问题的讨论关涉到在新的时代文艺学学科的定义与发展问题，关涉到文学是否终结或即将终结问题、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以及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审美问题。这一讨论与它设立的“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笔谈”栏目一道，共同推进了文艺学学科在新世纪头十年的研究与进展。也正是在这场讨论的驱动下，我于2005年在《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了《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一文，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对消费时代来临文学的意义生产作了积极的回应。

     《文学评论》的另一些栏目如“我的文学观”、“作家作品评论小辑”、“加强文学评论笔谈”、“当代诗歌价值取向”、“学人研究”等，紧密贴近文学、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实践，给学人以发挥的空间，常能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文学思想与观念。

    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评论》还设立“青年学者专号”与“新人评介”专栏，提携与奖掖青年学者，这对学界也是一种福音，对鼓励青年学者从事文学研究、提升他们的信心与能力是很重要的环节。在这当中发表文章的青年学者，如今有的已成长为“长江学者”或“青年长江学者”了。《文学评论》在培育文学研究人才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还见到，《文学评论》还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从当时的获奖名单看，其中青年学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1990——1996年的获奖者中，有吴承学、谭桂林、周宪、高小康等青年学者，如今他们都成为学界的领头人了。其中谭桂林在后续的两次评奖中继续获奖，吴承学则是将他的获奖论文《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视为是他学术研究的发端。

    在中国近百年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史上，一本杂志、一份报纸、一家出版社对一场文化运动、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推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屡见不鲜，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杂志之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国新诗》之于“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等等。《文学评论》之于新中国以来文学研究的作用与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在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站立文学前沿、引领学界风气等方面，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正值它创刊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我拟了一幅对联，以表示我的祝贺和祝愿，那就是——“桂馥兰香滋畹亩，金声玉振领风骚”。